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常萦绕雨萍的梦中场景是故居后弄里的那条狭窄而悠长的甬道，一直朝着弄堂口的那片有阳光透射进来的方向通出去。甬道的路面坎坷不平，阴沟明渠沿墙边蜿蜒而行，因为经常有菜皮馊饭和烂布巾淤塞了沟渠的缘故，甬道间总是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的臭味。甬道两边暗红色的砖墙面对面地相距很近；斑斑剥剥，凹凸不平的墙面上涂鸦满了弄堂小子们用拾来的粉笔头绘制的大型“壁画”。有圆脑袋大嘴巴的“流浪记”中的三毛的形象，岔手张腿地站在那儿，手指头画得跟胡萝卜杆一般粗；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时的激战场面，坦克飞机军舰全面出动，一枝正在射击中的卡槟枪喷射出火焰来，说是“砰!”地一声响，头号帝国主义份子，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便应声倒地了。还有一些表达顽童们强烈意愿和深奥幽默感的口号，诸如“打倒狗腿子张三!打倒跟屁虫李四!”或者“阿三——老鹰来咯!”(什么意思?至今都是一句让我，可能也是让雨萍，困惑不解的晦语)诸如此类，与里委会干部张贴在墙上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的严肃的政治标语并立而存。
其实，这里只是雨萍家后门开出去的地方。她家的前客堂充当一家卖南北干货的店堂。前门开向一片菜场，菜场里密密匝匝的摊档几乎淹没了全条人行通道以及人行道边的各种店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没有一天这里不是垃圾狼藉，臭气薰天的。而这类铺子，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沿街面的店铺。外人无法发现它们，只有住在附近的邻居们才会在生活上有需要时，上店来油盐酱醋肥皂草纸的作一些日用品的添补。
雨萍记得，她家隔壁是一家叫作“白玫瑰”的理发店。总共也不过二、三把锈迹斑斑的理发转椅，却在门楣的广告上标榜说：欧美最新设备，美发权威，云云。
理发店的老板是个高头大马的男人，瞎了一只右眼；后颈脖子特粗，好像整日负累着两大团的肉瘤。老板娘瘦小，但很凶也很泼，人称“雌老虎”。与老板两个吵起架来，总是一个站当街，一个隐没在店堂的阴影里，用苏北话互相对骂。老板说，他要操尽老板娘家的一切女人；而老板娘则说，她将老板家所有的祖宗都掘坟三尺，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如此等等。
正对她家前门的那两摊菜场的档口，一边是豆制品专卖柜，另一档则是属于蔬菜组的。每朝，在她父亲卸下了店铺的排门板后，坐在店堂柜台后的那张高脚凳上朝外望去，整个早晨连上午，占据你视野的全部内容就是那个卖豆腐的女人的两枝白裸的腿棒子在那儿不停顿地跺动。后来，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摊豆腐档换成了肉档；白腿也就换成了两条脏兮兮的黑毛腿了。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永远举着一柄亮晃晃的斩肉刀朝着那一大堆摆在肉案凹洼间的鲜血淋漓的杂件劈砍下去，嘴里不停地骂着粗口。其实，那些年的肉档上也根本没啥东西可供出售的。所谓那堆血淋淋的杂件也无非是一些碎猪骨、碎牛骨和一些家畜的内脏之类。还有几只通红通红的猪脑袋挂在摊案之上，死猪头耷拉着肥大的耳朵，眯着眼缝，似笑非笑，让人见了心里发怵。
然而，即使是为了这些食物，小菜场里排队争购的人潮，每早从三更天开始已经涌动和鼎沸起来了。尤其是在那个粗暴男人的肉档跟前，几乎每天都有人为了争购那一斤半斤的死猪头肉而出口相骂，甚至伤了人被扭送派出所的，无所不有。那些年月里，雨萍家几乎没有一晚能睡上个安稳觉的。她一家都睡楼上，而她家的前楼就挨着猪肉档的檐篷顶。每天从半夜里开始，菜场里的闹骂声就会从窗缝里钻进屋里来。年久失修的木窗棂每一扇都存有很大的缝隙，别说是声浪了，就连寒冬夜里的西北风也都能“嘶嘶”地直灌进来。
那时，雨萍正念小学。清晨四点多，大人们起床之后也就把她给叫醒了。每天都是相同的一套作业程序：涮马桶，生煤炉，洗被单，煮泡饭。当她拎着书包上学去的时候，时钟也差不多快近七点了。
