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受文化熏陶最少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一样，不常到外地游历的人出去游历一次反而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其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象我们这样爱去看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不象我们这样爱寻找那些投合我们的无聊的好奇心的东西，因此能够把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去研究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就我所知，只有西班牙人是这样游历的。至于法国人，他到了一个国家就只知道去拜访艺术家，而英国人则爱去临摹古迹，德国人则带着他的题名簿去找所有的学者；西班牙人到了一个国家便不声不响地研究该国的政治制度、风俗和治安情形；在这四个国家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从他的见闻中带回一些有益于他的国家的东西。
古代的人是很少出外游历的，他们也很少阅读和写作游记之类的书，然而我们根据他们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比我们了解我们同时代的人还了解得清楚。单拿荷马这个诗人来说，我们读他的作品，简直是感觉到好象亲身到了他所描写的那个国家似的；即使不说他这样的诗人，我们一提到希罗多德也是不能不表示钦佩的，因为，虽然他写的历史是着重叙事而很少分析和评论，但他对当时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却远非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所能比拟，尽管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塔西佗对他那个时代的日耳曼人的描写，比当今任何一个作家对德国人的描写好得多。毫无疑问，钻研古代史的人，对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高卢人和波斯人的了解，比我们任何人对自己的邻居还了解得深刻。
还须承认的是，各个民族原来的特征是一天天地在消失，因此要认识它们也就比较困难。随着各种族的人的互相混合，民族之间的区别已经逐渐地不存在了，而在以往，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的区别是很显著的，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从前，每一个民族都是比较闭关自守的，它们之间的交通来往没有现在这样频繁，它们共同的或互相矛盾的利益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的和群众的联系也比现在少，各个国王之间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吵吵闹闹地进行所谓的谈判，他们互相间也很少派遣使臣或常川住扎的使节，远洋航行也是很少的，他们也不到远地去通商做生意，他们之间仅有的那一点点贸易，不是由国王自己雇外国人去做，便是由那些受大家轻贱的人去做，这些人既不能对任何民族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促使民族和民族互相接近。现在，欧亚两洲之间的联系远比当初高卢和西班牙之间的联系还密切一百倍；单拿欧洲来说，它的人口比今天整个世界的人口还稀疏得多。
对这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大多数古代的人都可以说是土人，即本来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生长的人；由于他们在他们那个国家居住的时间相当久了，所以已经记不得他们的祖先当初是从什么时候在那里定居的，同时，由于住的时间相当久，所以也让当地的风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反之，拿我们现今的人来说，在罗马人入侵之后，新近又发生了野蛮人的大迁徙，因而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全都混起来了。今天的法国人，已不再是从前那种长得又高又大、金头发、白皮肤的法国人了；希腊人也不再是那种在艺术上作为模特儿的希腊人了；就连罗马人的面貌也变了样子，甚至他们的性情也有了改变；波斯人原来是属于鞑靼族的，由于同塞加西亚人的血统相混，他们也一天天地失去了他们原先丑陋的样儿；今天的欧洲人已不再是高卢人、日耳曼人、伊比利亚人和阿洛布罗格人了；他们全都是西塞人，只不过面貌略有不同，而性情则有较大的差异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由风土的影响而产生的古代的民族特征比之今天更能显示民族和民族之间在气质、面貌、风俗和性格上的差异的原因；今天的欧洲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自然的原因打上它们的烙印，同时，欧洲的森林已经砍伐，池沼已经干涸，土地的耕作情形虽然比古代坏，但耕作的方法比从前更一致了，所以，由于这种种原因，连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之间在外形上的差别也看不出来了。
也许，当我们考虑到这种种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样性急，一看希罗多德、提西亚斯和普林尼的书就加以嘲笑，说他们笔下所描写的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有一些我们所不曾看到过的原始的特征和显著的差异。要是能找到原来的那些人，就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出原来的面貌；要是他们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就能保持原来的样子。如果我们能够同时把所有一切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放在一块儿研究的话，我们哪能不相信他们确实是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变得大不相同，哪能不相信在今天无论你从这个民族找到那个民族都是找不到他们那种人呢。
