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子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娟娟也躺在床上睡不着。梁子的到来，给她带来了欢乐，也给她带来了苦恼。她一颗矛盾的心久久不得安宁。
小梁为什么会回来呢?不错，在他去上大学的前夕，是说过：“我还要回来的。我要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青春。”可是，这誓言，他说过，自己说过，还有别的许许多多的人都说过。然而，究竟有谁，真正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呢?这些年来，一同来的青年们，进工矿的进工矿，上大学的上大学，还有的嫁给了萍水相逢的列车员，小站上的养路工，或者跟上了素不相识的采购员，从此下落不明……只有小梁，在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这穷山沟来。这是为什么?
娟娟想着，多少年来与小梁相处的朝朝夕夕，开始出现在她眼前。
从小学到中学，她和张梁一直是同班同学。到了中学，她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小梁是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俩一起戴上鲜红的袖章，喊口号，作演说，贴标语，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娟娟甚至也把自己曾经看过的属于“四旧”的书籍交出来和大家的一起当众烧了。她为自己的壮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可是有一天，当娟娟哼着“造反有理”的歌子走回家去的时候，突然家里变了样，所有的家具、书籍，被抛到了门外，装上了卡车，一群像她一样戴着红袖章的人，向她宣布了她父亲的罪状：反动学术权威、洋奴、走狗、特务……
一夜之间，娟娟突然变成了“黑六类”，红袖章被没收了，还宣布不许她外出串连，不许参加群众组织，亲戚朋友再也不上门了。只有小梁还来鼓励她，劝她振作起来，还吸收她加入了自己所领导的一派组织，又把新的红袖章，发给了她。对于这一切，她睁大了迷茫的眼睛。小梁望着她，严肃而亲切地说：“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父亲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
这些话，任何人都会说，放到任何地方，也都是对的。但在娟娟听来，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她感到十分亲切，好像有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社会上的人们纷纷与自己的家庭、父母、丈夫、妻子、兄弟姐妹、姑嫂叔伯“划清界限”，于是娟娟也不得不选择“革命道路”，宣布和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
娟娟宣布和父亲“划清界限”的那一天，是个秋风萧瑟的日子。她在大会上发了言，表了决心，带着会场上的一股热情跑回家来，可是妈妈却要她把刚刚拆洗好的一件棉衣，给关在牛棚里的父亲送去。她一怔，抱着这件衣服，没说送，也没说不送，却一头扎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恰巧在这时，小梁来看她。问明情况以后，他一句话也没说，从娟娟手里默默地接过这件被泪水濡湿了的衣服，沉静地走了出去。第二天，他告诉娟娟：“衣服已经送到了。”
在这些日子里，尽管娟娟对“革命”的理解忽然变得朦胧起来，但是跟着张梁，她觉得生活的道路又向她展示了希望。
不久，轰轰烈烈、震动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这又是一场革命，一股波澜壮阔的潮流。娟娟想，人要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下去，就不得不顺应潮流。连小梁这样出身好的人都必须下乡去，更何况自己呢。既然父母亲靠不住，那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到社会上去争得一席之地吧。于是，娟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时，小梁是那样的高兴，他一口气替娟娟捆好了全部的行李，还在晚上骑着自行车赶到日夜商店，给她买来了她忘记准备的手电筒。
因为有了小梁，她对离别家庭，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难过。尽管和年迈的父亲“划清了界限”，而多病的母亲又必须马上带着四岁的小弟去干校锻炼，但当她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的时候，她也只是回过头来，劝回了妈妈的相送，对着她那居住了十六年、曾经充溢着父母亲的爱抚和天伦之乐的屋子哽咽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昂起头，迎着冬天的寒风，坚决地走掉了。