中午，她回家来。菜场里已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清扫在一块，堆砌在道路的两边，有些又再度被人踢散和踩开了去。猪肉档的斩肉案现在已被一群弄堂小子给占领，成了乒乓赛台。他们在桌子的中央搁一枝底中位腾空的竹竿，各人手握一块硬板球拍，站在了肉档的两端，拉开了决赛的架势。他们脏污油垢的书包吊在早晨挂猪脑袋的挂钩上，悠荡悠荡。
即使是大晴天，菜场的地面上也是湿湿洼洼的。被千百人脚踩过后的烂菜皮里渗出来的黄水流淌了一地，空气中永远弥留着一股烂菜皮与馊豆腐的气味。而每一天，雨萍就是从这股浓浓的气味之中，穿过摊档与摊档之间预留的窄隘的通道，又从那摊肉档的篷檐边上绕进去，最后，再从那些正处于鏖战亢奋状态中的“种子”选手们的边上小心翼翼地擦身而过，回到自己家中去。
这是一幅她童年的熟悉不过了的生活场景。而那股气息，闻惯了，也就成了生活的一部份；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变成一种珍贵的“家乡”气息。多少年之后，当她一个人靠坐在香港半山豪宅的那间宽阔的客厅里时，她还经常会怀念起这一切来。她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的嗅觉又在下意识地搜寻点什么了。她似乎又能闻那股气味了，若隐若现，但终于还是消失。她坐在那儿，追踪着那股变得愈来愈稀薄了的气息记忆，感到彷徨感到惆怅。
然而，菜场情景也并不是一直如此叫人生厌恶的。夏日纳凉的夜晚，便是那儿的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光之一。在雨萍的记忆里，这都是属于那段悠长的似乎永没尽头的暑假的日子。不用上学，晌午时分外面的街上日光如烤，她放下了竹帘，再将前楼的地板先湿湿地拖上一把，然后便摊开一张草席来，就地而睡。一切阴阴凉凉的，即使有日光，也都隐隐绰绰；周围很安静，她悠悠地打着蒲扇，午梦中有蝉鸣声。然后便开始近晚了，日头西斜。住在她那条街上的人，通常都是早早地吃完了晚饭，洗好澡，便一人提一张板凳握一把扇子，走到屋外来乘凉。天色还早，天空还十分亮堂，但菜场档口的篷檐下和过道间都已挤满了纳凉人。斩肉台上也坐着人，都是些上半身打赤膊的男孩子，一条平脚裤，两枝细腿晃荡晃荡。女孩子们矜持些，她们一般都靠人行道边而坐；或是围坐在档台的四周，或索性移凳坐到上街沿去，三个一堆五个一茬地在那儿说笑。纳凉是一项很重要的社交形式；在那个时代，坊间的真、假或半真半假的传闻和社会上的资讯一般都是依靠这么样的一种媒介渠道来传播的。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从档口的檐篷与檐篷之间的缝隙里能望到墨蓝的天空上闪烁的星斗。有人开始讲鬼故事了，于是，男孩女孩都向那个讲故事的人坐拢过去。有时候，故事讲到紧要关口，就有哪个调皮鬼的男孩子偷偷地钻到了台肚底下去。他伸出手来，往某条女孩子的小腿肚上猛抓一把。续一声没命的尖叫之后，便开始了长时间的哄笑与咒骂。
兆正表哥往往就是拣这样的一种夜晚不期而至的。
而这，也是雨萍最惊喜之一刻了。表哥大她三岁，因而在学业上也高出她三个年级。从小，她便是用一种高山仰止的目光来看待表哥的。再说，表哥就读的东虹中学是他们那一个地区每一个青少年都向往能入读的重点学校。每一次，当她在她的那些女同学间一谈起她还有个在东虹中学念初中的表哥时，她们都会一个个地眼露羡佩之色，这又令她的心中不由得荡漾起一片乐滋滋的自豪感来。
表哥家住得离她家不远，走到菜场的尽头，望过两条街之外，就能望见他家住的那条街尾最末排最末幢的那间平房了。围墙是青灰色的，紧靠围墙搭建了一摊自行车的修车档。一个考不上学校又不肯响应政府号召去新疆屯边的社会青年在那里设摊修车混饭吃。他风雨寒暑都坐那儿，膝盖上摊一块油帆布，他用一只钢丝刷，整天在那儿搓搓擦擦地，替人补胎。他的面前摆着一只旧的搪瓷脸盆，脸盆里长年累月盛着一盆脏水，永远就是那么只盆，那么点水，那么深浅，那么肮脏，雨萍想，这水一整年也未必泼换一次。
