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这些绝不会是雨萍记忆里的场景。因为自从她来到了香港之后，她便再没回过上海。她一直让上海存活在她的那一片一点不受污染的记忆里。她喜爱这种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
东虹中学的校墙是用红砖砌成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根水泥的柱子，水泥柱的顶端有一盏戴奶白罩的墙灯。校墙一排延伸过去，转一个弯，便能见到一条河流。河流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它的远端与东上海的一大片公园相连接。主校墙临街的一面是一条数米见宽的人行道，人行道用水泥板铺成，而跨下人行道便是马路了。那时候在那一带，几乎没有什么车辆通过，连行人都很少。只是偶尔有三三两两的自行车，响着车铃，在树荫之下一路踩过去。而在那条马路上栽种的也不是上海最常见的法国梧桐，而是一种属白杨科目的树种，树叶墨绿色，呈鸡心形状。还有几棵盘根错节的老榆树，形态龙钟，多节的树枝伸向街心，雨萍想，它们长在那儿，大概已不下一百年了吧?
雨萍对东虹中学周围的环境细节十分熟悉，那里曾是当年的她经常会偷偷儿去逛圈的地方。她常去那儿的缘故有二。一是就读东虹中学本是小学时代的她的最大梦想；二是表哥就是那所学校的学生。她至今还能背得出表哥在初一那年写的一首叫《东虹——我亲爱的母校》的诗作。
(她躺在躺椅上，眼望着天花板，想，隔了那么远久的事她倒能记忆如此清晰；怎么近在眼前的日子反而变成了模糊一片了?人是不是愈老就愈这样了呢?)
诗作发表在当时由东虹中学校部编辑的一份油印刊物《东虹文艺》上。该刊物发表的全是东虹学生的优秀习作，以资鼓励的同时也作为学生间的交流之用。能上榜这么一本刊物的作文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尤其是对于一位初一年级的学生来讲。雨萍记得那天婶娘是专程将刊物拿过来她家给她的父母亲看的。婶娘的脸都兴奋成通红了，她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家兆正写的文章都印上书啦!
那期的《东虹文艺》上发表出来的学生习作有很多，就是初一级的，也有好几篇。其他的，雨萍一概连留意都没有去留意一眼，她一眼瞄准的就是表哥的那首诗。诗的第一节是这样开场的：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好像为了躲避北站的嚣喧/故意让它的一端伸向东郊/那儿，人影稀少/绿荫满道，一旁/大楼环抱/红旗高飘/这，就是我亲爱的母校!……
雨萍将诗歌读了一遍又一遍，那年她只有小学五年级。她想：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韵律，就是让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或当年在青年学生中最走红的诗人芦芒来写，写出来也不过如此吧?她将诗歌又在她的女同学中间传阅了一番，大家也都钦佩得不得了；而她，更是常常独自一人上东虹中学的附近去溜达。好像如此一来，她便会离她渴望的目标更近些。
从她家去东虹中学约需20来分钟的步行路程。沿着河边的一条小道一路走去，还要经过一座小桥。她记得，在50年代初的她的儿童时期，小桥还是木结构的，全身上下都让柏油油成了个乌光玲珑。到了50年代的大跃进年代，木桥拆了，换成了一座用粗糙的预制铸件建造的水泥桥。桥中央的那个凹拱处还刻有一枚红五角星，下边一行字，曰：建于1958年×月×日。
就这么一座桥，雨萍经常走过，然后便走上了那条“笔直的柏油路”。
仲春的黄昏天，空气中浮动着一片濛濛的赭黄色。雨萍从白杨树黝黑的树冠下一棵棵地走过，她能闻到一种树叶散发出来的新绿的清香。校墙水泥柱上的顶灯全亮了，给人行道投下了一圈圈暗淡的光晕。不知怎么的，她感觉自己的心开始轻轻地跳荡了起来，像荡千秋一般，一上一下一前一后的，让她的步履都有些不稳，呼吸都有点急促起来了。
