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样了？”她问道。
“不太好。”房东太太说。
她跟着那个女人上了楼。威廉躺在床上，眼里充满血丝，面无血色，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屋里也没生火。一杯牛奶放在床边，没有一个人陪他。
“啊，我的孩子！”母亲鼓起勇气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着她，可是好象并没有看到她一样。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说话了，声音模糊不清，好象是在口授一封信：“由于该船货舱漏报，糖因受潮结块，急需凿碎……”
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在伦敦港检验船上装的糖是属于他份内的工作。
“他这样已多久了？”母亲问房东太太。
“星期一早晨他是六点钟回来的，他好象睡了一整天。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听到他说胡话了。今天早晨他要找你来，因此我拍了电报，我们还请了一个医生。”
“能帮忙生个火吗？”
莫瑞尔太大努力地安慰儿子，想让他平静下来。
医生来了，他说这是肺炎，而且还中了很特殊的丹毒，丹毒从硬领磨烂的下巴开始，已经扩散到脸部，他希望不要扩大到脑子里。
莫瑞尔太太住下来照顾他。她为威廉祈祷，祈祷他能再认出她来。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晚上，她和他一起同病魔斗争着。他颠三倒四地乱说一气，始终没有恢复知觉。到半夜两点时，病情突然恶化了，他死了。
莫瑞尔太太在这间租来的房子里像石头一样静静地坐了将近一小时，然后，她唤醒左右邻居。
清早六点，在打杂女工的帮助下，她安置好威廉的尸体。然后，她穿行在阴郁的伦敦村去找户籍官和医生。
九点钟，斯卡吉尔街的这间小屋里又接到了一封电报。
“威廉夜亡，父带钱来。”
安妮、保罗、亚瑟都在家，莫瑞尔上班去了。三个孩子一句话也没说，安妮害怕地呜咽起来，保罗去找父亲。
那一天，天气晴朗明媚，布林斯利矿井的白色蒸汽在柔和的蓝天阳光下慢慢地融化了，吊车的轮子在高处闪光，筛子正往货车上送着煤，弄出一片嘈杂声。
“我找我爸爸，他得去伦敦。”孩子在井口碰见第一个人后就说。
“你找沃尔斯特·莫瑞尔吧？去那边告诉乔·沃德。”
保罗走到顶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
“我找我爸爸，他得去伦敦。”
“你爸爸？他在井下吗？他叫什么？”
“莫瑞尔先生。”
“什么，莫瑞尔，出什么事啦？”
“他得去伦敦。”
那人走到电话旁，摇通了井底办公室。
“找沃尔斯特·莫瑞尔，42号，哈特坑道。家里出什么事了，他的孩子在这儿。”
然后他转身对着保罗。
“他马上就上来。”他说。
保罗漫步走到井口顶上，看着罐座托着运煤车升了上来。那只巨大的罐笼停稳后，满满一车煤被拖了出来，另一节空煤车被推上罐座，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铃声，罐座猛地动了一下，像石头一样飞速跌落下去。
保罗无法接受威廉已经死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儿不是依然热热闹闹的吗？装卸工把小货车搬到了转台上，另外一个工人推着货车沿着弯弯曲曲的井口铁轨向前跑去。
“威廉死了，妈妈去了伦敦，她在那儿干什么呢？”孩子问着自己，仿佛这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他看着一只接一只的罐笼升了起来，可就是没有父亲。终于，在运煤车旁，他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罐笼停稳后，莫瑞尔走来了。由于上次事故，他的腿稍微有点瘸。
“是你，保罗？他更严重了吗？”
“你得去趟伦敦。”
两人离开矿井，好多人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走出矿区，沿着铁路向前走去。一边是沐浴秋天阳光的田野，一边是像墙一样的长列货车。莫瑞尔有些惊恐地问：
“他没死吧，孩子？”
“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晚上，我们接到妈妈的电报。”
莫瑞尔走了几步，斜靠在一辆卡车旁，双手蒙着眼睛，他没有哭。保罗站在那里，张望着四周等他。一架过磅机上，一辆货车慢慢开过。保罗望着周围的一切，就是回避不看似乎累了斜靠在煤车上的父亲。