再过去，雨萍就望不见再多的什么了。但她知道，修车档的对面有一座带一截水泥檐遮的露天小便池。(有一回，姨妈差使人到她家来唤表哥回家去，并嘱咐让她也同往，说是有什么活儿要等她去帮手一块儿干的。经过小便池的时候，表哥说，他这就好，让她在一边等他一等。她，于是就站在那位修车人的档篷底下的那盆脏水边上，望着表哥的带些动作的面壁的背影，她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了。但她见到几乎所有的过路人都打那儿经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地都是一副熟视无睹的模样，于是，她也就不感到什么了。)小便池的边上是一座“给水站”。夏日的下午，近晚时分，那正是家家户户的洗澡的高峰时间，“给水站”外排满了提桶拎水的人龙。一个裸露着四条短而壮的胳膊与小腿的胖女人赤足站在汪汪的一片水洼中，使用一根粗橡皮管替人放水，她的双脚在透明的水中浸泡得雪白雪白。
尽管从前门来她家说不定还会更近一些，但表哥喜欢选择的路线往往都是从后门进来。他先自那条细长的弄堂甬道间通过，再穿过她家的店堂间，在那儿，他唤了一声“舅舅”和“舅妈”之后便从前门口走出来，来到了那片菜场的领地上。他走到正坐在斩肉台一边聚精会神听鬼故事的表妹的身边，他用食指与拇指制成了一柄手枪，在她的腰眼间戳一戳：嘿!他说。
见是表哥，她便立马收了小板凳，与表哥一同回自家的店堂里去了。店堂里的灯光十分幽暗，一前一后总共点了两盏十五瓦的白光灯。她绕过柜台，走到了坐在了高脚凳的母亲的身边。在昏暗的光线里，她见到母亲正用一把葵叶扇一下接连一下地在腿脚的暗处作出驱蚊的动作。她说，您就先去屋外乘会儿凉吧，店里的事由我和表哥一同来照管……
母亲当然很高兴。她知道，只有当表哥来看望他们时，女儿才会变得如此乖如此懂事。但雨萍更了解表哥的心思。母亲刚一离开店堂，她便走到柜台上，打开了阔口瓶薄薄的铝盖。不论是干柿饼还是蜜枣还是那种用劣质彩蜡纸包装的硬水果糖，还有一种外壳坚硬到弄不好可能会将你的牙齿都咬崩一大块的炒货山核桃，她都一大把一大把地直往外掏，然后再将它们塞进正在一旁站着的表哥的那条毛蓝布短裤的裤袋中去。他俩联手干此勾当已有一段不短的历史了；那时她还是个不够柜台高的小女孩，通常都是表哥去瓶中掏货，而她则站在门口或扶梯口替他把风。但如今，她已经能以一个——应该说是半个——女主人家的身份为他拿东西，然后再赠送与他。她了解表哥家清贫的家境——姨夫病卧在床多年了；姨妈的工资又不高，但还得早出晚归，每天赶去杨树浦底的一家小学里去上班，而表哥又正值长发头上，年青的肠胃似乎对所有的食品都唾涎着一股永不肯罢休的欲望。此刻，当她在幽暗的光线里，见到表哥闪动着的眼神时，她的心中充满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活与满足。
通常，表哥不会与她一块儿在店堂里呆太久的——尽管她很希望他能这样。但她很理解他，因为他毕竟不好意思将他刚拿到手的食物当着她的面就大嚼起来，然而，他又无法抵御口袋里的那些东西对他存在着的巨大的诱惑力。他只坐了一会儿，便说要走了。她将他送到门口，望着他的背影在窄弄甬道的远处隐入夜色，她能想像出表哥这一路回去，一颗接连一颗地享受着“伊拉克蜜枣”那种甜汁滋味时的神态与心情。她步履轻松地回到店堂里来，继续代母亲看店。她不想再回去与那些男孩女孩们一块乘凉听故事了，她觉得他们很幼稚，也很无聊，她甚至感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突然拉开了某种距离。她只想一个人留在那儿，静静地回想回想。她的心情快乐得很，她哼着“洪湖赤卫队”里的小曲；有时，她会轻轻地唱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民歌“小路”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她觉得这首歌的这几句歌词特别能打动她。
还有一次。这是一截上下文都隐没在了记忆之黑暗中的断幕情节，但她想，她一世人都会记得有过那么一次。
那一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应该是在春节的假期里的某一天吧?因为只有在那段期间里，菜场休业，雨萍家才能享受到终年难得的几天安静。除了安静之外，菜场也完全改变了它平时的容貌。雨萍站在她家前楼的木窗跟前望出去，鹅毛大的雪片一刻也不断地飘落下来，飘落下来，似乎永远也没个完。外面的世界变成了白皑皑的童话世界了。路上没有行人，远处近处，高高矮矮的屋顶上，菜场摊档的檐篷上，斩肉台的台面上，大大小小的挂钩上，甚至是那条终年都给烂菜皮占据的菜场的通道上，此刻都松松软软地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世界突然变得洁白，变得纯净，变得如此地让人感动!