列车徐徐起动的时候，无数双手伸向窗外，送行的人跟着狂奔，望不尽的人流像要把绿色的车身淹没。当送行的和被送的人们沉浸在一片抽泣声中的时候，娟娟微微仰起了脸。那时她心里的天地很高，她对车厢里的眼泪和哭泣不以为然。她想既然时代不允许她做栖息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小鸟，既然生活不让她再得到父母的温暖，那么她就要勇敢地梳理自己的羽毛，向更高更远的地方飞翔。凝视着那淡绿色的人字形的月台，她祈求亲爱的爸爸原谅她的不辞而别，因为展现在她面前的生活是严酷的，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到社会上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父母养育她的一片苦心。
火车到站了，欢迎的农民是热情的。他们穿着黑粗布衣服，竖起森林般的扁担。一列车的人就在这里分散，好像小鸟飞进了广阔无垠的森林。庆幸的是，娟娟始终和小梁在一起。因此，她的心里是踏实的，她不怕山区的荒僻和艰苦，刚到的第二天就跟着小梁一起下地干活。但她也没有把这儿当做人生旅途的终点。她只是自信跟着小梁，就能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去。
当然，娟娟也不会轻易把自己所想的一切告诉小梁。因为她和小梁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所谓“志同道合”，现在从娟娟看来，只不过是学生时代的一股热情而已。自从她和亲爱的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一天起，她就对一切漂亮的理论失去了信心，如果说她还不得不用它们来武装自己的嘴巴，那也只是为了顺应潮流的需要、为自己从艰难之林中开辟出一条道路而作的努力罢了。特别是在小梁被推荐上大学以后，娟娟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农村的深入了解和进一步的失望，她决不愿再拿自己的青春开玩笑，让它埋没在这个贫穷的山沟里了。可是她的小梁，倒是认了真，每次来信，都鼓励她在农村好好干。不过她并不怪小梁，她觉得原因是她和小梁的出身不一样，处境不一样，她在八年的农村生活的磨炼中，看到了、听到了、体会到了比他更多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而小梁，则还是学生时代的小梁。正因为她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学生气，她更觉得，带点学生呆气的小梁，是多么难能可贵。为了不挫伤他的积极性，不影响他的上进心，她把所有的矛盾、痛苦，通通埋在心底，而以明朗欢乐的笔调，给他写去了一封封含情脉脉的信。她很有文学才华，以致从她的信中，只看到感情的流露，而看不到粉饰的痕迹。所以只有娟娟才能体会到他们之间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一条沟渠。但她相信，她是能够填平它的，而当她填平了这条沟渠的时候，她就会得到更大的幸福。在多少个静静的长夜，她一合上眼，就看见小梁穿着挺括的制服，在向她微笑。她和小梁并肩在城市整洁的马路上散步，梧桐的落叶在脚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她认为这不是幻想，而是完全可以变成现实的。娟娟是一个有心计的姑娘，她不是一个专好空想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会作出极大的牺牲，甚至能够以一时的委屈去换得长远的利益。为此，她讨得了现任大队书记崔海嬴的赏识与欢心。在老支书被撤后的短短几天内，她通过了入大学的第一道手续——大队推荐这一关。眼看着理想就要变成现实，远走高飞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的时候，竟发生了这样的事：小梁回来了!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反对他?劝说他?把自己的心剖析给他……啊，不，要知道，他还没有正式开口，就是说，目前他们还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又叫她怎么说呢?再说，八年来，她没有说过半句不安心农村的话，在大大小小积代会上的讲用，都是口口声声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现在，如果冒冒失失地反对小梁回农村，且不说小梁会有什么看法，就是别人知道了，也会说自己不安心农村，这对于招生，无疑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八年来的心血，或许会毁之一旦。
想到这里，娟娟心烦意乱地推开了素花薄被，轻轻叹了口气，唉，也许不该写那样的信，可是，这能怪我么?难道我能在信上写：“虎山大队的斗争很复杂，这里像一个虎狼窝”?难道我能在信上写：“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我想尽快离开这儿”?
