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职业而论，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旧书贩。每逢星期日，在《新自由报》和《新维也纳日报》上总要刊登这样一份固定不变的广告：“收购旧书，出价最优，从速前来，门德尔，上阿尔泽街”，下面是电话号码，实际上是格鲁克咖啡馆的电话。他到书库里去翻寻，每星期总要同一个年老的、蓄着帝王须的脚夫搬几口袋书到他的总店去，尔后又从那里搬走，因为他没有进行正常图书交易的执照。因此，这始终是一种小买卖，一种进项有限的活动。大学生从他那里买教科书，一学年完了，又经他的手转售给下届大学生。此外，他还居间介绍和替人购买任何所需的书籍。只加极少的手续费。在他那里，好的建议是廉价的。但是，金钱在他的世界内部是没有地盘的；因为人家从未见他变过样，他总是那一身破旧的衣服，早晨、下午和晚上，他喝牛奶、啃两个面包，中午吃一点人家替他从饭馆取来的食物。他不怞烟，不玩也不赌，甚至可以说，他没有活着，活着的只是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从不懈怠地用文字、书名和人名去喂那谜一般的生物大脑。这一堆软软的、可怕的物质贪婪地将这无数的符号吮吸进去，好似一片草场在吮吸千万滴雨水。他对人不感兴趣，在人的一切情感中，他也许只知道一种，自然是最属人之常情的虚荣。如果有人走访了上百个地方遍寻未获，才来找他指教，而他能一下子就回答来人的询问，惟有这个才能使他得意，给他乐趣。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在维也纳和维也纳以外的地方，有数十人尊重和需要他的知识。在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大都市的这种庞杂的数百万人的密集体里，始终只能在少数几个点上，炸出若干小小的平面，由它们来反映这同一个宇宙，但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惟有对行家，对意气相投的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这些书籍行家全都知道雅科布-门德尔。正如谁要询问某种音乐书报，就会到音乐之友杜去找欧塞比乌斯-曼迪车夫斯基。他头戴灰色便帽，和善地坐在那里，周围是卷宗和乐谱，只要他一抬头，便能笑眯眯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又如直到今天，谁要从旧维也纳的戏剧和文化中得到启示，谁就肯定去找人所共知的格洛西神甫，同样，维也纳若干嗜好书籍的人，一遇到某个特别硬的坚果要咬开时，就会自然而然，坚信不疑地到格鲁克咖啡馆去找雅科布-门德尔。如果在这些人来求教时，谁能从旁观察门德尔，就会使像我这样好奇心重的年轻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块感。如果有谁拿来一本次书搁在他面前，他便轻蔑地敲敲封皮，只咕哝一声“两个克朗”了事。相反，如果是某种珍本或孤本，他会毕恭毕敬地把身子往后挪动，在书的上面垫上一张纸，仿佛他突然对自己那肮脏的、沾满墨水的、指甲缝里全是黑垢的手指感到害羞了。随后，他怀着莫大的敬意，小心翼翼地一页接一页地轻轻翻阅这本罕见的书。在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使他分心，正如一个真心诚意的教徒在祈祷时，是谁也扰乱不了的。事实上，这样的仔细观看，抚摩、嗅探、掂量，这样的每个动作，都像是仪式上的，是前后次序有定规的宗教礼拜仪式上的。他的驼背前挪后移，一边咕哝着，哼哼着，搔头发，发出一些引人注意的元音。一个延长的，几乎是深感惊讶地吐出的“Ah”和“Oh”，表示醉心的欣赏；如果发现缺页，或者有一页被虫蛀了时，便是一声急促的、仿佛被吓了一跳似的“Oi或Oiweh”。末了，他恭敬地把这本厚书放在手上掂量，半闭着眼睛，把这个笨重的长方形又闻又嗅，宛如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在闻一朵晚香玉时那么动情。在进行这一套有点麻烦的程序的时候，书的所有者当然得耐着性子。但是，在检查结束之后，门德尔便会爇心地，甚至是爇情地提供情况，而且少不了要添上种种涉及面很广的有关轶事，以及关于同类版本价格的富于戏剧效果的报道。在这样的时刻，他仿佛变得开朗了，年轻了，有生气了。只有一件事会使他感到极度愤慨，那就是某个初到此地来的人，要为他作了这番估价而付钱给他。这时，他会气愤地断然拒绝，就像一位画廊顾问气愤地断然拒绝某个到处旅游的美国人为了他的讲解而要往他手里塞小费。因为能允许门德尔把一本珍贵的书拿在手上，就等于能允许别人同自己心上的女人相会。这些个瞬间便是他们柏拉图式的爱情之夜。能左右他的惟有书，从来不是钱。因此，一些大收藏家，其中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建人，都想请他当他们的图书馆的顾问和采购员，但是枉费心机，雅科布-门德尔一概拒绝。他只想呆在格鲁克咖啡馆。三十三年前，他，一个驼背小青年，胡子还是黑色的，又细又软，前额上是涡形鬈发，从东方到维也纳来学习，想得到犹太法学博士学位。但过不久，他离弃了严峻的惟一的神耶和华，投身到光彩夺目、变化万千的书籍的多神世界中去。当时他首先找到了这家格鲁克咖啡馆，它渐渐变成了他的书坊，他的总店，他的邮局，他的世界。如同一位天文学家，孤寂地站在天文台上，通过望远镜的圆孔，天天夜里观察无数的星星，观察它们神秘的运行，它们变化莫测的混乱无序，它们的熄灭和复燃，雅科布-门德尔则在这张四方桌旁，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另一个同样永恒地运行着、变化着书籍的宇宙，观察我们的世界之上的这个世