远远的，她望见了那块黑字白漆底的校匾，一盏薄边斜罩的裸露灯泡照着它，在刚刚降临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天色已经不早，学校大门早已上了锁，就连传达室的小门也已关闭上了。她像一个普通过路人一般地从校门口若无其事地经过。但想想，又觉得似乎有点不太甘心：自己来来回回花费了大半个小时，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分钟的经过和瞧一眼?她再从河边的那条小道上拐了回来。这一回，她见到传达室的门打开了，一男一女，两个戴红领巾的中学生从小门里走出来。然后，就在那块被灯光打亮的校牌跟前站定了，他们像在说些什么。雨萍的心的千秋荡得更高了。但她很快便发觉，那个男的并不是她的表哥(她说呢，天底下哪来这么凑巧的事?)，而是另外一个男生。但当下里就将她的目光吸引了过去的则是那位姑娘。这是一位长得很美的姑娘，精致的五官，匀称的身材，白皮肤，鹅蛋脸，细而密的前留海。但这些都是一般的描写，太一般了，似乎都不太能很准确地表达出这个姑娘的美的实质。
雨萍再望多了她一眼。她发现那位姑娘身上弥漫的是一种气质，一种贵而傲的气质。贵中有傲，傲中有贵；因贵而傲，因傲更贵。而且它们的流露还是那么地自然，没有一点故作矜持的意思。仿佛这种贵傲之气是和她与生俱来的，是自其骨髓里互相缠绕着地向外满溢出来的。
雨萍已经在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当她经过这对男女生边上的时候，她见到他们面对面地站立着，那个男生正使劲地拍打着自己袖口边上的粉笔灰。他们正准备分开。
后来，她见到那位姑娘独自离去，就在那条柏油路前方的一个岔路口上拐了个弯，便消失了踪影。而那位男生则横过马路，朝着道路的另一个方向走去。不知是为什么，雨萍突然感到一种冲动，她也想过到马路的对面去，跟随着那位并不是她表哥的男孩子一路而去。也许是因为那个男孩曾与那位美貌少女作过伴?或者至少来说，他是表哥学校里的一位同学，所以便对她构成了某种吸引力?
她一步跨下人行道，一辆自行车正好从幽暗的树冠下向她驶过来，摇响了一长串铃声。于是她又急忙缩回腿来。她终于还是没过马路去，没去实现她的那股莫名的心理冲动。
雨萍拖着腿回到家中，心情沮丧得几乎有点儿想大哭一场了——于她，这是很少有的事。多少年后，当她第一次隐隐约约从婶娘那儿听说兆正表哥最近与他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有如何如何往来的时候；或者是那次街道学习班上，我俩板凳并排板凳坐在一块，她主动问起我些什么，而我又作了些不着边际的回答时，她都几乎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就肯定：所谓她，就是她。就是那位仲春之晚与一个男生一同站在东虹中学的校门口的漂亮的姑娘，她们是同一人。当然，后来当雨萍在表哥家中再遇见这位少女时，那已经是过了好多年后的事了。少女的面貌免不了又有了不少的改变，但那股子诱人的气质仍在，而且仍很美。
雨萍从小到大都没这么做过，但这次她忍不住这么做了。她跑到换衣镜前，在镜中很仔细很仔细地端详起自己来。她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除了两粒可爱的唇角涡之外，她从哪一点上都无法与那位少女相比。于是，她便立即理解她的表哥了。她甚至觉得，以表哥的才华是应该与这么样的一位少女相配的。但她恨，恨她自己；她赌气，她同她自己赌气。她愈想愈气恼，她再不愿在心中去将那位少女想像得太美了，她抗拒这样做。她告诉自己说，其实，那个女的，也“并不太怎么样”。
从此，“那个并也不怎么样的女的，”便成了雨萍口中对湛玉的称呼。