娟娟竭力想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好慢慢把自己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可是脑子不听她的使唤，始终像团乱麻。风从墙缝中钻进来，尽情地在小屋里逞威，挂在褐色的高粱秸屋顶上的一条条枯叶，扑簌簌地落到她的床上，枯黄的高粱叶使她想起了收割时的艰苦劳动，她怨恨在小梁走后的这些漫长的寒暑里，竟没有使她能够向小梁交心和进言的机会。但她仍然不怪小梁，她觉得耿直与简单，仍然是一个人的美德。她只是恨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被一种冠冕堂皇的东西所隔开，也就是这种冠冕堂皇的东西，造成了她和小梁思想上的沟渠。
但是她又想，人总是有两面性的。就是小梁这次回来，也不能说完全是认死理吧?他那热情的目光，那不自然的脸红与微笑……不正是表达出了他语言所没有表达的东西吗?
“小梁啊小梁，你真是傻得可爱，”娟娟在黑暗中抚摸着自己发烧的两颊，喃喃自语，“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说?你只要一开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陪伴着你，飞到高枝上去，共同建筑我们未来的、幸福的小巢!你……你又何必要回来呢?”
刹那间，一阵醉人的欢乐，一种无限的柔情，浸润了娟娟苦涩的心……
“是的，人总是有两面性的，”娟娟坚定地想，“人讲得再好听，也总是要为自己的前途、利益着想的。不管怎样，我要探索到小梁的心。同时，把自己的心，也剖给他。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
第二天早晨，娟娟醒得很早。雨已经住了，她打开门，望着黎明的薄雾笼罩着的村庄，好几次弯了腰，换上半高统的雨鞋，但好几次又脱了。她一个劲地按捺着自己：现在还早、还早呢，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就这样，一直捱到早饭后。所谓的早饭，是很简单的——煮几片山芋干，抖半碗红高粱，稀稀溜溜地弄上一碗半，呼噜呼噜就喝完了。可是，要从泥泞的路上挑来水，把潮湿的柴禾费劲点着，工夫就不小了。娟娟把这一切都弄停当，天色已经不早，她赶紧锁上门，往小梁的住处走去。
雨后的空气很清新，家家户户屋前菜园子的篱笆上，粉红色的喇叭花开得格外鲜艳。一个外号叫快活奶奶的老太太，提着篮子在菜园子里摘青蚕豆。此刻娟娟见了，觉得把那长着细嫩茸毛的鲜绿可爱的豆荚从生长它们的翠枝绿蔓上分离下来，是怪可惜的。她隔着篱笆向老人招呼道：“您早啊，快活奶奶!”
快活奶奶见娟娟走过来，很高兴，也笑嘻嘻地招呼道：“你早啊，姑娘!哟，瞧你的脸色，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吧?”
娟娟一听，先是愣了愣，随即马上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嗯，是有喜事。”
“什么喜事?”快活奶奶认真地问，“快说给俺听听，让俺也快活快活。这几天又是下雨，又是发大水，可把人给愁死了。”
“你听着啊，”娟娟绷着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尖，一本正经地说：“我呀，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您老活了一百二十岁，后来被一个老乌龟驮着，上南天当老寿星去了。”
快活奶奶听罢，一边笑得合不拢嘴，一边举起巴掌佯作恼怒地来打娟娟，娟娟早已机灵地转身跑了，只留下一串格格的笑声。
娟娟脚步轻快地跑到小梁的门口，不料门上挂上了锁，问了几个在门口玩耍的小孩，都说他上县城去了。
“一大早就到县城去，走得这么匆忙，这是为什么?”娟娟奇怪地想，忽然，一个念头跳进她的脑子：也许是小梁到县组织部门去要求分配工作了。那么，看来小梁并不是真的回农村，而是为了自己才要求分到这个地区来的。唉，小梁啊小梁，说你傻，你真是傻。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么?
