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光再一次地倒流回三十五年前。1968年，1968年的一个清澄的夏夜。
亮晶晶的星斗在墨蓝色的天幕上静静眨着眼的时候，整座城市都辗转反侧在一个巨大梦魇的压迫中。街上，已空无一人了，打粗红杆的，姓名倒贴了的大字标语沿着灰褐色的工厂围墙一路张贴过去；也有直接蘸着黑色或鲜红的涂料挥写在墙上的，“紧跟”还是“打击”一类的标语，即使在这静夜里也有一种呐喊的知觉。
我不敢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尽量拐弄抹巷。假装成一个忙碌了一整天的“革命小将”正急急赶回家去睡一宿的模样。但我却从未在任何一个门牌号码前驻足过，事实上，我是有家归不得。我是在黄昏时分离家出走的，那时，家刚被抄，抄家队伍还没有离开，我就从后门溜了出来，在街头一直踯躅到现在。不，我绝不能回去，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在家中等着我的。他们要抓我去隔离——隔离审查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国家常见的群众专政的手段之一。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长的一夜。清澄的盛夏之夜，有流星曳着长尾巴从天空上飞过，掉到弄堂砖墙的那一边去了。从弄堂窄窄的甬道望出去，不时能见到头戴藤条帽手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走过的身影，二更天的月光在他们的金属矛尖上闪着冷辉。那时代，上海人早已被禁养狗只了，但猫，尤其是游荡的野猫的只数仍然众多，它们在深夜的墙角或屋脊上发出凄厉的叫春声，互相拱背趴爪地诱惑对方，或“呼!”地一声从你胯下冷不防穿过，吓出你一身冷汗来。
那时，我十九岁。
后来，我去了香港。在往后的几十年的恶梦中，仍会有那幅场景的变了形的反复而又反复的再现。六十年代的上海东区那一带的弄堂，一条衔接一条，一弯尾随一弯，垃圾箱、小便池、老虎灶、供水站，我就怎么走总也走不出它们迷宫般的版图。一切都逼真得很：有月光有流星有野猫有冷辉闪动在矛尖上；我想，我是在寻找出路要去到某处，某处类似于出境关卡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护照，我的行装，我的正焦急地等待着我的亲人们。但我是怎么搞的呀?我不是早已脱离了那片土地了吗?我不是下了决心永不回头的吗?我怎么又会重投罗网，我是怎么搞——怎么搞的呀!在沉重如跋涉在外星球的梦境里，我始终悔恨不迭。
我踢开了被子醒来，有时发觉自己仍在香港，有时是在上海。梦的一部份是现实。而人，一只脚已踏进了清醒里，一只脚还留在梦境里。是啊，为什么我还要回来?我问自己，而且还如此热切地时时刻刻地盼着能回来?或因她，或因他，或因我自己?或因那无数个你你我我他他(她她)所组成了的，而后又遗失了的记忆细节?或者就是因为了那块土地的本身?总有那么一条半条生命的基因在我灵魂的深处呼唤，叫我无法抗拒也无法躲避，不论是对了还是错了?