莫瑞尔以前去过一次伦敦。他动身去帮妻子，心里害怕，神情憔悴。那一天是星期二，孩子们留在家里。保罗去上班，亚瑟去上学，安妮有一位朋友陪着她。
星期六晚上，保罗从休斯顿回家，刚拐过弯，他就看到从塞斯利桥车站回来的父母。他们在黑暗中无言地走着，精疲力尽，两人拉开一大截距离，保罗等着。
“妈妈！”他在黑暗中喊了一声。
莫瑞尔太太瘦小的身躯似乎没有反应。他又叫一声。
“保罗！”她应道，仍是十分漠然的样子。
她让他吻了一下，但她似乎对他没有感觉。
回到家里，她依旧是那副神情——愈发矮小，面色苍白，一声不响。她对什么都不在意，对什么都不过问，只是说：
“棺材今天晚上就运到这儿了，沃尔特，你最好找人帮帮忙。”然后，转过身来对孩子说，“我们把他运回来了。”
说完她又恢复了那种一言不发的状态，两眼茫然地看着屋里的空间，两手交叠放在大腿上。保罗看着她，觉得自己气都喘不过来了，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上班了，妈妈。”他痛楚地说。
“是吗？”她回答，神情阴郁。
半小时后，莫瑞尔烦恼不安，手足无措地又进来了。
“他来了，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哪儿？”他问妻子。
“放在前屋里。”
“那我还得搬掉桌子吧？”
“嗯”
“把他放在椅子上？”
“你知道放在那儿——对，我也这样想。”
莫瑞尔和保罗拿了支蜡烛，走进了客厅，里面没有煤气灯。父亲把那张桃花木的大圆桌的桌面拧了下来，空出屋子中间，又找来六把椅子面对面地排着，准备放棺材。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高的人！”这个矿工说，边干活边焦急地张望着。
保罗走到凸窗前，向外望着，夜色朦胧，那株白蜡树怪模怪样地站在黑暗之中。保罗回到母亲身边。
十点钟，莫瑞尔喊道：
“他来了！”
大家都吃了一惊。前门传来一阵开锁取门闩的声音。门开处，夜色涌进屋内。
“再拿一支蜡烛来。”莫瑞尔喊道。
安妮和亚瑟去了。保罗陪着母亲，一手扶着母亲的腰站在里屋门口。在这间干干净净的屋子里，六张椅子面对面的已经摆好了。窗边，亚瑟靠着花边窗帘，举着一支蜡烛。在敞开的门口，安妮背对着黑夜，向前探身。站在那里，手里的铜烛台发着光。
一阵车轮声。保罗看见外面黑漆漆的街上几匹马拉着一辆黑色的灵车，上面是一盏灯，两侧是几张惨白的脸。接着，几个男人，都是只穿着衬衫的矿工，好象在拼命用力。一会儿，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抬着沉重的棺材，腰都压弯了。这是莫瑞尔和一个邻居。
“抬稳了！”莫瑞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他和同伴们踏上园子里很陡的台阶，微微发光的棺材头在烛光下起起伏伏。其他人的胳膊在后面使着劲。前面的莫瑞尔和本茨踉跄了一下，这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就晃动起来。
“稳住！稳住！”莫瑞尔喊道，声音中似乎饱含着痛楚。
六个人抬棺材的人高高地抬着棺材，走进了小园子。再有三步台阶就到门口了。灵车上那盏黄色的灯孤零零地在黑沉沉的马路上闪烁着。
“小心！”莫瑞尔说。
棺材晃动着。人们爬上这三级台阶。第一个人刚出现，安妮手里的蜡烛就忽闪了一下，她禁不住呜咽起来。六个男人垂着脑袋挣扎着进了屋，棺材压着六个人，仿佛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似的沉重而悲哀。
“噢，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些人因为上台阶步伐不一致而引起棺材晃动，每晃一次，莫瑞尔太太就低声地哭号一阵。
“噢，我的儿子——……——……——………，”
“妈妈！”保罗一手扶着她的腰，呜咽地喊道。
她没听见。
“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一遍一遍地念叨着。
保罗看见汗珠从父亲额头上滚落下来。六个男人都进了屋里——六个都没穿外套，弯着胳膊，使着劲，磕碰着家具，把屋里挤得满满的。棺材掉了个头，轻轻地放在了椅子上，汗从莫瑞尔脸上滴落在棺木上。
“哎呀，他可真沉！”一个男人说，其它五个矿工叹着气，躬着腰，哆哆嗦嗦地挣扎着走下台阶，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现在客厅里只剩下全家人和这个巨大的上了漆的木匣子。威廉入殓时，身长有六英尺四英寸，像一块纪念碑似的躺在那个浅棕色笨重的棺材里。保罗觉得棺材将永远留在房间里了。母亲在抚摸着那上了漆的棺木。
