一切在荒谬的稀薄空气中维持的生命都需要某种深刻而又持久的思想用以使自己富于生气，否则，它们就不能继续下去。在此，这也只能是忠诚的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意识的人在最荒唐的战争中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而且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矛盾之中。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回避任何东西。因此，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幸福支持着世界的荒谬性。征服或游戏，无限的爱，荒谬的反抗，这都是人在自己事先就获胜的论战中向自己尊严所表示的敬意。
问题仅仅在于忠实于论争的规则。这种思想就足以滋养一种精神：它过去支持过的并且现在仍在支持着的全部文明。人们并不否认战争。他或者为战争而死，或者为战争而生。荒谬亦是如此：关键是要与它同呼吸、共命运，并且承认从中得到的教训并重新获得其真谛。从这点上来讲，特别是荒谬的快乐，它本身就是创造。“艺术，惟有艺术是最高的创造，”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为事实而死。”
在我要描述并且以几种不同方式要读者体验的经验中，毫无疑问发生着一种精神剧痛，而在这剧痛出现的地方另一种剧痛则因之死亡。有关遗忘的初步研究，对于欢乐的召唤现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但是，支持着人正视世界的经常不断的紧张状态，以及导致人去接受一切的受到控制的昏乱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狂热。在这个世界里，事业就是支持其意识并且确定意识的种种奇遇。创造，就是生活两次。普鲁斯特对焦虑的探索研究，他对于花朵、地毯与焦虑的细致人微的描述就意味着这种创造。以此同时，他的研究除了连续不断和不可估量的创造之外，不再具有其他任何意义；而戏剧演员、征服者和一切荒谬的人在他们生活的每一天中都致力于这种创造。他们都企图模仿、重复或重新创造属于他们的创造。我们最终总是获得有关我们的诸种事实的面貌。在一个已背弃永恒的人看来，整个存在只不过是在荒谬的掩盖下的一种夸张的模仿。创造，侧是伟大的模仿。
这些人首先是知道、然后是竭尽全力遍及、扩大并且丰富这个他们刚刚涉足的没有未来的岛屿。然而，首先是要知道。因为，荒谬的发现与将来的激情在其中转化并自认合法的时间空歇同时发生。就是那些不信那稣的人们也会拥有自己的橄榄山。但他们不应该在橄榄山上沉睡不醒，即使这橄榄山是他们自己的。荒谬的人认为，问题不再是去解释或找寻出路，而是要去经历、去描述。一切都始于远见卓识的冷漠态度。描述，这是一种荒谬思想最后的企望。科学也是如此，若科学的各种理论已达尽头，那就会停止建树，并且会止步静观而只是描画现象的永远未开垦的面貌。心灵于是了解到：这种把我们运载到世界种种面貌之前的激情并不是从它自身深处而是从它的多样性那里来到我们心中。解释是徒劳的，但感受却留了下来，而且随着这种感受，产生了对一个在数量上不能穷尽的世界的种种召唤。我们在此理解到了艺术作品的地位。艺术作品标志着一种经验的死亡和这种经验的繁衍。它犹如已被世界组合起来的主题单调而又热情的重复：身体，庙堂三角楣上无数的画像；形式或颜色、数量或悲痛。要在创造者美妙而又稚气的天地里最后得到本书中最重要的主题，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否则，人们就会错误地在其中看到一种象征，并且会相信艺术作品最终能够被看作是荒谬的一个避难所。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而最关键的仅仅是它所作的描述。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但是，它第一次使精神脱离自身，并且把精神置于他人的面前，并不是为着使精神因之消逝、而是为着明确地指出这条所有人都已涉足但却没有出路的道路。在荒谬推理的时候，创造是跟随着冷漠与发现的。创造则标志着荒谬的激情由之迸发出来的那个时刻，荒谬的推理就在这个时刻停止了。创造在本书中的地位就是这样被确认的。
只需向创造者和思想者阐明某些共同的主题，就足以使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又遇到介入荒谬中的一切思想矛盾。事实上，这些矛盾并不是造成相近智慧的同一结论，而是这些相近智慧所共有的矛盾。它们因而就是思想和创造的矛盾。我甚至有必要说，这是促使人采取各种立场时的同一种苦痛。正是由此，这些立场从一开始实行就巧遇了。但是，我看到，在以荒谬为出发点的思想中，只有极少的部分坚持这些立场。我正是从思想的偏离和反叛出发，最精确地衡量哪些是惟独属于荒谬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应该同一下：一部荒谬的作品是可能的吗？
