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我确信我与兆正之间有一种生命的暗脐在联系着的另一个迹象是那一晚——就是他沿着淮海路一路西行而去的那一晚——我也恰好在同一个掌灯时分，被一种莫名的冲动激励着地离家出门去。这是我在之后才听说的。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由东向西行，思考着类似的人生主题，梳理着一样纷乱的思绪，自我安抚又自我鼓励。对于湛玉的感觉，一个失去了，一个得到了，就如在三十年前一个得到，另一个失去一样。但却一样都有一种空虚感，无奈感，飘飘然然地浮在半空好像老找不到那种能回到地面上来的脚踏实地感。
我细细地回想起了这一晚来。
当我从我居住的那幢位于港岛东半山的住宅大厦的铸花大铁门里走出来之前，我应该是先经过一片宽阔的停车坪的。一个熟识的大厦管理员迎上前来，堆着笑：今晚不开车吗?我摇摇头，我想，他一定觉察到我脸上的什么表情了，没再说点什么，便从我的记忆之中退了场。我绕过了一辆浅灰色的“奔驰”，又在一架紫红的“积加”车的身旁经过，然后便走到了街上。
初秋的香港，天气仍十分炎热。近晚时分的半山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的甜丝丝的香味，香味之中还带有一种酒的醉意。橙红色的落日现在已经完全沉落，落到地平线下去了——它沉没之前的那最后一幕景像我是在我家那临海的露台上完成观摹的——远处，香港中、西环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们的簇簇的黑色巨影彼此复合重叠，像锯齿利牙一般地割据着西边海面上的那片仍是十分明亮的天空。而薄暮像一层轻纱，开始升起，飘逸、优雅，将这远远的一切都巧妙地笼罩在了其中。
那是一幅十分壮观的场面，从东半山山脊上的任何一个方位，只要没有建筑物遮挡视线，你都能望得到。此时，在我的头顶之上是一片宁静无比的天空，碧澄的天幕上镶着一两颗明亮的星斗。路灯刚点着，橙黄色的，背景在还是相当明亮的天空上，一盏一盏地排列开去，仿佛是一长串会发光的装饰物。蔓藤植物从两旁的山壁上挂下来，晚风吹过，像山的一缕缕飘动起来的绿色的长发。
窄窄的人行道上，行人十分稀少，只有晚归的私家车从我的前方或身后无声而疾速地驰近或超越而过。在这片高尚住宅地段，车辆一般都很少鸣号，只是在前方的某幢大厦前，一辆抵家之车会渐渐减速，黄边灯巴眨巴眨地靠向道边，等待大厦的铁门为它打开。
在大坑道黄泥涌夹道的道路交汇处，我绕过了一个车辆回旋点之后再穿越过若干条交叉的斑马线，走上了上司徒拔道。山道更窄更陡，行人也更少了。我一路向落日沉下的方向走去。我装得有些行色匆匆的模样，但我是漫无目标的；我不知道，就在这同一个时分，远在千里之外的兆正也正沿着淮海路漫无目标地一路西行而去。司徒拔道两边豪宅的窗洞间，灯一盏接一盏地全亮了起来，夜色开始深浓。透过宽大的露台望进去，有人影在水晶大吊灯之下晃动。有狗吠，一个身穿睡袍的年青女人坐在露台上的一张白色沙滩椅上，她的双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她抚摸着一头躺在她膝上的长毛狗。
我先想到了上海的她，接着便立即联想起香港的她来。
当我在露台上观摹完落日那最后一幕回到客厅中来时，客厅中的光线刚开始晦暗下来。在朦胧之中，家俱们蹲伏着或站立着，像一匹匹温顺或者是居心叵测的野兽。听到声音，雨萍从房中急步跑出来，依在门框上，便止步不前了。她只是用目光望着我(我虽没去回头看她，但我能感觉到)，望着我拖椅，穿衣，着鞋的一切细节。我从酒吧柜上取了串钥匙，掉转头去。不知怎么地，只要在与她对视的一霎间，我都能在她的眸子里找到兆正的影子。这是个消失了五官的他，影影绰绰地存在于遥远的年代里。这常令我对她无端端地生长出一种疏远感来。我说，我出去一会儿。她说，嗯。之后就不再多问了，或者她知道，即使她问，我也未必会答她。
其实这一次，我真也答不上来。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今晚我为什么要出去?出去又去哪儿以及将出去多久?
