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走了。”
“我不想让你走。”
“那么我就不去了。”
“不。去。只是去一会儿，过后就回来。”
“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
“快去快来。”
葛雷非伯爵已经在弹子间里。他正在练习打弹子，弹子台顶上的灯光照耀下来，他的身子显得很脆弱。灯光圈外不远的地方有一张打纸牌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放冰的银桶，冰块上突出着两瓶香槟酒的瓶颈和瓶塞。我进去往台子走，葛雷非伯爵直起身子朝我迎上来。他伸出手来。“你在这里真是太叫人愉快了。你还赏光和我打弹子，实在太好了。”“谢谢你的邀请。”“你完全恢复了没有？人家告诉我，你在伊孙左河上受了伤。我希望你现在好了。”
“我很好。你好吗？”
“哦，我身体一向是好的。但是我越来越老了。我发觉了一些老年的征象。”
“我不相信。”
“我是老了。给你举个实例吧？我讲意大利语比较不费力。我约束自己，避免讲意大利语，但是我人一累，就觉得讲意大利语轻松得多。所以我知道我老了。”
“我们可以讲意大利语。我也有点累了。”
“哦，不过你累的话，该讲英语比较不费力吧。”
“美国语。”
“是的。美国语。请讲美国语。那是一种可爱的语言。”
“现在我很少见到美国人。”
“那你一定若有所失。见不到同胞不好过，尤其是女同胞。我有过这种体会。我们打弹子吧？要不，你觉得太累？”
“我并不是真的累。不过说说笑话罢了。你让我几分？”
“你近来常常打弹子吗？”
“一次也没有。”
“你的技术本来很不错。一百分让十分吧？”
“你过分夸奖我了。”
“十五分。”
“那很好，不过你还是会打败我的。”
“我们赌一点钱怎么样？你打球一向喜欢下注的。”
“我看还是这么办吧。”
“好。我让你十八分，我们算一分一法郎。”
他打得一手好弹子，虽则他让我十八分，到五十分时我只赢了他四分。葛雷非伯爵按按墙上的电铃，喊酒保来。
“请你开一瓶，”他说。随即转对我说：“我们来点小刺激吧。”酒冰冷，不带甜味，品质醇良。
“我们讲意大利语好吗？你不大在乎吧？现在这是我最大的偏爱了。”
我们继续打弹子，停手时就喝口香槟，用意大利语交谈，不过话也讲得很少，只专心打弹子。葛雷非伯爵打到一百分时，我还只九十四分。他笑笑，拍拍我的肩膀。
“现在我们来喝另一瓶酒，你对我谈谈战事好啦。”他等我先坐下。“谈旁的事吧，”我说。
“你不愿意谈它吗？好。最近你看了什么书？”
“没有什么，”我说。“我这人恐怕太愚蠢了。”
“哪里。不过你应当看看书。”
“战时有什么好书？”
“有个法国人巴比塞，写了本书叫做《火线》②。还有《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 。”
“他可并没有看穿。”
“什么？”
“他没有真的看穿。这些书医院里都有。”
“这么说你近来是在看书的吧？”
“看一点，但没什么很好的。”
“依我看，《勃列特林先生》这书，对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是个很好的分析研究。”
“我可不知道什么是灵魂。”
“可怜的孩子。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你信教吗？”“只在夜里。”
葛雷非伯爵笑笑，用手指把酒杯转动一下。“我本以为年纪越大，一定
更热心信教，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这真太可惜了。”“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话出了口立即觉得自己太糊涂了，竟提起死字。但是他全不介意。
“那要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这一生过得很愉快。我希望能永远活下去，”他笑笑说。“我也差不多算长寿的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香槟放在冰桶里，我们的酒杯放在我们中间的小几上。“要是你活到我这样老的年龄，一定会发觉许多事情是奇怪的。”
“你一点也不见老。”
“衰老的是身体。有时我害怕，怕我的一个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断掉。至于精神，倒没有老，也没变得更聪明。”
“你倒是聪明的。”
“不，这是个大谬论；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并不增加智慧。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这也许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很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重的是什么？”“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并不是智慧。你珍重生命吗？”
“珍重的。”
“我也是。因为我所有的只有这个。因此给自己做寿开宴会，”他大笑起来。“你也许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两人都喝一口酒。
“你对战争究竟怎样看法？”我问。
“我认为，是愚蠢的。”
“哪一边会赢呢？”
“意大利。”