整整一天，娟娟沉浸在甜蜜的心境中，甜蜜中还带着几分羞怯。她许久没有这样的感情了。她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爱小梁。她想，只要小梁今天一回来，她马上就把自己的心剖给他看，她要把一切都告诉他，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她要告诉他，这几年，她在农村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委屈；她要告诉他，崔书记的为人……
提起崔书记，真叫她又敬又怕。
那还是在四年前，小梁上大学去了。村里的插队知青就剩下娟娟一个。娟娟觉得孤寂极了。刚来时的一股热情早已过去，她觉着跟土坷垃打交道太没意思了。也许将来的农村会变得很好、很美，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但那是很遥远的事。眼下，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农村还是这么穷，这么落后，大田的农活这样地累人，六月的骄阳是如此的可怕!不错，贫下中农都很关心她，她水缸里的水常常是满的，她的锅台旁常常放着一把鲜嫩的韭菜。老支书呢，更不用说了，总像老父亲般地关怀爱护着她。但是，她跟老支书哪有那么多话可谈啊，娟娟爱好文学，跟老支书谈诗、谈小说?笑话!
就在这个时候，全村唯一的文化最高的人，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崔海嬴来找她了。
“冬天夜长，你要是闷得慌，上我家来找本书看看吧。”崔海嬴对她说。
娟娟毫不迟疑地跑了去。
崔海嬴从床底下拖出木箱来，打开盖，嗬，满满的一箱书！娟娟吃惊了，她急急地翻看着，只见里面古今中外的名著，应有尽有。
“县中学的图书馆，也没我的藏书好!”崔海嬴夸耀着说，又拖出另一只木箱来，这里头装的是一些政治书籍，娟娟兴趣不大，他就关了盖。
“你哪来那么多书?”娟娟睁大眼睛，好奇地问。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抄家抄来的。那时我是县中学造反派的头头。”崔海嬴得意地回答。
把抄家物资据为己有?不管怎样，这种行为是不好的，要在过去，她一定会马上对崔海嬴产生反感的，但是此刻，她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觉着他有胆识、有修养，否则，拿书干吗呀?
崔海嬴敞着箱盖，很大方地说：“你爱看什么书，挑吧。”
“挑?”娟娟欢喜得心发抖了，好像一个在大海上飘流了很久的人突然发现了陆地一样。啊，书，书!她从小就爱看书，当她还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时，她就开始吃力地读那《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了，她把不认识的字一个一个地用红笔勾出来。她读过的书页经常有一片红色的杠杠，但她居然也看懂了大概的意思。当她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时，她就已经捧着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在阅读了。她读过的书很多，对文艺的兴趣也广泛，从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到二十世纪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不管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只要找得到，她都津津有味地拿来读。她读书不像一般学生那样追求情节，她喜欢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她为各种各样的人物感动得流过眼泪：为保尔·柯察金，为江姐、林道静，也为安娜、卡秋莎、牛虻……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的运动开始了，她突然发现自己读过的书都是坏的，都是“封资修”，她像所有单纯的青年学生一样，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痛心疾首地一把火把这些“旧书”烧掉了。伟大的斗争激励着她，革命的理想召唤着她，她真的不再去读那些“封资修”了，她报名来到了这穷乡僻壤，但是现在……她死死地盯着箱子里的书，心里估摸着，有些她看过了，有些她没有看过。说实话，没有看过的书她当然想看，看过的她也想再看一遍。但是她犹豫地伸出了手，只挑了几本解放后出的长篇小说。她怕这个新任的团支书，心里会给她记一笔账，说她偏爱“封资修”。
崔海嬴瞧着她这种畏畏缩缩的神态，心中暗笑。他刷地从箱底抽出了砖头厚的一本书，勾起手指弹了弹，送到娟娟的鼻子底下：“这本，看过没有?”
娟娟一看，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她刚想点头，却习惯地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摇摇头说：“没看过。”
“没看过?唔，这值得一看。”
娟娟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我过去，读过一半，很想看完它。”
“没关系。”崔海嬴亲切地笑了，“这本书，中央首长推荐过的，你拿去看吧。”
娟娟双手接过书，又挑了几本别的，满意地抱着，想告辞了。崔海嬴拉过一张板凳，指着说：“坐一会，急什么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