我认识雨萍在三十年前的街道青年的学习会上。那时，我们都是待配在家的应届毕业生，每逢星期三、五都要自带一张小板凳集中到居委会，坐在那儿聆听二报一刊的社论或是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有时，街道里委也会请来某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女工来为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这些满脸皱纹，扎着发髻的女人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文盲，能被请来作报告，自然觉得很光荣，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也十分重大。她们因此都会全力以赴尽其所能所知地将报告作得有血有肉，生动而有说服力。她们一直从日本人讲到国民党反动派，讲到资本家以及走狗，讲到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讲到“拿摩温”。有一次，请来的是一位干瘪瘦小的矮个子老太太，讲一口硬梆梆的本地话。旧社会，她是给一家人家当佣工的。老东家真是个大善人哪，阿弥陀佛!她说，穿剩吃剩下来的什么都让她给带回家去，所以那阵时她家什么吃穿都不愁。大热天，每天还可以捧一只平湖大西瓜回去；隆冬天的年关前后更是糕团南货腌腊，她斜乜着眼睛望着屋角的某个位置，掰着手指说了一大串品名。她说她算是她的那些姊妹之中最命好的一个了，找到了个好东家。但到了现在新社会反倒什么都没了，她儿子分到厂里当学徒，每月拿十八元二毛五的赤膊工资，这怎么个活下去法?这怎么个讨娘子法?她说说就感慨万千起来了，她说，她只能用她的退休工资去津贴她的儿子了，其他还有啥法子可想?——她压根儿就没有搞清哪一截历史应该接哪一截?哪一个朝代之后才换了哪一个?直到有人在台下听出说不对劲，赶紧上台去把她请下来时，她还嘟嘟囔囔地争辩说她还没讲完呢。把我们那一屋子的待配青年一个个地搞得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就那一次，雨萍坐在我的边上，一张圆而白嫩的娃娃脸，咬着下唇忍着笑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我们便互通姓名，相识了。
谈到兆正，那是自然而然的第二步。雨萍说，她从小就崇拜她的表哥，她表哥是一个很聪明也是很有天赋的人。我便表示十二分的认同。她说，他毕配去了崇明长征农场围海屯垦，是她替他缝制准备了全部细软的。我说，是吗?他每月能有三日休假回来上海，便是她最快活的日子了，她又说道，每次她去表哥家，常有另一个女的在场，据说，他们是同班同学；有时，表哥不在家，一直等到晚上也不见回来，她便猜想，十之有八、九是去了那个女的家里。我说，噢——那一定是她了。她?她是谁?谁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简略地说了说，其实，也说不清点什么。雨萍睁大了两眼望着我，但她的眼中似乎透出了一种早就明白了事由的胸有成竹，这令我感到暗暗吃惊。
说来也有点奇怪，从此，我们间的谈话就没离开过兆正，有时当然也会带到湛玉，但在雨萍这一头，她还是尽量避谈到湛玉——尽管到了后来，她事实上已知道了湛玉这个名字以及她与兆正之间的关系。那时候，雨萍每一次敲门上我家来几乎都是因为她去她表哥家，而又发现他不在家之时。她有点垂头丧气，见到我，谈谈她那出众的表哥以及那个“并也不见得太怎么样的女的”，谈谈文学(她也酷爱文学)，还有那位忆苦思甜成了“忆甜思苦”的文盲老太太，她才渐渐缓过气来，嘴唇也有了点鲜红，脸色又像先前那般地圆而白嫩起来。其实，在那年代，虽说大家都是待配青年，但各自的背景与底细却大相径庭。她是因病，因了某种妇女病——这是诸多正常和说得出口的待配理由之一。而我则因了某种暧昧却高危的内控因素。这是社会折磨人的一种绝佳手法：总让一些似有似无的影子与你鬼魂相随地留在某个它所不喜欢的人的社会档案中，久而久之，让你周围人的目光都磨利成了一根根不怀好意的芒刺，射向你，射向你，四面八方、日夜寒暑，绝不允许你有个安稳日子想过——这种手法，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大陆十分流行，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见得就完全消失了，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好多陋习时间长了倒成了传统，我想这也算是一种吧。
当年，我只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生活在如此的一只社会压力锅中，一直能熬到头发灰白的今天，也算是一项奇迹了。我突然就“呵呵呵”地，竟然笑出声来了，在那个初秋的黄昏，当我沿着上司徒拔道的山路一路向西行而去时。山道上无人，有爽飒的风迎面吹来，把一种清醒灌入到我的心中去。始终是个异类，我对着山壁大声地，放肆地叫喊了起来，你呀，你!政治的、社会的、文学的、生意的，什么都沾点边，什么又都不讨好!
但至少雨萍没有这样认为我。她照常来我家，在那些非常日子里，每一回当她发现她的表哥自崇明农场回来休假又不肯呆在家里的时候。她全然不顾周围的芒刺般的目光，她自愿地走进我的这个有“反动学生”嫌疑的芒刺圈中来，与我共同分担一份由这种目光带来的心理刺痛。
这令我很感动。我认定她至少是个心底善良的好女孩。后来，我去了香港，我们仍保持联系。再后来，当她得知她的表哥已与那个“并不怎么样的”女人结了婚，便写信来说，她也希望申请到香港来。我觉得无可厚非，也完全有情可愿，于是，她便来了。
我们结婚后不久，中国大陆便开放了。我常因商务需要回上海去，期间，兆正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我们彼此不晓得彼此在哪里，但在有一段时期内，每次回来，我都会顺便带上一两本他刚问世的新作集回香港，兴冲冲地交给雨萍读，去让她高兴得满脸都放射出一种自豪的光彩来。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也爱读他的书，我愈来愈觉得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当代作家的。
有时候是雨萍，而有时候是我，我们会主动将读他作品的诸多感觉与心得提出来与对方作探讨，我们从不谈生意，也甚少谈两人间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孩子，大量的谈题反而是有关文学的有关人生的有关兆正和他的作品的。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谈得相当投契。谈到了兴头上，我还会拿出自己私下里创作和珍藏的诗稿来给她看，她颇有点惊奇，说：我早就觉得，你俩像透了!我说，像在哪?她就会一一指出来说，像在这，像在那。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和砰砰的，我真想脱口而出地向她宣布说：我不就是他，他不就是我吗?!