她在窗前站了有很久，天便黑了下来。在那样的下雪天，天色一般都暗得格外的早。地上的白雪层反射着一种幽幽的光芒，四下里有一两声的爆竹响传来。后来，于突然的一刻，路灯放亮了。其实，在这四周围也没几盏路灯，而且灯泡的亮度也黯淡得来除了你靠近前去才能勉强辨认出五条手指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功效了。正对着雨萍家的窗口是进入一条横支弄去的弄口，有一盏戴斜罩的灯支架从灰砖的墙身转角处伸出来，在这寒夜里，孤零零地悬挂在那儿；它那软弱无力的黄光照射下来，只能照亮周围的一小圈积雪。雨萍突然感到有一股热辣辣的泪水向她的眼洼处涌去，她的鼻尖也变得酸溜溜的，她想能痛痛快快地流一回泪——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这她从小就生活惯了的环境之中，她不明白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会显得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如此感人，如此地具有了某种异样的生命涵义?
她一直相信，应该就是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晚上。她是站在窗前等待着谁的来到的。
春节里这几天是一年之中最令孩子们盼待、兴奋和难忘的几天。大人们将全年的凭证和票据都积攒起来，一直等到这时候才倾巢而出，一起派上用场。桌面上摆满了鱼丸肉丸蛋饺和糯米制作成的各式糕团。平素里，仅其中一样便能叫孩子们想像和唾涎不已的食物现在竟同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而且样样垂手可得!这不成了童话里的天堂了?再说，只有在新年里，所有的亲友才能互相串门，从这家吃到那家。几乎每一餐都是事先作好了日程安排的；你在自家招待别人用去了的所有供应额度再可以去别人处一家家地把它们吃回来。
表哥一家都来了。她还记得大伙儿进屋时拍打着一肩一身的雪花，互道“恭喜发财!”时的情景；衣服都是崭新的蓝布棉袄罩衫，个个脸上都焕发着一种平时难得一见的飞扬的神采，仿佛艰难的日子压根儿就没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过。瘦弱的姨夫一进门就猛烈地咳起嗽来，姨妈赶紧走过去，扶住他，并让他在就近的一张太师椅上先坐定下来，喘一口气；一旁，一排栽种在水缸间的，根茎部份缠绕着一截截红纸圈的水仙花正怒放，空气中浮动着一股幽远的芬香。
后来，雨萍一家，表哥一家，还有雨萍的另一个舅舅舅母都到齐了。全是大人，就她与表哥两个孩子。大家围着一张笨重的八仙桌就座，她与表哥坐桌子的同一边。八仙桌就搁在店堂中央，反正这几天店打烊，上着厚厚的排门板。屋外，漆黑的夜空里飘着纷纷的雪花，屋里，人语笑声，亲情融融。有一只紫铜质的暖锅放在八仙桌的中央，烧红了的炭块在锅肚中噼噼啪啪地不停地飞溅出火星沫子来；温热的绍兴酒从锡壶中倒出来时，大家的情绪也当即推向了高潮。姨夫大声地咳着嗽，颤颤巍巍地高举起酒杯来说，祝愿在座诸位在新一年里一切都顺心顺境顺水!又说，在我们这一桌上，共有三对夫妻：我们一对，你们一对，他们一对，是吧?但还有，他将笑眯眯的目光移向了雨萍和坐在了雨萍一边的他的儿子的身上。他说，再加上我们这两个孩子，不正好凑足四对吗?