随着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困难，人们对它就愈来愈忽视，而且也做得很不彻底，这也是我们在探讨人类天性的发展方面成绩不佳的一个原因。一个人抱着什么目的去游历，他在游历中就只知道获取同他的目的有关的知识。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创立一套哲学，则他便只是去看他希望看到的东西的；如果他的目的是在追逐财货，他就会把他全部的注意力贯注在同他的利益有关的事物上去的。商业和手工技术固然是能够使各国人民互相交往，然而也妨碍了他们互相了解，因为，当他们彼此都想在对方身上谋求利益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去过问其他的事情呢？
把凡是我们能够生活的地方都看一看，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能够使我们生活得最舒适的地方。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给自足地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则他只须了解他赖以生活的地方就够了。一个野蛮人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生活的，他对整个世界也是没有什么贪心的，因此，他只了解，而且也只想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如果他迫不得已地要到其他的地方去生活，他也将避免来到人所居住的地方，他愿意靠野兽生活，而且，只要有野兽，他也就能够生活。可是我们，我们是需要过文明人的生活的，我们不吃人就活不下去，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喜欢到人数最多的国家去。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涌向罗马、巴黎和伦敦的原因。在各国的首都，人血的价钱总是最便宜的。到大都会去看到的都是大人物，而大人物全都是差不多的。
人们说，我们有许多学者为了研究学问，已经到外国去游历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些学者同其他的人一样，也是为了利益才到外国去游历的。象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再也找不到了，即使是有的话，也不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学者个个都是奉了朝廷的命令到外国去游历的；朝廷派遣他们，供给他们旅费，发给他们薪水，叫他们去研究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很显然，他们去研究的事物决不是道德方面的。他们必须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奉献于朝廷的目的；他们太老实了，哪里能拿了朝廷的钱不做朝廷的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如果确有一些好奇的人自己花钱去游历的话，那也不是为了去研究人，而是为了去教训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学问而是浮华的外表。他们哪里能想到应该在游历中学会摆脱偏见的桎梏呢？他们正是出于偏见才去游历的。
为了观赏一个国家的山川而去游历，和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去游历，其间是大有分别的。好奇的人总是抱着前一个目的去游历的，他们在游历中只是附带看一下一个国家的人民。对研究哲理的人来说，则应该同他们相反，主要是研究人民，而附带看山川。小孩子是先看东西，等他长得够大了，他才研究人。大人则应该先研究人，然后才看东西，如果他有看东西的时间的话。
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游历得不好就得出结论说游历没有用处。不过，即使承认游历有用处，但我们能不能够因此就说什么人都可以去游历呢？不，恰恰相反，只有很少的人才适于去游历，只有那些有相当的毅力的人，能够从他人的错误中接受教训而不受引诱的人，能够借鉴别人的恶事而自己不去做恶事的人，才可以去游历。游历可以促使一个人的天性按它的倾向发展，以致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好人或坏人。一个周游过世界的人，在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后一生都永远是那个样子。他游历回来之后，将变得更坏而不是变得更好，因为他去游历的目的就是向往于坏事而不是向往于好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行为不端的年轻人，在游历中将沾染所有一切他游历过的国家的人的恶习，但别人的美德，他们却一点也学不到，尽管别人在暴露其恶习的同时也显示了美德；但是，生长在善良人家的青年，由于他们善良的天性受过良好的培养，由于他们确实是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去游历，所以游历归来之后，个个都会变得比他们在游历以前更好和更聪明。我的爱弥儿就是要这样去游历的。那个年轻人，那个无愧于一个高尚的时代的人，那个使全欧洲惊羡其美德的人，那个虽然在如花似锦的年岁就为国捐躯但未枉活一生的人，那个以自己的美德装饰自己的坟墓的人，那个等待着外邦人来到他的坟墓上撒播鲜花以表崇敬的人，就是这样游历的。
所有一切经过一番推理而做的事情，都有它自己的法则。游历，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说，也是有它的法则的。为游历而游历，是在乱跑，是在到处流浪；即使说是为了受教育而去游历，这个目的也是过于空泛的，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青年人有一种鲜明的学习意图，这种意图经过很好的选择之后，就可以决定所要学习的内容了。采取我所实行的方法，就自然而然要继续按照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去做的。