当然，我始终没将此话说出过口来。
然而，有些话我却向湛玉说了。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干过了那事后，疲软而满足地并肩躺在床上时。每一回，都是她机警地给我打电话——只要她知道我在上海——说，他去什么创作之家写东西去啦，或上哪个风景点开笔会啦，又或者还是留在这个城市中，只不过是去了哪个礼堂开某某人的作品研讨会去了，然后要吃饭，然后要参观，然后——然后不到很晚是不会提着一袋礼品之类的回家的。她说，我们因而可以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我假装有些犹豫，但心却狂跳得厉害；我急急地打了一辆的士，赶去。
我从那幢公寓的宽大磨石扶梯上一路奔跑上楼去，没见一人，也希望见不到一人。有一盏幽幽淡淡的奶白顶灯醒亮着，假如时间是近晚或者是某个阴霾的雨天的上午的话。然后便在一扇深棕色的柚木大门前，我停下了脚步。是她来开的门，她一早已预谋着地将她的女佣和女儿都打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们“砰!”地推上门，拴上了保险掣。便开始急不可耐地互相拥抱，解开对方的上衣钮扣。一股强烈的饥渴感从心底火山喷岩般地爆发出来，我们边拥吻边进入她的(也是他的)卧房，我一下子便将她按在了床上。
我知道，我的动作有些粗鲁，但湛玉说，她喜欢。我双手按在她裸白的肩上，在我火灼灼的目光之下，我看着她那晕红色的脸颊如何在喘息与呻吟之中开放成了一朵洛阳牡丹。我们干着，激情混合着悔疚，然而愈悔疚，我们便干得愈投入愈忘情愈疯狂，这是另一类补偿。但每次，我们都能从容而顺利地完成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有时，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给我们让出了时间和空间?我同湛玉说，真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
而且，每次，我们还都能给自己留出一段短暂但充裕的床上休喘期，随意放松地谈点什么，交流着各自心底的思想屑碎和感觉片断。对于有些，湛玉从不明确表态，比方说，兆正与她，我与她，兆正与我或者她与雨萍。而另一些，她又会显得十分好奇以及兴致勃勃。比方说，我是如何协调那种生意与诗人人格之间的冲突的。她很有观点也很有看法地评论着这件事，她相信，这种冲突一定会很大，很强烈。她说，是吗?是这样吗?我说，你让我怎么来解释呢?又比如，我是如何安排，或者说，是如何镶嵌这么多精致的诗的意象进那一大块一大块笨重而粗糙的生活之中去的?我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如何剪裁感觉的?如何辨味来自于不同生活领域的各种价值观的?还如何不致于令它们互相混淆的?我是如何，如何以及为何的?
总之，对于我这么一个能以双重人格生活在现世的人的一切她都很有兴趣。她说，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吧，她是了解文坛对于我这么一个诗人的成型过程所怀的复杂心态的。但她承认——我想，她应该是代表了文坛上的很大一部分人承认——我不失为是另一类才华出众之人。生活以及生意的无尽的烦虑窒息不了你诗才的迸发，然而尽管如此，文坛所能给予你的最高也是终极评定只是：儒商。儒商，她说，没有人愿意在这已经是非常拥挤了的文学队伍中再拉多进一个分食者来了。
我笑笑说，我理解。并故意咳嗽起来，在床头柜上拿了半杯剩水来喝了一口。
于是，就有点众口煞景的味道了，她说，儒商了，也就永远是儒商了。这是从地壳形成一刻起就已经贴在你这块花岗岩之上的标签，甭想改变。或者可以这样来打个比喻：牛分两种，一种是用以挤奶的，一种是饲养来食肉的。再老，再难于挤出半滴奶水来的奶牛还是奶牛；而你，是第二种牛。
我说，那又有什么稀奇的?我们都是从那种日子里过来的人。在那个政治的高压期，问号，一般都是隐性地打在人的档案里的。如今，在我作家的档案中不也藏进了这么个永远也揩不掉的“商”的问号吗?
她说，你明白便好。但我是知道的，你对自己的这种文学处境的心态不会认同也不会平衡。她的话语中含着一种干笑的成份。
“你，也像他们一样地认为我吗?”我问。
“……难道，儒商不好吗?”她停了一刻之后反问。
“难道，儒商好吗?”我作出了反问的反问。
到了这一刻，她才提及兆正。她说，“只有他说过，诗人就是诗人，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这是人的另一种分类法。开了穿梭机做了总统当了老板还是潦倒了去讨饭，还是诗人。”
我想：他，毕竟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