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个大盘子代替，用盘子簸土和簸箕一样。不过，簸出来的不是麦粒，却是金粒。起初采金的第一年，许多采金人没花什么本钱就发了财，还是捷足先登有福气，那时遍地是黄金。就在地面，多极了。溪水就在矿床上流着。几乎墨尔本的街道上都有金子，铺路都用金沫子。所以，在１８５２年的一个月，从亚历山大运到墨尔本的黄金就价值８百２３万法郎。”
“差不多等于俄罗斯皇帝的年俸啊，”爵士说。
“那这皇帝也太可怜了！”少校补充一句。
“有没有一下便发财的？”海伦夫人问。
“也有几次，夫人。”
“你说得出来吗？”爵士说。
“１８５８年，在巴拉刺，人家找到一块金子重５７３两；在吉普斯兰有一块重７８２两；１８６１年又有一块重８３４两。最后，在这里，一个采金人发现一块金子重６５公斤，以７２２法朗半斤计算的话，这一块就值２２万３千８百６０法郎！一掘头掘出１１０００法郎的年金，数量相当可观了！”
“这些金矿一发现，世界黄金产量增加多少呢？”船长问。
“增加太多了，十九世纪初叶每年世界的黄金产量不过４千７百万法郎，现在，估计产量上升到９万万多，近乎１０亿了。”
“因此，在我们脚底下，也许会有许多的金子吧？”小罗伯尔说。
“有啊！孩子，也许有几百万两。不过，我们之所以把它踩在脚底，因为我们并不看重金钱。”
“那么，澳大利亚可算是‘得天独厚’的地方了。”
“并不是，出金子的地方绝不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这地方养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过着富丽堂皇、骄奢淫逸的生活。我的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是出产金子，而是出产铁，因为铁可以制造生产工具用来劳动生产，不断地锻炼着人民的身体和能力。”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旅客们跨出了产金区，同时，也就走出了塔几坡区的边境。现在，马蹄正在达尔零西区的多灰尘的路上，几小时之后，路程已走了一半了。这样顺利的旅行，再有半月就可以到达吐福湾的海滨了。
目前，大家身体还吃得消，牛马也不觉苦。地理学家说澳大利亚的气候特别“养人”，这话总算兑现了。潮气少得很，甚至没有，天气也不算太炎热。
不过，自康登桥惨案以来，旅行队的戒备严了许多，以前的预防措施根本不用了。现在规定：首先，打猎的人不得跑得太远，不要看不见牛车。其次，夜晚宿营轮流看守车子。早晚枪上都装上子弹。显然有伙强人在荒野中出没，已搅得他们心中不安宁了。
不用说，这些戒备的措施没让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知道，因为爵士不愿让她们担心。
这种戒备自然必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乱子。而且也不只哥利纳帆一行人顾虑到这一点，一些城市居民和牧畜站上的“坐地人”也时刻提防流手偷袭。天一晚，家家闭户，狗拴在院子里，稍有动静便狂吠起来。牧人们傍晚集合牛羊群时，没有一个不佩带枪的。这种戒备并不过分，那件血案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如此。甚至有些平时开窗睡觉的平民，一旦夜幕降临，便把门窗紧闭了。
就是地方当局也很小心谨慎，许多宪兵队被派往乡下，特别要保护邮车。以前邮车在大路上奔驰，尽管放心。就在这一天，爵士一行人穿过公路时，看到一辆邮车急驰而过，后面扬起大片灰尘。虽然和闪电一般，一晃而过，可爵士还是看见车子上坐着警察，马枪闪闪发光。当年黄金热的时候，欧洲的社会渣滓都被倾泻到澳大利亚大陆上来，现在这种戒备的情况仿佛又回到了那种混乱的时代了。
走过基莫公路一公里之后，牛车钻进一片桉树丛林。这片丛林大得跨好几个经纬度，旅客们钻这种丛林，自百奴衣角出发以来，还是第一次。
大家看到这些６０米高，臃肿的树皮有１５厘米厚的大桉树，不禁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树杆很粗，约有６米，上面还流着有香味的树脂，它一直挺到离地４５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下，没有枝杈和随便生出的芽蘖，甚至没有一个疙瘩破坏这些树杆的侧影，就是木匠用刨子也难刮这么光净。
这些大树，一连就是几百棵，和排柱一样，粗细均匀。柱顶到了极高的高度才开始分杈，但枝杈左右对称，枝头都是互生叶。叶子里垂下一朵朵大花，花托好象覆盖着的孟钵。