星期一，在山坡上的小公墓地他们葬了他。在这片小公墓里可以俯瞰田野上的大教堂和房屋。那天天气晴朗，白色的菊花在阳光下皱起花瓣。
葬礼后，莫瑞尔太太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生活，对生活充满希望，谁劝她也没用，她不和任何人交谈。在回家的火车上，她就自言自语：“如果死的是我就好了！”
保罗晚上回家时，母亲总是坐在那儿，双手叉着放在膝上那条粗围裙上。所有的家务事都干完了。过去她总是换掉衣服，带上一条黑围裙。现在是安妮给她端饭菜，而妈妈则茫然地看着前方，紧紧地闭着嘴。这时他就绞尽脑汁想起点事来说给她听。
“妈妈，乔丹小姐今天来了，她说我那张素描《忙碌的矿山》画得很棒。”
但是莫瑞尔太太漠然对之。虽然她不听，可他还是每天强迫自己给她讲些什么。她这副麻木的神情几乎要让他发疯了。终于，
“你怎么了，妈妈？”他问。
她没有听到。
“怎么了？”他坚持问，“妈妈，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怎么了。”她烦躁地说着，转过身去。
这个孩子——16岁的孩子——郁郁不乐地上床去了。他就这样愁苦地度过了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整整三个月。母亲也试着改变一下，可她怎么也振奋不起来。她只是默默思念着死去的儿子，他死得可真惨。
后来，十二月二十三日那天，保罗口袋里装着五先令的圣诞赏钱，晕晕乎乎地走进了屋，母亲看着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了？”她问。
“我难受得很，妈妈。”他回答，“乔丹先生给了我五先令圣诞赏钱。”
他颤抖着把钱递给她，她把钱放在桌上，
“你不高兴？”他有些责怪她，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你哪儿不舒服吗？”她说着解开他大衣的钮扣。
她常这么问。
“我觉得很难受，妈妈。”
她给他脱了衣服，扶他上了床。医生说，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炎。
“如果我让他呆在家里，不去诺丁汉，也许他不会得这种病吧？”她首先问道。
“可能不会这么严重。”医生说。
莫瑞尔太太不禁责备自己。
“我应该照顾活人，而不该一心想着死去的。”她对自己说。
保罗病得很厉害，可他们雇不起护士，每天晚上母亲就躺在床上陪他。病情开始恶化，发展到病危期。一天晚上，他被一种就要死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折磨着，全身的细胞好象都处在就要崩溃的过敏状态，知觉疯狂地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要死了，妈妈！”他喊着，在枕头上不停地喘着粗气。
她扶起他，低低地哭着：
“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母亲的哀泣使他清楚过来，认出了她，他的全部意志由此产生并振奋起来。他把头靠在母亲胸前，沉浸在母亲的慰籍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姨妈说，“保罗在圣诞前生病倒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这倒救了他妈妈。”
保罗在床上躺了七个星期，再起来时，脸色苍白，浑身虚弱不堪。父亲给他买了一盆深红和金黄色的郁金香。当他坐在沙发上跟母亲聊天时，花儿就放在窗台上，在三月的阳光下闪耀着。现在，母子俩相依为命，莫瑞尔太太把保罗当成了命根子。
威廉是个预言家。圣诞节时，莫瑞尔太太收到了莉莉寄来的一份小礼物和一封信。新年时，莫瑞尔太太的姐姐也收到了莉莉的一封信。“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舞会，舞会上碰到一些讨人喜欢的人，我玩得很痛快。”信上这么写着，“我每支舞都跳，没空错过一支舞曲。”
从那以后，莫瑞尔太太再没有她的消息。
儿子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莫瑞尔夫妇相敬如宾。他常常陷入一阵恍惚之中，眼睛瞪得大大的，茫然地看着房间的另一头。之后，他突然站起身，急匆匆地到“三点”酒家，回来后就又正常了。不过他再也没有路过莎普斯通，因为那儿有儿子工作过的办公室，而且也总回避着那座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