我们不能过分坚持以往流行的艺术与哲学是互相对立的专断观点。如果人们执意要追寻准确的答案，这种对立论肯定是错误的。如果只是要说这两种学科各自有其特殊的风貌，那这种对立论是有道理的，但它的内容却是模糊不清的。惟一可以得到证明的是一个被封闭在其体系的小圈子里的哲学家与一个被置身其作品前面的艺术家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但这对于我们在此并不太重视的艺术与哲学的某些形式也同样适用。认为艺术与其创造者互不相干的观点不仅仅是过时的，而且是错误的。为了反对艺术家，人们特别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建立起几种体系。但是，在任何艺术家都从来没有以不同的面貌表达一个以上的事物这点上讲，上面这种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转瞬即逝的艺术完美，艺术更新的必要性，这些只是由于偏见才变得真实。因为，艺术作品也是一种建造，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多少伟大的创造者都可能成为平庸无奇之辈。艺术家也同样，思想家约束着他，并且他在思想家的作品中自我生成。这种相互渗透的现象提出了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再者，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按照种种方法和对象——为了这些方法和对象，精神承认自己的目的是统——进行比较更加无用的了。在人为了理解、为了爱所提出的学科之间不存在什么界限。它们互相渗透，而且相同的焦虑把它们相混结合在一起。
我们先提到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荒谬的作品要成为可能，就必须要使思想在其最清醒的形式下干预作品。但是，若思想不是同时作为起支配作用的智慧，它就不会显现。这是沿着荒谬道路而陈述的理论。艺术作品的产生是由于弃绝了使具体事物理性化的智慧。它标志着肉体的胜利。正是清醒的意识激发起了艺术作品，但在这同一活动中，它又否定了自己。它不会让位于要在描述中添加一种堂而皇之的。更深刻的意义的企图，因为它知道这种意义是不正当的。艺术作品象征着智慧的一种悲剧，但它只是间接地证明了这种悲剧。荒谬的作品要求一个演员意识到这些界限，并且要求一种“具体”在其中除了意味着自身以外不再意味其他任何东西的艺术。它不能成为约束，即不能成为一种生活的意义或补偿。创造还是不创造，都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荒谬的创造者并不重视他的作品。他可能会和他的作品毫无关系，有时，他就与其作品毫不相于。他只需一片阿比西尼荒漠就足矣。在此，人们同时还能看到一种美学规律：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属于人的。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讲述“最起码的事”的作品。在一个艺术家的完整经验和反映这经验的作品之间，威廉•迈斯特和歌德的老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当作品宣称在一种解释文学的花边书页上已经提供了全部经验时，这种关系是有害的。而在作品只是在经验中锤炼出来的一部分，只是内部的光辉在其中绵延不断表现出钻石的一面的时候，这种关系又是有益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永恒负载过重，奢望过高。在后一种情况下，作品由于一种不言而喻的全部经验而繁殖衍生，人们可猜想到这些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对艺术家来讲，荒谬的问题就是获得这种超越能力的处世之道。最后，在这种气候下的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生存者，他明白在此生活是经历也同样是思索。作品因此象征着知的悲剧。荒谬的作品表明思想抛弃了荣誉。表明了它只是顺从于发挥表象和包含并元道理的图像的智慧，而这与思想也是断无联系的。如果说世界是清晰的；艺术则不会是清晰的。我在此并没有谈及形式或颜色的艺术，在这些艺术中，惟有最富于简朴精神的描述占有统治地位。表现是从思想终结的地方开始的。这些睁着空虚的双眼云集于寺庙与博物馆的青年人，他们把自己的哲学付诸于行动。在一个荒谬的人看来，这种哲学比其他任何图书馆都更有教益。另一种形态——音乐的情况也是同样、如果有一种艺术失去了教益，那就是音乐的艺术。它过于相似于数学，因为它避免借用数学的无效性。这种精神按照约定俗成的。分寸得当的规律，而与自己玩弄的游戏在我们有声的空间中进行，而在这个世界的彼岸，种种喧嚣汇聚交错，形成了一个非人的世界。它不再具有更纯净的情感。这些例证过于简单。荒谬的人承认这些和谐与形式就是他自己的。
但是，我还要在此谈到一种作品，解释的意图在这种作品中始终是最强烈的，幻想在其中自我确定，结论在其中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小说的创造。我要探讨的是荒谬是否能在这种创造中维持下去。
思维，首先就意味着要创造一个世界（或者说限定自己的世界，其意是相同的）。这就是从把人与其经验分离的基本矛盾出发，依照其回忆去找寻可使二者达到默契的天地，找寻一个被理性框束的大地，或者是一个能够解决难以忍受的分离的被类比照亮的天地。哲学家——即使是康德这样的哲学家——就是创造者。他拥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象征和秘密的行动。他还拥有自己的结局。反过来说，小说之所以压倒了诗歌与评论，仅仅是表现了——不管它表面如何——艺术最伟大的知化过程。让我们再特别考虑一下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一种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常常是与附着在它上面的槽粕进行较量的。低劣小说的数量不应使人们忘记那些优秀小说的伟大。后者恰恰与前者一起创造了它们的天地。