但结果，我还是被隔离了。不是我回家去自投的罗网，而是我在街上经过了两夜一天漫无目标的遛达后，终于让人给发现了踪迹。
我被关了起来，关在“东虹中学”教学大楼的顶层。教室那时已不作上课之用了，课桌合并起来，让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师生当床睡，课椅则堆垒在教室门口，阻止有人逃跑。教室里空荡荡的，黑壁板上方的一大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帽的像片，为的是让我们这批罪犯或准罪犯在每日早晚一次请罪时能有一个作三鞠躬的方向。
我们这些罪犯的嫌疑源头是：约莫一星期前，在大楼扶梯转弯处的男厕所发生了一起“反标”事件。反标是手写体，极其潦草的字迹匆匆地写着：打倒白面奸臣××!几个粉笔字。标语写早了三年，三年之后就是这同一个××，盗机出逃，最后坠死在异国的荒原上。但在当时，反标的出现是一件足以将整座东虹中学师生的情绪都煮沸腾起来的大事件。霎时间，操场的检阅台，篮球架和扩音喇叭的支架上都吊挂满了墨迹未干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谁炮打毛主席司令部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等等等。人们争先恐后地表达一种忠诚，并开始全力清查那个躲在暗角落里放射反革命毒箭的阶级敌人。
反标不是我写的，当然不是。我之所以会被莫明其妙卷入其中的直接原故是有一天入晚时分，我恰好完毕工序从男厕所里走出来，就有一道手电筒光向我照射过来，问：谁?是胡伯，这位一直保持高度革命警惕的老校工。每晚，他都有握着一枝电筒巡视校园和大楼好几遍的习惯。始终就没发现过有什么异常的敌情，但后来，便出现了反标。于是，一切便都与我挂上了号：家庭出身，海外关系，只专不红，思想复杂等等，还有，为什么一贯逍遥在家的他偏偏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校来?
我意识到事件的严重，就尽力提出理据来解答造反派们的疑点。我说，那天我是与某某约好几点几分去学校的，我向他借一本书，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去问!
但解释似乎不起作用，成见是一早已经确定了的：这小子，即使反标事件与他无关，也决不会是咱们革命派的同路人!清查他，非但正确，而且很有必要!抄家队伍气势汹汹来到我家时，带头的便是那位脸膛酱红色的“长脚”体育老师。他穿一套军服一顶军帽一双军鞋，入屋前，还带领着一队人马站在我家门口，举着语录呼了一顿口号。
兆正也来了，拖在队伍的最后，当所有的人都从载送他们前来的黄鱼车上跳下来集中到我家门口去的时候，他仍坐在车的舷杆上，不动。那时的兆正，已是一个在全校甚至全学区范围都很出名了的造反队的笔杆子了，所有那些操场饭厅礼堂中的句辞精美语法严谨推理有信服力的大批判文章一概都出自于他的手笔。他愈写愈喜欢写，得心应手，思如泉涌，作家的理念，从那时开始，其实已在地平线的那端向他作出遥远的呼唤了。
他一直没动，甚至当他见到我从后门慌慌张张溜出去的时候。他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地将目光全情地投入到对街心的那片火灼灼的阳光的凝视中去。我轻轻地自他身边经过，他毫无动作也毫无反应，但我很有把握：他绝对明白正在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一个十九岁的他与一个十九岁的我，在1968那个疯狂的年头。
后来，反标事件终于侦破。作案者是一个比我高一班的学生，姓谢。当时，他和我关同一间教室，就两个人。每晚，我都眼睁睁地望着窗外有流星飞过的黯沉的天空，无法入眠。我的心情颓丧得几近绝望，想，这下可完了!我倒并不是害怕反标事件会硬栽赃到我的头上来，我担心的只是我那一大批被造反派们抄走的东西，其中有我多年的日记本，诗歌习作簿和自学外语的心得与笔记手册。内容虽然隐晦些，但假如一旦被上纲上线，其严重程度也并不亚于打倒××的反标。那年头，在街角处张贴的，让红笔给勾去了姓名的人的名单中，就有不少个是因写“反动日记”而定罪的。
我愈想愈紧张，愈想愈害怕，在硬棚棚的课桌之上来来回回煎饼似地翻身，汗湿了一片之后再换一片凉爽些的。谢似乎也睡不着，我经常听到他身子底下的课桌在“叽咔”作响。他坐起身来，同我聊天，他说，你这些问题算些啥问题啊，嗨——他仰天长叹一口之后又再次躺下。半夜里，他惊跳起来，用含糊不清的嗓音呼喊着：“不!不!不是，不是……”让那个还在望着星空无法入睡的我紧张的走下“课桌床”去，走到他的边上。见到他已气喘吁吁地稍复了清醒，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但没过几天，一大清早，就有几个穿军服戴袖章的人来到了我们隔离室外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再不一会儿，学校的操场上便开始人声鼎沸起来，我与谢一同被人前呼后拥着地押送去到了学校的饭堂里。还有几个嫌疑对象也从别处汇集来这里，全饭堂的革命师生一齐站起身来，呼口号，并将目光射向那几只反胆包天的落水狗的身上。