在树林中，空气自然对流，吹起来的风把土地上的潮气吸收尽了。树和树间，是等间距，空隙也不小，牛群、马群可以通行无阻。这片桉树林不象原始森林一样，树枝密集，荆棘横生，甚至有许多倒下的树干，到处是纠缠不清的藤条，开发的人要进去，非得用火、用刀不可。而这一行人所踏的地面是浅草平铺，树顶翠绿，在地与天之间是疏疏落落的“撑天柱”，一眼望不到尽头。树荫不算多，因此也不凉爽，但是林子里有一种特殊光亮，就仿佛隔了层轻纱透过来的。树影很规则，地面上的闪光也很明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仙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澳大利亚的森林和欧洲大陆上的森林就是不一样，土人把这种树叫“塔拉”，属于种类繁多的桃金娘科——澳大利亚植物界代表。
在这翠色的苍穹下，树荫之所以不密，暗影之所以不深，是由于叶子生长得出奇的缘故。没有一片叶子是平面向着太阳的，都是刀口式的叶边侧身向着太阳。眼睛迎着太阳光望去，只能看到奇特的树叶侧面。所以，太阳光线透过叶丛能达到地面，就和透过百叶窗子一样。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都感到稀奇。当然，只有地理学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立刻回答说：
“这里使我奇怪的倒不是树叶子的离奇，大自然造物，自有道理。而植物学家命名就莫名其妙了，他们把这种树叫‘有加利’。”
“‘有加利’是什么意思？”玛丽小姐问。
“这是桉树的学名，来自来于希腊文，原意是‘有庇荫之利’。那些植物学家故意拿希腊文骗人，叫人不易发现这个错误，其实很明显地‘有加利’树毫无庇荫之利。”
“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不用说了，”爵士说道，“请你快告诉我们叶子为什么这么长吧。”
“由于地理学和植物学的原因，”地理学家解释道，“你们一定看出，这一带空气干燥，降雨量又少，土壤晒干了，树木体内的汁液也不会太多。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就得设法避开阳光，保卫自己，防止蒸发过胜。所以，它们侧面对着太阳，不让正面晒着。没有比树叶子再聪明的了。”
“也没有比这些树叶再自私的了！”麦克那布斯反驳说，“这些叶子只顾自己，也不替行人考虑一下。”
人人都赞成少校的说法，只有巴加内尔不赞成，他抹着额上的汗珠，却还认为在没有阴凉的树林走路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尽管如此，桉树叶子这样的生长，毕竟得不到人们的好感。如果穿过这片林子需很长时间，烈日当空，毫无庇荫，行人自然难以吃消。
牛车在这无边无际的桉树林中挪动着，没有碰到一只野兽，一个土人。只有树上的几只鹦鹉与他们为伴，在枝头为他们唱进行曲。有时一群鹦哥穿过远处的树隙，五色斑斓地一闪而过。总之，在这座其大无比的翠色庙宇中，到处是死一样的沉寂，只有马蹄声，轻轻的人语声，辚辚的车轮声和艾尔通赶牛的喝吆声搅着这片无边的幽静。
天色已晚，爵士一行人就在几棵被火烧过不久的桉树下支篷宿营。这几棵桉树象工厂里的大烟囱，树干被火已烧空，从脚一直通到树顶，外面只剩一层树皮，而树还仍然活着。虽然如此，“坐地人”和土人这种烧树的坏习惯终久会毁灭这片森林的。奥比尔得地理学家的建议，就在一棵空心树干里生火做饭了。刚点了一点火，火苗就往上窜，烟一直冲到树顶的叶丛中。夜里由艾尔通、穆拉地、威尔逊和船长轮流值班，直守到日出的时候。
１月３日，人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漫长的路径，好象永远走不完。然而，傍晚时分，树丛渐渐稀疏了，再走几公里，在小片平原上出现了一族整齐的房屋。
“是塞木尔！”地理学家叫，“一过这个小镇，我们就出维多利亚省的边境了。”
“地位显赫吗？”夫人问。
“只不过是个简单的村子，正在变成一个市镇。”
“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个象样的旅馆吗？”爵士问。
“我想没问题。”
“那么，我们快去吧，我们要让女客们今晚住得舒服些，我想，她们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会，我和玛丽都喜欢。但有个条件，不要离路线太远，免得耽误了行程。”
“一点也不远。我们也疲乏了，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明天天一亮便启程。”爵士说。
晚上９点钟，月亮已从东方升起，透过一片雾气，倾射出万丈光芒。天渐渐黑下来。全队人马走在塞木尔镇的马路上，巴加内尔在前面领路，他好象对未见过面的东西都很熟悉。这或许是他的本能，他一直领大伙到了康倍尔旅馆。
牛马和车子安排下来，旅客们被领到相当舒适的房间里歇息。
１０点钟，大家吃晚饭，奥比尔以总管家的身份对晚饭检查一番。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已去镇上跑了一趟了。他们只三言两语说了一下夜游的印象。实际上他们并没看到多少东西。