小说有其逻辑、推理、直观和假设。同样还有对明晰的要求。我在前面谈到的传统对立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显得越发不合理了。在哲学与其作者很容易分离的时代，这种对立说是有价值的。而在今天，思想不再追求普遍的永恒，思想最优秀的历史将是其悔恨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当体系有价值时，它就与它的主人不可分离。美学本身在一种状态下，只不过是一种漫长的和严格的隐情。抽象的思想最终与其肉体的负担结合起来。同样，身体和诸种激情在小说中的描写更多地是按照一种对世界的看法来安排。人们不再是讲述“故事”，而是创造自己的天地。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就是说是和主题作家对立的。巴尔扎克，萨德，麦勒维尔，斯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作者，还有其他许多。但是，这些作家是依靠想象写作，而不是用推理写作，这种选择揭示了他们共同的一种思想，即认为任何解释的原则都是无用的，他们笃信可感觉的显象的启示。他们把作品看作一种结果同时也把它看成为一种起始。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但是，作品只是由于受到这种哲学的暗示才成为完整的。它最终使：种古老主题的变种合理化，但是使这种主题远离生活的思想是很少的，更多的思想要在生活中重新恢复这主题。思想没有能力使现实升华，它只止于去模仿现实。我们谈到的小说就是这种认识的工具，这种认识是相对的而且又是不可枯竭的，它与爱情的认识是如此相似。小说创造是对爱情的主动赞扬和丰富思考。我至少在一开始就品尝到小说的种种魅力。但是，我还在那些落魄受辱的王孙公子们身上感到同样的魅力，而我随后能够静观由此产生的自杀。我所感兴趣的，就是认识并描述能够使这些魅力向着幻想的共同道路而去的力量。下面我还要用同样的方法。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我得以简化概括我的推理并且不至于耽搁于某个确定的例证上面。我要知道，如果接受这种无可挽回的生活，人们是否也能够同意无可挽回地去工作和创造，我要知道，哪一条道路是通向这些自由的。我要把我的世界从其幻想中挣脱出来，并且只在这个世界里汇集我不能否认其在场的肉体的种种事实。我能够创作荒谬的作品，选择创造的立场，而不是选择另外一种态度。但是，一种荒谬立场要如此这般地保持下来就应该意识到它的无效性。荒谬的作品亦是同样。如果荒谬的诸种指令在作品中没有受到尊重，如果作品沉涸于幻想并引发出希望，那它就不再是无效的了。我就不再能够脱离它。我的生活就在其中获得了一种意义：这是滑稽可笑的。我的生活就不再是一种进行超脱的实践，也不再是消耗人的生命光彩与无用性的激情。
在解释的欲望最强烈的创造中，人们是否能够超越这种欲望呢？在这个对实在的世界的意识最强烈的虚幻的世界中，我能否始终忠实于荒谬而不沉湎于总结的欲望呢？后一种努力面临着同样多的问题。我们已经明白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这些是一种意识的最后顾虑：这种意识担心最终的幻想会使它失去最初的和难以应付的意义。对于被看作是一个意识到荒谬的人所可能采取的立场之一的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提供给这个人的一切生活方式也同样有价值。征服者或演员，创造者或唐•璜可能忘记了：他们的生活实践若没有对其无意义的意识就不可能进行。人们很容易习惯于常规，他们要赚钱以求舒适的生活，而且他的全部力量与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集中起来都是为着赢得钱财。幸福被遗忘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同样，由于欲求找到通往更伟大的生活的道路，征服者将改变方向。而唐•璜，他将会赞同自己的命运，并且会对这只因反抗才有价值的存在感到满意。对前者来说，这就是意识，对后者来说，这就是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荒谬都消失了。在人的心灵中充满着执着的希望。那些最纯朴的人可能最终会相信幻想。这种由于对平静的需要而决定的赞同与对存在的赞同具有亲缘关系。因而还有一些光明之神与泥塑偶像。而这正是我们所找到的表现人的各种面貌的中间道路。
我们至此讨论了荒谬要求的种种失败，我们正是从这些失败中最深刻地了解到荒谬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同样，为了提醒读者注意，我们只需发现小说创造可能像某些哲学那样也表现出暧昧性。我可以选择一部包罗上述一切推理的著作加以说明，这部著作标志着荒谬的意识，它的出发点是清楚的，风格是清晰的。这部著作的种种结局将于我们很有教益，如果荒谬在其中没有得到重视，我们也能知道幻想通过什么样的曲折道路被采纳。创造者只须一个明确的例证，一种主题。一种忠诚就足够了。问题是需要一种更加详尽的相同的分析。我将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著作来加以说明。本来我可以用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丰富的内涵与充沛的激情有助于直接地分析荒谬的问题，就像我们用之分析它已涉及的存在的思想一样。双管齐下有助于我们达到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