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感情不管是否站得住脚(这种感情根本没有恰当的名称，也很难表达)，它却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左右以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总默默怀着这种感情。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光景，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可说不上来。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代里，一年的时间有多长，那么这点就足以说明汉斯性格上忠贞不渝的一面了。可惜在为性格下定义时，往往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不论是赞扬还是非难，尽管每种性格都有两面性。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贞”之处——他对此并不引以为豪——未免失之愚拙、迂腐及执拗，同时还有这么一种基调，那就是对生活中依恋而耐久之情十分尊重，持续的时间愈长，就越尊重。他也很愿相信，他目前所处的情况和境遇是永恒的，对它倍加珍惜，巴不得不要改变。因此，他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从心底里已习惯于保持一种缄默而疏远的关系，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固定的、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喜欢思绪连绵不断地涌来，也留恋今天会不会遇到希佩的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希佩会不会在他身边掠过，有没有可能瞟他一眼。他也喜爱内心的秘密给他带来的那种默默无言而微妙的满足，甚至对灰心失望的情绪也有所眷恋；当普里比斯拉夫“缺席”时，他的失望达到了高峰。那时，他感到校园里一片凄凉，日子过得黯然失色，但依旧殷殷怀着希望。
这样持续了一年，一直到这种情感发展到险峻的顶峰；然后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诚不贰，又持续了一年，接着便停止了。联系汉斯和普里比斯拉夫之间友谊的纽带，现在已松散开来，但对于这点，汉斯不像他们的关系刚刚建立起来时那样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普里比斯拉夫的父亲调动工作，他也离开学校和那个城市，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几乎并不介意，在他离校之前，汉斯早把他忘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吉尔吉斯人”的形象是不知不觉地从云雾中走入他生活中来的，后来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变得可以捉摸，直到在校园里他走得越来越近，形象鲜明而具体。就这样，他像近景中的人物那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渐渐后退，不一会就在云雾中消失，分别时也没有什么痛苦。
汉斯·卡斯托尔普恍恍惚惚地重新浮映在脑际的，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也就是与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一席谈话——经过是这样的：下一节是绘画课，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觉身边没有铅笔。他的同班同学自己都要用，但其他班里的学生他也认识一些，可以向他们借一支。然而他对普里比斯拉夫最熟，同时也近在身边，何况又是他的神交，于是他兴奋地鼓起勇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把这称作是“机会”)向普里比斯拉夫借一支铅笔。这种做法是相当别扭的，因为实际上他并不熟识希佩。不过由于他大胆打破一切顾虑，他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根本不予理会。在铺有红砖的校园里，现在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正好站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面前，对他说：
“对不起，你能借我一支铅笔吗?”
普里比斯拉夫用突出的颧骨上面那双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瞅着他，用那沙哑而悦耳的嗓音答话。他毫不惊异，或者说毫不露出惊异的神色。
“可以，”他说，“不过下课后一定得还给我。”于是他从袋里摸铅笔。这是一支镀银的铅笔，末端有一个小圈儿，只要向上一推，铅笔心就会从金属套管跳出。希佩把这简单的机构讲给他听，这时两人俯下身子来看，脑袋凑在一块儿。
“别把它折断了！”他又添上一句。
他想到哪儿去了?好像我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存心赖掉这支铅笔不准备还他似的，或者使用时竟那么粗心大意。他们相互瞅着微笑，别的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于是他们先扭动肩膀，再转过背，分手了。
当时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这节绘画课那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是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铅笔画画儿的，下课后将要把铅笔还给原来的主人——还时像借时那样，依旧从容不迫。他擅自把铅笔削削尖；从削下来的红漆小片中，把其中三四片保存起来，而且放在书桌的内夹抽屉里整整保存一年左右，凡是看到过的人，都猜不出它们究竟有什么意义。还铅笔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但这完全合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脾胃。确实，他真有些得意洋洋，由于他和希佩的亲密往来而飘飘然。
“喏，还给你，”汉斯说。“多谢。”
普里比斯拉夫一声不响，只是匆匆检查一下活动机构，就把铅笔塞到袋里……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话，这回只是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闯劲，才有这么一段交往。
他努力睁开眼睛，为刚才呆呆地出神而茫然不知所措。“我刚做了一场梦吧，”他想。“是的，这是普里比斯拉夫。我已好久没想起他了。现在一片片的铅笔屑到哪里去了呢?书桌仍旧放在我舅舅蒂恩纳佩尔的顶楼上。现在铅笔屑想必仍在书桌后面左边的抽屉里。我从来不曾把它们取出过。我甚至不想花什么精力把它们扔掉，给您瞧瞧……刚才我看到的完全是普里比斯拉夫本人。我真想不到会如此清晰地重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外貌多么像她啊——多么像山上的这个女人啊!难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她这样感兴趣?我对他感到兴趣，莫非也就是这个缘故?胡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得走了，而且要快些走。”但他依然躺着，沉思默想，苦苦追忆。然后他站起身来。“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他念叨着，泪水不觉涌上眼际，但同时在微笑。他这时本想离开，但忽又坐了下来，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因为他感到两膝直不起来。“哎哟！”他想，“这可不行!我本该正好在十一点钟回餐厅听报告。到这儿散一会步挺不错，但看来也有难处。嗯，嗯，我待在这儿可不成。我躺的时间久了，身子有些发麻，活动一下也许会好起来的。”他再试图挺起身子走路，费了好大力气才能跨步。
他出来时情绪高昂，可回院的路上却垂头丧气。他不得不几次三番在路边休息，因为他感到脸上骤无血色，额上直冒冷汗，心头怦怦乱跳，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好容易顺着蜿蜒的山路走下坡来，但当他走到疗养地旅馆附近的山谷时，他清楚地感到精力不济，无法徒步走完通往山庄疗养院的这段路程，这一带又没有电车或出租马车，正好这时有一个人驾着一辆载空箱的骡车驶向“村子”，于是恳求他让自己坐上。他和驱车人背靠背坐着，两条腿从车上耷拉下来。他随着车身的颠簸，身子前后摇晃，脑袋上下摆动，昏昏欲睡，路人都怀着好奇的同情心盯着他看。他乘到铁轨交叉处下车，付了钱后(他不理会究竟付多少)，就急匆匆地、冒失地爬上返往疗养院的公路。
“先生，快些，”那个法国门房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讲演会刚刚开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帽架上，咬紧牙关，匆忙而小心地从人群中挤过去，穿过半开的玻璃门，走到餐厅。这时病人已成排地坐在椅上，而在右面狭窄的一隅，克罗科夫斯基身穿一件大礼服，正站在一张桌子后面讲演，桌子上面盖着一块台布，放着一大瓶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