我们被安排就坐于正对主席台的第二排的中间座位上。假如今日里观看春节联欢表演，这是安排给首长们坐的位子；可见当时，我们这些人的主角地位了。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坐满了军服和红袖章，从饭堂的侧门望出去，能见到一辆草绿色车壳的吉普车停在操场的树荫里，几个穿蓝制服的公检法人员正摘下圆顶帽扇着凉风。
一切肯定会有大事发生。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当时的情绪状态了，我只记得谢就坐在我的边上，因为是长排连椅，所以我感觉到不断有椅背和椅座“格格”颤抖的震动波传来，我望了他一眼，只见他的脸色与嘴唇都灰白得可怕。
台上在说些什么都千篇一律地在我的耳膜上震动为了一种“嗡嗡”之声，我只有一些那位酱红脸膛的革委会主任在领呼口号时的青筋突暴的模糊印象。突然之间，就有几只戴红袖章的胳膊一齐伸过来，在同一刻采取行动，将我身边坐着的谢从椅子之上一把提拎了起来。一条胳膊按头，两三条胳膊拗手，他，便像一只大蛤蟆一样地从我面前，从排与排的隙缝之间挤了过去。
我忘不了那最后的一瞥。这是当我与他，这两个仅同室了几天的难友的目光交错而过的刹那间。我望他的最后一眼也是他朝我望了的最后一眼——这是一种不聚焦的目光，恐惧已涣散了他的全部眼神。
谢的故事的后文，我倒是几十年之后再从湛玉那里听到的。后文的场景变成了刑场。
那年头，每逢节日必都有大规模的镇肃运动，以确保革命人民能有欢渡佳节的权利。而那时候的文件与指示的传达又特别多，最高指示之外，还有副统帅的，旗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市革委头头们的。这一年，就有某位通天的显赫人物在某次市革委内部动员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过!但反革命势力还很猖獗，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想作最后的反扑!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打击反革命份子，尤其是“现反”的力度一定不能小，决不能心慈手软了!为了庆祝象征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来临，我看，这次的人数就凑他个七十的总数吧……而谢，就被包括在了这一批人的名单中。
湛玉说，应该就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元旦前夕吧。那时，我们这几届学生的毕配工作都已完成。湛玉去工厂干了半年后，就被上调到一家报社当见习通讯员。她后来的出版社的职务便是从那里转调过去的——不错，在那个年头，这种职务本不适合她那类出身的人去担任的；但无论在哪种年代，她都能证明自己是个例外的幸运者。
又是某回床笫之好后背靠着床头板半躺半坐的休息期。湛玉听我说完了我的那一次的惊险经历后，一脸的惊奇，“原来是他啊，”她说。
因为要写报道的缘故，所以他们这些传媒机构的工作人员站得距离行刑线最近。她是亲眼看着经过游街之后的犯人们如何一个个地被推下卡车来的，谢首当其冲。她马上认出了他来——之前一早，她已经得知有个东虹中学的学生。眼神?她说，她有点记不清楚了，或者正像我所说的那样，是涣散得无法聚焦的那一种。她只记得他穿一件土黄色的人造棉棉袄，有机玻璃的纽扣偶而在冬日的阳光之中一闪。他似乎已无法再朝前迈一步了，一推下车便双膝软软地跪倒在了地上。在刑警出手将他架空而去前，他死鱼般的目光迅速地扫过所有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脸，像是在作最后的一次恳求。最后，竟滞留在了她的脸上。可能曾经是同学，她对他有点儿脸熟的缘故?湛玉说，她只觉得在这刹那之间有一股寒气从她的脊梁骨的底部冒升起来……