但是，通过他和事物的物质关系以及他和人的道德关系对自己做了一番研究之后，他还需要通过他和本国的同胞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研究他的处境。为此，他首先需要一般地研究政府的性质，研究政府的各种形式，最后还要专门研究他出生地的政府，以便了解他在那个政府管辖之下生活是不是适宜，因为，每一个人由于具有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加以破坏的权利，所以在他长大成人和做了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就可以自主地废弃那个把他同社会联系起来的契约，离开那个社会所在的国家。他之所以在长大到有理智的年龄以后还被大家看作是默认了他的祖先所订立的契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还居住在那个地方。正如他有权放弃他所继承的父亲的遗产一样，他也有权放弃他的祖国；再说，出生地是自然的赐与，他一放弃了它，也就放弃了一切了。每一个人，不论他出生在什么地方，除非他为了取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自愿受到法律的管辖以外，他要想在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是不能不遇到危险的。
我用实际的例子告诉他说：“一直到现在为止，你都是在我的指导之下生活的，你还没有管理你自己的能力。不过，你即将达到这样的年龄了，法律将在你达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允许你自己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从而使你自己做你本身的主人。你不久就将发现你在这个社会上是孤孤单单的，要依靠一切，甚至还要依靠你的遗产。你想创立一个家，这是很值得称赞的，它是男人的天职之一；不过，在你结婚之前，你必须知道你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怎样度过你的一生，你用什么方法去可靠地为你和你的家庭谋求面包，因为，尽管我们不应当把挣面包看作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但也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思考。难道说你愿意依靠你所轻视的那些人吗？难道说你愿意通过那些使你要不断地受到他人摆布的社会关系，通过那些迫使你自己也要变成坏人才能逃避坏人的欺骗的社会关系，去建立你的家和确定你的地位吗？”说完以后，我就向他讲述各种可能的运用他的资财的办法，例如，或者用之于经商，或者用之于从政，或者用之于理财；我向他指出，不管他去做什么，他都要遇到一些危险，使他处于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的境地，使他事事都要看别人怎样对他而决定他的行为，因而使他不能不按照别人的榜样和偏见更改他的性情、他的看法和他的做法。
我告诉他说：“另外还有一个使用你的时间和精力的办法，那就是去当兵，也就是说，受他人以高薪雇用，去屠杀那些从来没有对我们做过坏事的人。这个职业在男子们当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家对那些只会干这种杀人的事情的人是特别看得起的。此外，这个职业不仅不需要你放弃其他的财产，而且还使你更加需要它们；消灭那些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是搞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光荣。当然，他们并不是通通都同归于尽的；而且，正如种种其他的职业一样，这个职业不知不觉地也形成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方式；不过，我很担心，在我向你讲述那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人是怎样作法的时候，我也许会使你产生好奇心，去学他们的样子。”
“你还须知道的是，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也许除了追逐女人以外，即使你没有豪壮的勇气也没有关系；反之，你表现得最畏缩、最卑贱和最奴才样，反而会受到人家的特别看重，因为如果你想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干，你也许还会受到人家的轻视和怀恨，说不定还会被人家赶走，至少，你所有的伙伴将因你在他们梳装打扮的时候跑到战濠去工作，而藐视你和排挤你。”
可以想象得到，所有这种种职业都是不合爱弥儿的兴趣的。“怎么！”他会向我说：“难道说我把童年时候的本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我的胳臂断掉了吗？我的气力全都用尽了吗？我不会干活了吗？你所说的那些职业和人们愚蠢的偏见，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为人善良和正直才是最光荣的；我只知道同我所喜欢的人一块儿独立生活，以自己的劳动去挣得面包和增进健康，才是最幸福的。你向我讲的那些危险，是吓不倒我的。我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有那样一小块土地，就满足了。我埋头苦干，使土地出产东西，我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只要有苏菲和这样一块土地，我就可以过很富裕的日子。”
“不错，我的朋友，一位妻子和一块属于你的土地，是足够使一个明智的人过幸福的生活了；但是，这一点点财富尽管是不算多，但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最稀罕难得的妻子，你已经是找到了，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土地。
“一块属于你的土地，亲爱的爱弥儿，你在哪里去选择这样一块土地？在这个世界上，你站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说：‘我是这里的主人，这块土地上的东西是属于我的？’我们固然是可以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容易使人发财致富，但我们哪里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使人不需要财富也能生活呢？谁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生活得既自由又不依赖他人，既不需要侵害别人也不怕别人来侵害自己呢？你以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永远让我们为人诚实的国家吗？如果说确有那样一种又合法又可靠的谋生办法，可以使我们无须玩弄手段或同人家打交道，就能独立地生活的话，我认为，那就是靠你的双手劳动，耕种你自己的土地了；但是，我们在哪一个国家里能这样说：‘我所耕种的这一块土地是属于我的？’在选择这样一个幸福的地方以前，必须要弄清楚你在那里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你所寻求的安宁，你必须防备专制的政府、迫害异端的宗教和不良的风俗来扰乱你的安宁。你必须要能够避免种种苛捐杂税，以免把你的劳动果实通通剥削干净，你必须要能够避免同人家无止无休地打官司，以免把你的财富消耗得一无剩余。你必须要能够堂堂正正地生活，以便使你无须去讨好当地的官员或他们的下属、法官、教士、有钱有势的邻居和各种各样的坏人，因为，要是你不做好预防他们的准备，他们就一定要来侵害你的。