是的，存在在雨萍遥远记忆中的那个站在黄昏校门口的男生很可能就是我。几十年后，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我们香港住宅的露台上时，我俩不止一次地谈及过此事，但总会在到达某一条界线时，止步不前了。我俩心照不宣，也从没互相说穿过，却让各自的心中都保存着同一个谜语的不同答案。
这样做，我倒是觉得蛮有味的，有一种含蓄人生的意思。至于雨萍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当然，作为小说的作者，我绝对有权对她的内心进行某种心理探讨，我经常这样做，经常对我小说中的人物的举止行为与心理状态作出类似的处理；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想。
现在，我们终于能见到我们的雨萍从屋角处的躺椅上起身了。全屋里都乌沉沉的，连天花板上的灰白反光都消失了。落地的趟门仍然敞开着，夜风愈来愈大，两条给拴住了的白色的尼龙纱帘被鼓吹起来，像两片不安的灵魂，在这黑夜的背景上，忽忽地飞舞。
但是，露台之外的天空还是有亮光的。非但有亮光，而且还有色彩。这是一种橙红色的云层反光。因为此一刻的港九市面正处于一天中最辉煌的时分，在距离露台几百米之下的整座香港岛和海对面的九龙半岛上火树银花，车流滚滚，就像刚出炉的沸钢水，流淌着，在这片土地上，从四面八方枝丫开去。
但这种都市的繁华只是一种景观，一种流动的却是无声的景观。至少对于这么一座位于山势顶端的大厦来说，它们便是这样的。宁静统治着这里的一切，除了风声，还是风声；其中夹杂着的是几粒秋虫唧唧哦哦求伴的叫唤声。
雨萍在躺椅的边沿上小坐了一会儿，她还没想出现在她应该去干些什么。菲佣房中的电视机声已告平息，想必人也上床睡去了。都什么时候了?或者她该去厨房弄些东西来吃了，但她暂时还没饿的感觉。
雨萍趿上拖鞋，走下躺椅来，她慢慢吞吞地向房间走去。她还是克止不住地想去干一件事。摆放在酒柜上的镀金台钟开始用清脆的敲打声歌唱了，它唱来唱去，还是那两句法国童谣，它告诉雨萍说：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四十五分。
她走进主卧室，打开了一盏床头灯。卧室很大，微弱的灯光只是更显出了它的大和幽深。她又去将那件毛衣找了出来，她先将它摊在手掌上端详了一会儿，里里外外地摸了摸；然后就把脸蛋凑了上去。每次都是这样的，她还能在毛衣上嗅到那股残留的气息：这是家乡的气息，这是童年的气息，这是他以及她自己的气息——唯这最后一点，可能只是一种幻觉而已。
她好像听见客厅里有什么动静了。她放下了手中的毛衣，细细地辨听了一下。是电话铃在响——是的，是电话铃。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客厅去，除了两片隐约飘动的白纱窗帘之外，客厅里一片漆黑。她向电话机的方位摸索着地走过去，但她想，对了，我不是应该先去将大灯打开吗?于是，那座六十盏烛头的巨大的水晶灯便刹那间大放异彩了，让整座客厅于突然的一刻沉浸到一片光明的海中去。强烈的光线刺激得雨萍的眼球都有些疼痛，但她全然感觉不到这些，她眯起双眼，望着那架电话机，不错，它正响个不停呢。在这座隔世的大宅里，它似乎是一种来自于外太空的讯息。电话机摆放在一张半月型的精巧的机桌上，机桌靠墙而立，机桌的一旁摆着一张专门给接听电话的人坐的丝绒的靠背圈椅。雨萍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拎起了话筒。她的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她对话筒说：“喂——”
后来，真的，所有这些场景都在我的想像之中再现过；我甚至还将它们当作是我亲眼所见的一桩桩真实生活里的细节，这里那里地利用来装点我的小说。而且情形也都大同小异。可见，人生的有些场景是绝对可以被复制的；有时，膺品人生比真实人生更具有保存价值，这便是小说这种文体和小说家这种职业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