我说，这人差一点就是我，而这目光，也差点是我的!我俩差点在那刽子手满布的刑场上相面对，而不是在这张温软的床上相拥!但幸好，不是。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人遭枪决。她永远无法想通的是：那束目光怎么顷刻间便消失了?随着“砰!”的一声脆响以及一缕淡淡的蓝烟，那束在几分钟之前还停留在她脸上的目光便永久在这世间消失了，难道?人们开始散去，该回报社去写报道的回报社去写报道，该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的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该回家去煮饭喝酒打牌聊天的回家去煮饭喝酒打牌聊天，但那颗灵魂呢?那颗可怜的，年青的，被恐怖吞噬着的活生生的灵魂呢?现在去了何处?她想不通这一切，她当然想不通的，这令她好几个星期都寝食不安。
再说回我自己。我的问题并不因反标事件有了个水落石出而告一段落。既已入了网的鱼，造反派们是不会甘心把它再次放归水乡的。批斗会交代会一个接连一个，对象们多半是老师，唯我一个是学生。
那一次批斗会，兆正也来了。
口号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文有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发了言，唯他保持沉默。站在我一边的是教地理科的乐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他被众人从反右年代的**罪行一直数落到资反路线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批斗惯了，他竟能熟练地弯腰出一种姿势来，一站数小时，就像在练习站桩功。这令我大开眼界。我用眼角的余光望过去，见他两眼半开半闭，花白稀薄的发缕之下竟然还隐隐地浮动着一丝笑容!这更叫我大吃一惊。再望过去便是一长排的课桌椅了，课桌的后面坐着革命师生们。我留意到兆正从他坐着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提着大包的什么去到在课桌长排的中央坐着的那位长脚主任的身边。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尽管隔有一段距离，但我能辨认出自己的那本草绿硬封皮的日记本。
我见到那张酱红脸膛抬起来迟疑地望着他。我眼角的余光望不见他的表情，只有他脸的侧面和他的动作和他的手势。总共也不过三个：指指物件，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我清晰地记
忆了它们三十年，就像刚发生在昨天一样。
而它们竟成了我与他之间在视觉交往上的绝响。
这次之后的没几天，我便被释放了。再以后，勉强内定了个“反动学生嫌疑，不予分配”的含糊结论，退回街道了事。
我后来才听说，是兆正向校革会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和作了担保。他说，从我家抄去的那些东西他都很认真地看了，没什么，小资情调而已。这账就是要算也要算在万恶的资反路线的身上!他说得言之凿凿又义愤填膺的样子，让人听了半信半疑但又不得不信。那时候，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与评断，他有一种发言上的权威性。
我逃脱了。没有公检法，没有吉普车，没有壮汉的胳膊和手铐。当那张险恶的大网正企图收拢时，我及时滑脱了。这是一只自己向自己不知重复讲了多少回的惊险故事，每次，只要当我的记忆的触须触及到其中的任何一条细节时，故事便会一丝不漏地再重新放映一遍。人生之途险哪，每一个人都在漆黑之中用脚探摸着前进，差一步就是粉身碎骨的悬崖边缘，但因为你跨出的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另一步而令你因此拥有了可以再活多几十年的生存权。
他、她、她以及我。于是，便徐徐地织网出一只可以互相连贯的人生故事来，而当一个局外人的谢姓的他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他绝望了的惊呼从三十年之前的谷底传上来，至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天色已经黑透了。三十多年之后的那个傍晚，我步抵上司徒拔道与山顶道的转接口上。山势已经相当地陡高了，远远望去，被灯火燃烧着的香港全岛与九龙半岛隔着黝黑黝黑的海面互相对峙着。我转了个大弯，决心顶着迎面吹来的强劲的山风继续向山顶的最高位置攀登。我呼吸着的这股带潮腥和叶绿素味的空气就是三十年之后流动在香港半山区的空气吗?我突然感到连自己的存在都有些不真实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