“你尤其要使你能够躲避大官贵族和富豪的侵凌，因为，他们一看见拿伯的葡萄园，他们就要把他们土地的边界划过去包围它的。如果你真是不幸，碰上了那样一个有地位的人在你的茅屋旁边买下了或者修建了一座房屋，你是不是有把握可以使他找不到任何借口以你的土地去扩大他的庄园，或者，也许在明天，你是不是有把握可以不让他修一条大路来侵占你的土地？如果你想树立足够的名声，以避免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你就要同时贮蓄足够的钱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贮蓄钱财，对你是没有什么不好的。钱财和名声是互相依赖的，有钱财而无名声，或者有名声而无钱财，都是不行的。
“亲爱的爱弥儿，我的经验比你多，我对你这个计划将要遇到的困难比你看得清楚。不过，你的计划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踏踏实实的计划，它将最终使你获得幸福，让我们努力把它付之实行。我有一个建议：让我们从现在起，花两年的时间去游历，等你游历回来以后才在欧洲选择一个可以使你和你的家人幸福生活的地方，以便避免我刚才向你讲述的那些麻烦。如果我们成功了，你就可以得到其他的人寻求不到的幸福，你就不会后悔把你的时间拿来这样利用。如果不成功，你也可以消除你的幻想，把痛苦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使你自己得到安慰，按照需要的法则办事。”
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是不是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学习的办法将使我们得到怎样的结果；但是，我现在敢断言，如果爱弥儿本着这样一种意图去开始和继续游历一番之后回来，仍然对政治制度、人民风俗和各种各样的政府法规一无所知的话，那必然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不够的地方：他的智慧不够，我的判断的能力不够。
政治学还有待于发展，据估计，它也许永远不会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居于一切学者之首的格劳修斯，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还是一个心眼很坏的孩子。我认为，根据大家一方面把格劳修斯捧上了天，另一方面把霍布斯骂得狗血喷头的情况来看，正好证明根本就没有几个明理的人读过了或理解了这两个人的著作。事实是，他们两个人的理论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各人使用的辞句不同罢了。他们论述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霍布斯是采取诡辩的方法，而格劳修斯则采取诗人的方法，其他的一切，就完全是一样的了。
在近代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说得上是有能力创立这样一门既庞杂而又没有用处的学问的，此人就是著名的孟德斯鸠。不过，他避而不谈政治学的原理，而只满足于论述各国政府的成文法；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门学问的内容不同的了。
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按照各个政府实际的情况认真地研究它们，就不能不把这两门学问结合起来。为了要判断它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必须知道它们应当是什么样子。要想阐明这些重大的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使一个人有兴趣去讨论和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以及“我怎样对待它们？”我们已经使我们的爱弥儿能够自己解答这两个问题了。
第二个困难之点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儿童时期养成的偏见，在于我们都受过种种教条的熏染，尤其是在于著述家们个个都有偏心；他们时刻都在说他们阐述真理，其实他们哪里管真理不真理，他们心目中所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只不过他们在口头上不讲就是了。老百姓既没有委著述家们去做教授，也没有给他们年金或法兰西学院院上的席位，所以，请你想一想，老百姓的地位怎么能够由他们去决定！我要尽量使这个困难之点在爱弥儿眼中看来算不了一回事情。当他刚刚知道什么叫政府的时候，他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去寻找最好的政府，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万一他真要执笔著书的话，那也不是为了讨好当今的权贵，而是为了树立人权。
还有第三个困难之点，这一点只是个别的人才会遇到，而且是易于解决的，所以我现在既不把它提出来，也不着手去解决它，因为，只要我不怕它就行了。我认为，当我们去从事这样一种研究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巨大的才能，而是对正义的真诚的爱和对真理的尊重。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得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对政治制度作公正不偏的研究的话，我认为，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机了，否则，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