不言而喻，他在格鲁克咖啡馆是被视若上宾的。在我们的眼里，这家咖啡馆的名声与其说靠音乐家、《阿尔赛斯特》和《伊菲革涅亚》的作曲者克里斯托夫-威利巴尔德-格鲁克的庇佑，倒不如说是同门德尔的无形讲坛联系在一起的。同古旧的樱桃木柜台、两张绿呢打满补丁的台球桌和铜咖啡壶一样，门德尔也是这家咖啡馆财物清单上的一件动产，他的桌子如同一处圣地似的受到保护。因为他有无数的主顾和询问者，他们一来，店里的职工就很有礼貌地硬要他们吃点、喝点什么。所以，他的科学所赚来的钱，较大部分实际上流进了领班道伊布勒挂在屁股后面的那只大皮包里。反过来，旧书贩门德尔也享有多种特权。打电话免费，他的信人家给收，还替他办各种事情；年老、正直的厕所清洁女工替他刷大衣，钉钮扣，每周替他洗一小包衣服。人家替他到邻近的饭店去取午餐，只有他一人能得到这种待遇。另外，每天早晨，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亲自来到他的桌子旁向他问好，埋头在书堆里的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多半没有察觉。早晨八点整他进店，直到人家熄灯时他才离开。他从来不同别的顾客说话，也不看任何报纸，有了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发现。有一次，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彬彬有礼地问他，在电灯下读书是不是比以前在煤气灯黯淡、抖动的光线下读书要好一些，他这才惊讶地抬起头来呆望着电灯泡。尽管安装电灯花了好几天时间，又敲又凿，又吵又闹，这样的变化他竟全然不知。只有数以十亿计的黑色纤毛虫般的铅印文字，通过眼镜框的两个圆孔，通过两个闪光的、吸收着的镜片，过滤到他的大脑中去，其余的一切事件，均似无谓的喧哗，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他确实就在这一个地方，在这张四方桌旁，阅读、比较、计算，度过了三十多年，度过了他一生中全部清醒的光陰，像做着一场持续的、惟独被睡眠中断的梦。

因此，当我恍恍惚惚看到雅科布-门德尔宣示神谕的大理石桌子空空的，仿佛立在这间屋里的一块墓碑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现在，人到中年时，我才懂得，有多少东西随同每一个这样的人一起消失了，首先因为在我们这个无可挽救地变得愈益单调的世界上，一切独一无二的东西日复一日地变得稀罕珍贵了。接着，我想到，年轻而无经验的我，当时出于一次深刻的预感，曾经非常喜爱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可是，我竟然忘却过，尽管是在战争的年代里，是我在一种像他那样专心致志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但也不应该啊！现在，面对这张空桌子，我感到羞愧，对不住他，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心。