姨夫陡然说出此话来，无非是就地取材，逗趣一下，制造一种欢乐的饭局气氛而已。众人都“哈哈”地笑开了，说，这话妙!这话妙!
但雨萍感到心脏一阵狂跳，她迅速地垂下了头去，连眼睑也垂了下来。她久久都不敢将头再抬起来，她想，亏得这火炭的热烈将每个人的脸膛都烤红了，否则，真不知如何自处的好了。大人们早已转向了其他的话题，筷匙碗碟叮叮地响个不停，众人都埋头在了美食的雾气腾腾的享受中。雨萍悄悄地重新抬起头来，端起筷子。当她将筷子点进暖锅汤里，准备夹起一粒鱼丸的时候，也有一双筷子迅速地伸了进来，夹走了一只蛋卷。她知道：这双筷子是表哥的。还有一个感觉：那天，两人都穿得非常雍肿，坐一并排，她的手肘抵住了表哥的手肘。她不由自主地将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在了那个接触点上，总觉得好像有点什么会从他那儿传送到她这儿来似的。全顿饭的工夫，她都心神不定，连望表哥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转眼天热，又到了夏天。表哥还是经常会在礼拜天的上午突然上她家来。他站在她家的店堂间的门口，向着正在菜场里玩跳橡皮筋的雨萍招招手。她当然明白表哥的意思，便很利索地将事情办妥了。她愿意见到表哥的那副心满意足的神情。有时，表哥还会与她一同爬一把很陡的梯子，到她家的三层阁上去，盘地而坐谈点什么。三层阁一般没人上去，那儿整年都堆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干货，散发出一种干霉的气息。他俩放心自在地将口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摊在地上，一同分享。表哥说，长大了，他一定要干成一番大事业，他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了，这儿又穷又脏又臭，他要搬到西区去。她说，西区?西区很好吗?他说，那还用说?简直像是在外国。她又问，外国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不屑地望着她，说，难道哪里都要让你去过，什么都要让你做过，不成?他又将他读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小说中得来的印象加上自己的想像发挥了一通。那时，他刚升入中学不久，正整日整晚地沉迷在这一类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时，为了赶读一本第二天一早就必须交还给借主的小说，他会彻夜不睡，就着一盏五瓦的小日光台灯的苍白光芒欲罢而不能地读它个通宵。直到凌晨时分，才迷迷糊糊地瞌在书桌上打个小盹。待到惊醒，才发现说，啊唷，糟糕!便立即抓起书包，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朝着学校的方向飞奔去。但还是免不了，他的学生手册又添多了一道红杠杠的迟到记录。
这些都是后来姨妈告诉雨萍的。姨妈说，那段日子正值家里又忙又乱之时，你姨夫病倒在床，她自己又要忙里又要忙外，无法分身。偏偏学校还常常找她去谈话，投诉你表哥不守学习纪律的事。搞得她心力都疲瘁了，怨恨不叠。然而，恰恰就是在那时，彻底征服了雨萍的就是表哥的那种对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她觉得从表哥口中描述出来的上个甚至是前个世纪外国和外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陌生和遥远得无法触及。在当年还是个高小学生的她的心中，这一切似乎也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份；那些人和事就活龙活现地存在在她的周围，她能从与她共同生活的人群之中找出每一个故事人物的影子来。她对她的表哥佩服得不得了，她想，表哥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本事呢?
几十年之后，当她一个人坐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幢巨宅的客厅之中，孤寂地回想起这一幕又一幕的场景时，她自然已能完全明白了当年她自己的那些疑问的答案是什么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将一本摊开了页码的书倒合在自己的膝盖上：这是一本表哥新近完成并出版了的小说。她将头靠在贵妃躺椅的枕把上，她觉得有点累了，她想睡一会儿。
于是，迷迷糊糊地，后弄堂的那条涂写着“打倒狗腿子张三!”的窄窄甬道又出现了。她总觉得这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但也有过好几回，她终于还是来到了它的尽头，这是一道用红砖墙围砌而成的小小的弄堂拱门，从那里，她能望见两条街以外的那排青砖墙身以及紧挨墙身搭建的那个脚踏车的补胎档。她在盼待着有谁会从那个方向上向她这边走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