然而，如果一个细心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塞尔木街上有某种程度的骚动：一簇一簇的人群不知在谈论什么，你一言，我两语，显得紧张不安，有人在高声读着当天的报纸，并加以推敲、讨论。这种迹象，没有逃脱少校的眼睛。他跑得不远，甚至没出旅馆大门时，便觉得街上的气氛不对头。他和那健谈的旅馆经理狄克逊谈了十分钟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他一声不响。等吃完晚饭，两位女客回房休息了，他留下其他人，说：
“大家知道康登桥血案的凶手了。”
“抓到了吗？”艾尔通赶忙问。
“没有。”少校说，并没有显出那水手长焦急的情绪。
“太可惜了！”艾尔通又补充了一句。
“那么，那血案是谁作的呢？”爵士接着问。
“你看报纸好了，”少校说着，递给哥利纳帆一张报纸，是昨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你看了日报就知道那警官猜得不错。”
哥利纳帆于是高声读着下面的新闻：
１８６６年１月２日，悉尼消息——大家还记得，１２月２９日夜间，在康登桥上曾发生一起特大铁路事故。火车１１点４５分过吕顿河时，康登桥居然是开着的。
失事的搜劫以及距康登桥半公里守桥员尸体的发现，证明了这惨案是由一个罪恶的预谋造成的！
果然，据调查结果得知，６个月前西澳伯斯的拘留营准备将一批流犯移送诺福克岛，途中这批流犯逃脱。康登桥惨案是他们所为。
这批流犯共２９人，为首的叫彭·觉斯，他是最狡猾的匪徒，在几个月前，不知乘什么船到达澳大利亚，虽然官厅通辑他，却一直未抓获。
希望城市居民、乡野移民及牧民们各自提防，并协助辑捕，将有关消息随时报告本殖民地总监！
殖民总监米彻尔
爵士读完这个通告后，少校转向地理学家，对他说：
“巴加内尔，这次相信了吧，澳大利亚可能有流犯。”“越狱流犯，自然难免，”巴加内尔辨解说，“但正式收容的流犯的确没有呀！”
“无论如何，这里有了流犯已成为事实，”爵士发表意见，“不过，我想，不一定有了流犯，就得改变我们的旅行计划，你说是吧，船长先生？”
船长没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怕中止旅行会使格兰特姐弟难过；另一方面又怕继续前行会出差错。所以他犹豫不决。
“如果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不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我倒不在乎这些亡命之徒。”
爵士听懂这话的含义，接着说：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去找格兰特船长了。不过，因为与女客们同行，不太方便，我们先到墨尔本，回到邓肯号上，然后再乘船去东海岸寻访失踪船员的踪迹也许稳当些。你的意思呢，少校？”
“我在发表意见之前，想听听艾尔通的看法。”
水手长被指点发言，只好从命了。
“我想，”他说，“我们距墨尔本３２０里，如果有危险的话，向东和向南一样。两条路上都是人迹罕至，一片荒凉。而且，我不相信３０来个强人，我们这群手中有武器的男子汉就对付不了。因此，要是我，除非有更好的计划，否则继续前行。”“说得对，艾尔通，”地理学家附合说，“我们继续前进，或许能找到格兰特船长的影子。若是转过头来向南，我们就背离格兰特的踪迹，越走越远了。再说，一批伯斯来的逃犯，有勇气的人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的。”
这样一说，不变的原定计划举行表决，全场无异议通过了。
“我还有一点建议，爵士，”艾尔通又说。
“说吧！”
“派人送个命令给邓肯号，叫它开到东海岸是不是可以？”“恐怕不合适吧，”船长回答，“我们到了吐福湾，再发命令也不迟。要是发早，万一出现意外迫使我们回墨尔本，我们会后悔找不到邓肯号了。而且，船坏得不轻，此时也修不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等等再发命令为好。”
“也好，”艾尔通回答，他并未坚持他的意见。
第二天，旅行队离开塞尔木镇。大家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付外来事故。半小时后，大家又进了向东延伸着的桉树林。哥利纳帆宁愿在旷野里旅行，因为旷野比树丛中好，强盗不易隐藏埋伏。但是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老牛拉破车”，只好在单调的林中小路上走了。晚上，沿安格尔塞区北境走了一程之后，牛车就过了东经１４６度线。大家就在墨累县边境上宿了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