他到哪里去了呢？他的情况又怎样呢？我招呼侍者过来，向他打听。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们店里不见有姓门德尔的先生来过。不过，领班也许会知道的。领班腆着尖肚皮笨重地移动身子慢慢蹭过来，他犹豫着，思索着：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不过，我要打听的是不是曼德尔先生，弗洛里安尼巷的缝纫用品店的曼德尔呢？我觉得嘴唇上有一种苦味，万物无常的滋味：如果风已经把我们脚后留下的最后的痕迹都吹掉的话，那么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一个人，在这间若干平方米的房间里阅读、思想、谈话、呼吸了三十年，或许四十年。可是，仅仅离去三四年光景，来了一个新法老，便无人再知晓约瑟了，在格鲁克咖啡馆里也无人再知晓雅科布-门德尔，旧书贩门德尔了！我几乎有些恼火地问领班，我能不能同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交谈呢？旧职工里还有没有谁在呢？哦，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这家咖啡馆卖掉了，他已经故世了，原来的领班，他现在在克雷姆斯附近靠自己的产业过活。没有了，再没有人在这儿了对，有了！有了！施波席尔太太还在此地，厕所清洁女工（俗话叫做巧克力太太）。不过，她肯定记不得一个个的顾客了。我随即想到：雅科布-门德尔这个人人家是忘不了的，于是，便让领班请她来见我。

她来了，施波席尔太太白发蓬乱，有点水肿的退一步一步从厕所间走来，一边还在匆匆地用布擦她通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完她那陰暗的小间，或者刚擦完窗户。我立刻由她的慌张神态察觉，这样突如其来地把她叫到前面来，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房间的大电灯下，使她不高兴。因此，她先是猜疑地瞧我，用一种目光由下往上地瞧我，一种十分小心地压低了的目光。我找她，有何贵干呀？但是，我刚开口打听雅科布-门德尔，她就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珠仿佛要夺眶而出，她抖动着耸起肩膀。“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有人想着他！是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在哭泣了，她感动极了。老年人逢到别人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某一段已被遗忘的、美好共处的光陰时，总会这样的。我问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哦，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五六年，不，七年，去世已经有七年了。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先生。想想看，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我进店时，他已经在这儿了。说起他们是怎么弄得他死去的，这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啊！”她越来越激动了，并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给我讲一讲吧，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吧！这个善良的老妇人显出了胆怯和拘束的神态，不断地擦她的那双湿手。我懂了，一个厕所清洁女工，系着肮脏的围裙，自发蓬乱，站在这咖啡馆的大厅里，这使她感到难堪。另外，她一直怯生生地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哪个侍者在一旁听着。我于是向她提议，我们到活动室里去吧，坐到门德尔的老座位上去，请她在那儿把事情的始末讲给我听。她感谢地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感激我懂得她的心思。她，这个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老妇人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两名侍者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背影，他们觉察到了此中必有缘故，若干顾客也对我们这差别悬殊的一对感到惊异。接着，在活动室里那张四方桌旁，她向我讲述了雅科布-门德尔，旧书贩门德尔的沉沦（后来，其他人的叙述，又给我增补了某些细节）。

就是啊，他后来，她这样讲述道，在战争开始以后，也还一直来的，天天一早，七点半钟就到这里，坐着，整天研究着，同以往一模一样。是啊，他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还常常谈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可是了解的，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从来不同别人交谈；尽管卖报的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跑步围上去时，他也从不站起身来，从不在一旁听着。他同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弗兰茨，那个侍者不在了（他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了），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爇梅希尔被俘虏了。面包越来越不像样，人家给他喝的已经不是牛奶而是代用咖啡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来这儿的大学生这么少呢？如此而已“我的上帝，这个可怜人哪，除了他的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使他高兴和担忧过。”

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怞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轮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寒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取。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

这两个军官盯着由于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急出汗来的雅科布-门德尔发愣，仿佛月亮掉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接着，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传令兵跑上跑下，雅科布-门德尔被交给卫戍部队监狱负责看管，准备下一步把他送进集中营。人家叫他跟两名士兵走时，他还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发傻。他不知道人家要拿他干什么，但他本来也没有任何担忧的事。这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暴的人能对他有什么坏打算呢？在他的超脱现实的书籍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不谅解，而只有关于数字和文字、书名和人名的知识，以及不倦的求知欲。因此，他随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中间下了楼梯。到了警察局，人家拿走了他大衣口袋里所有的书，井要他交出藏有几百张重要的书单和主顾地址的皮夹。这时，他才勃然大怒，动手打人。人家只好把他绑起来。这中间，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的这架观察津神世界的魔术望远镜跌个粉碎。两天以后，人家让他穿上单薄的夏服，押送他进了科马诺姆附近的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