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它必然有一个我。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了最后几句话，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好象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声歇了过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津力涸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进行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坍塌，以致非用支柱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骂，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G．老贼”，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说，那样一颗心在他自己的心前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起的反应，对他日趋完善的精神会毫无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要替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
“那种死人的病榻前也能成为主教涉足的地方吗？明明没有什么感化可以指望。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屡背圣教的。那，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阔寡妇，也就是那些自作聪明的冒失鬼中的一个，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顶红帽子。”
“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11心中的委屈
如果我们就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发生错误。他和那国民公会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是而已。
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或许也还应当在这里极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采取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旁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为了这件事，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举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替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匆促，他回答：
“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钻到他们那里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好象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外一次，他还说：
“有什么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确是惹人嫌，不时作怪。有一晚，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
“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在挨饿呢！许多人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谈谈，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就教会中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而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可以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济困的作风。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不象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个工人经常在溶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点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
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当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肯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表示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仿佛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隐讳，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若冰霜的。一八一三年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除了他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相当频繁。有个时期，他对第一个兄弟颇为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比较富于手足之情。
足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的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象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不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彼此不可相混。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景仰，并且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景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美满了。
我们尽管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也就是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是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足快人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没有在全盛时期提出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时，谁就不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默不作声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百倍，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进入另一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面，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因大祸临头而危险了，滑铁卢好象也展开在拿破仑跟前隐约可辨了；那时，军士和人民对那个祚运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绝没有什么令人发叹的，并且，先不论那个专制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间的紧密团结总是庄严动人的，象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的心，似乎不应当熟视无睹。
除此以外，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这也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大丈夫。他的政治见解，我们刚才已经批评过了，我们也几乎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和我们这些现在在此地谈话的人比较起来，也许还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一些。市政府的那个门房，当初是皇上安插在那里的。他原是旧羽林军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奥斯特里茨战役勋章的获得者，一个象鹰那样津悍的拿破仑信徒。那个倒霉鬼会时常于无意中吐出一些牢蚤话，那是被当时法律认为“叛逆言论”的。自从勋章上的皇帝侧面像被取消以后，为了避免佩带他那十字勋章，他的衣着就从来不再“遵照规定”（照他的说法）。他亲自把皇上的御影从拿破仑给他的那个十字勋章上虔诚地摘下来，那样就留下了一个窟窿，他却绝不愿代以其他的饰物。他常说：“我宁死也不愿在我的胸前挂上三个癞虾蟆！”他故意大声挖苦路易十八。他又常说：“扎英国绑退的烂脚鬼！快带着他的辫子到普鲁士去吧！”他以能那样把他最恨的两件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连缀在一句骂人的话里而感到得意。他骂得太起劲了，以致丢了差事。他带着妻子儿女，无衣无食，流浪街头。主教却把他招来，轻轻责备了几句，派他去充当天主堂里的持戟士。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甫，是大众的朋友。
九年以来，由于他行为圣洁，作风和蔼，卞福汝主教使迪涅城里充满一种柔顺的推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民接受，默宥了，人民原是一群善良柔弱的牛羊，他们崇拜他们的皇上，也爱戴他们的主教。
12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
在将军的周围，常有成群的青年军官，在主教的周围，几乎也常有成批的小教士。这种人正是可爱的圣方济各-撒肋在某处所说的那些“白口教士”。任何事业都有追求的人，追随着此中的成功者。世间没有一种无喽罗的势力，也没有一种无臣仆的尊荣。指望前程远大的人都围绕着目前的显贵奔走钻营。每个主教衙门都有它的幕僚。每个稍有势力的主教都有他那群天使般的小修士在主教院里巡逻，照顾，守卫，以图博取主教大人的欢心。获得主教的赏识，也就等于福星高照，有充当五品修士的希望了。求上进是人情之常，上帝的宗徒是不会亏待他的下属的。
在别处有高大的帽子，教堂里也同样有嵬峨的法冠。这种人也就是那些主教，他们有势，有钱，坐收年息，手腕灵活，受到上层社会宠信，善于求人，当然也善于使人，他们指使整个主教区的教民亲自登门拜谒，他们充当教会与外交界之间的桥梁，他们足为教士而不足为神甫，足为教廷执事而不足为主教。接近他们的人都皆大欢喜！那些地位优越的人，他们把肥的教区、在家修行人的赡养费、教区督察官职位、随军教士职位、天主堂里的差事，雨一般的撒在他们周围的那些殷勤献媚，博得他们欢心，长于讨好他们的青年们的头上，以待将来再加上主教的尊贵。他们自己高升，同时也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他们的光辉把追随着他们的人都照得发紫。他们一人得志，众人都荫余福高升。老板的教区越广，宠幸的地盘也越大，并且还有罗马在。由主教而总主教而红衣主教的人可以提拔你为红衣主教的随员，你进入宗教裁判所，你会得到绣黑十字的白呢飘带，你就做起陪审官来了，再进而为内廷机要秘书，再进而为主教，并且只须再走一步就由主教升为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与教皇之间也不过只有一番选举的虚文。凡是头戴教士小帽的人都可以梦想教皇的三重冕。神甫是今天唯一能按部就班升上王位的人，并且那是何等的王位！至高无上的王位。同时，教士培养所又是怎样一种培植野心的温床！多少腼腆的唱诗童子，多少年轻的教士都顶上了贝莱特的奶罐！包藏野心的人自吹能虔诚奉教，自以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也许他确有那样一片诚心，谁知道？沉迷久了，自己也就有些莫名其妙。
卞福汝主教谦卑、清寒、淡泊，没有被人列入那些高贵的主教里面。那可以从在他左右完全没有青年教士这一点上看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巴黎“毫无成就”。没有一个后生愿把自己的前程托付给那样一个孤独老人。没有一株有野心的嫩苗起过想在他的庇荫了发绿的傻念头。他的那些教士和助理主教全是一些安分守己的老头儿，和他一样的一些老百姓，和他一同株守在那个没有福气产生红衣主教的教区里，他们就象他们的那位主教，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是完了事的，而他是成了事的。大家都觉得在卞福汝主教跟前没有发迹的可能，以致那些刚从教士培养所里出来的青年人，经他任为神甫之后，便都转向艾克斯总主教或欧什总主教那里去活动，赶忙离开了他。因为，我们再说一次，凡人都愿意有人提拔。一个过于克己的圣人便是一个可以误事的伙伴，他可以连累你陷入一条无可救药的绝路，害你关节僵硬，行动不得，总之，他会要你躬行实践你不愿接受的那种谦让之道。因此大家都逃避那种癞疥似的德行。这也就是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的原因。我们生活在阴暗的社会里，向上爬，正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慢性腐蚀教育。
顺便谈一句，成功是一件相当丑恶的事。它貌似真才实学，而实际是以伪乱真。一般人常以为成功和优越性几乎是同一回事。成功是才能的假相，受它愚弄的是历史。只有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在这方面表示过愤慨。在我们这时代有种几乎被人公认为哲学正宗的理论，它成了成功的仆从，它标榜成功，并不惜为成功躁贱役。你设法成功吧，这就是原理。富贵就等于才能。中得头彩，你便是一个出色的人才。谁得势，谁就受人尊崇。只要你的八字好，一切都大有可为。只要你有好运气，其余的东西也就全在你的掌握中了。只要你能事事如意，大家便认为你伟大。除了五六个震动整个世纪的突出的例外以外，我们这时代的推崇全是近视的。金漆就是真金。阿猫阿狗，全无关系，关键只在成功。世间俗物，就象那顾影自怜的老水仙一样，很能赞赏俗物。任何人在任何方面，只要达到目的，众人便齐声喝彩，夸为奇才异能，说他比得上摩西、埃斯库罗斯、但丁、米开朗琪罗或拿破仑。无论是一个书吏当了议员，一个假高乃依写了一本《第利达特》，一个太监乱了宫闱，一个披着军服的纸老虎侥幸地打了一次划时代的胜仗，一个药剂师发明了纸鞋底冒充皮革，供给桑布尔和默兹军区而获得四十万利弗的年息，一个百货贩子盘剥厚利，攒聚了七八百万不义之财，一个宣道士因说话带浓重鼻音而当上了主教，一个望族的管家在告退时成了巨富，因而被擢用为财政大臣，凡此种种，人们都称为天才，正如他们以穆司克东的嘴脸为美，以克劳狄乌斯的派头为仪表一样。他们把穹苍中的星光和鸭掌在烂泥里踏出的迹印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