“为什么？”
“他们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的国家必然打胜仗？”
“在相当时期内是这样的。”
“过了那时期又怎么样呢？”
“他们变成老一点的国家了。”
“你还说你没有智慧。”
“好孩子，这不是智慧。这是犬儒主义。”
“我听起来倒是充满智慧。”
“那也并不特别如此。我还可以把反面的例子举出来。不过，这也算不坏就是啦。你的香槟喝完没有？”
“差不多了。”
“要不要再喝一点？过一会儿我就得换衣服去了。”“我们也许不要再喝了吧。”
“你真的不想再喝了？”
“真的。”他站了起来。
“我希望你运气非常好，非常快乐，身体非常非常健康。”“谢谢。我则希望你长生不老。”
“谢谢。我已经是如此了。还有，你以后倘若变得虔诚的话，我死后请替我祷告。这事我已经拜托了好几位朋友。我本以为自己会虔诚起来，可是到底不行。”他似乎苦笑了一下，不过到底笑还是没笑，却很难说。他太老了，满脸皱纹，一笑起来，牵动那么多的皱纹，全然分不出层次。“我可能变得很虔诚，”我说。“无论如何，我为你祷告就是了。”“我一向以为自己会变得虔诚的。我家里的人，死时都很虔诚。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热心。”
“是时间太早吧。”
“也许太迟了。我大概已经超过了热心信教的年龄。”
“我只在夜里才有宗教情绪。”
“那时你也是处在恋爱中啊。别忘记恋爱也是一种宗教情绪。”“你真的这样相信吗？”
“自然啦。”他朝桌子踏前一步。“你肯来打弹子，真太好了。”“我
也很愉快。”
“我们一同上楼去吧。”
当天夜里大风大雨，我被暴雨抽打玻璃窗的声响吵醒。雨从敞开的窗口打进来。有人在敲门。我悄悄地走到门边，不敢惊动凯瑟琳，把门打开。酒保站在外边。他披着大衣，手里拿着湿帽子。
“我可以跟你讲句话吗，中尉？”
“什么事？”
“很严重的事。”
我向四下张望了一下。房间里很暗。我看得见窗口地板上的积水。“进来，”我说。我搀住他的胳膊走进浴间，锁上了门，把灯开了。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
“什么事，埃米利奥？你出了事吗？”
“不。是你出事了，中尉。”
“真的？”
“他们明儿早上要来逮捕你。”
“真的？”
“我来通知你。我进了城，在一家咖啡店里听见他们在讲。”“原来是这样。”
他站在那儿，大衣湿淋淋的，手里拿着他那顶湿帽子，一声不响。“他们为什么要来逮捕我？”
“关于战争中的什么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知道你从前到这儿来是个军官，现在到这儿来没穿军服。这次撤退以后，他们什么人都逮捕。”
我考虑了一会儿。
“他们什么时候来逮捕我？”
“早上。几点钟我不知道。”
“你说我怎么办呢？”
他把帽子放在洗脸盆里。因为帽子很湿，一直在朝地板上滴水。“要是你当真没事，当然也不怕逮捕啦。但是被捕总是一件坏事 特别是现在。”
“我不愿意被逮捕。”
“那么到瑞士去。”
“怎么去法呢？”
“乘我的船。”
“外边有暴风雨，”我说。
“暴风雨过去了。风浪是有的，不过你们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就走。他们也许一大清早就来抓人。”
“我们的行李呢？”
“那就收拾吧。你叫尊夫人穿好衣服。行李由我负责。”“你在哪儿等呢？”
“就在这里等。外边走廊上我怕人家看见。”
我开了门，关好，走进卧房去。凯瑟琳已经醒了。
“什么事，亲爱的？”
“没事，凯特，”我说。“你喜欢不喜欢立即穿好衣服，坐船到瑞士去？”
“你喜欢吗？”
“不喜欢，”我说。“我喜欢回到床上去。”
“出了什么事？”
“酒保说他们明天早晨要来抓我。”
“他发疯了吗？”
“没有发疯。”
“那么请快穿好衣服，亲爱的，我们就走。”她在床边坐了起来。她还是睡意蒙眬的。“酒保在浴间里吧？”
“是的。”
“那我就不梳洗了。请你看另外一边，亲爱的，我一会儿就穿好衣服。”
她脱下睡衣时，我看见她那白皙的背部，我把头扭开去，因为她不要我看。她怀了孩子，肚子有点大，所以不要我看见。我边穿衣服，边听见窗户上的雨声。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装进我那小提包。
“我箱子里有好多空地方，凯特，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差不多收拾好了，”她说。“亲爱的，我很笨，可就是不懂酒保为什么要呆在浴间里？”
“嘘 他在等着把我们的行李提下去。”
“他这人真好。”
“他是个老朋友，”我说。“我有一次差一点寄点板烟丝给他。”我从敞开的窗子望望外边的黑夜。我看不见湖，只有黑暗和雨，风倒比较安静下来了。
“我准备好了，亲爱的，”凯瑟琳说。
“好。”我走到浴间的门边。“行李在这儿，埃米利奥，”我说。酒保接过两只小提包。
“谢谢你帮我们忙，”凯瑟琳说。
“这不算什么，夫人，”酒保说。“我很愿意帮忙，只要我自己不惹出事来。喂，”他转对我说。“我提着这些东西走用人的楼梯，送到船上去。你们从前边出去，装做出去散步的模样。”
“要散步这倒是个可爱的夜晚，”凯瑟琳说。
“的确是个糟透的夜晚。”
“幸亏我还有一把伞，”凯瑟琳说。
我们走到门廊另一端，从铺着厚地毯的宽楼梯上走下去。楼梯底大门边，有个门房正坐在他的桌子后面。他见到我们，露出惊奇的模样。
“你们不是想出去吧，先生？”他说。
“出去溜溜，”我说。“我们到湖边去欣赏暴风雨。”
“你没有伞吗，先生？”
“没有，”我说。“这大衣可以挡雨。”
他怀疑地打量我的大衣。“我给你拿把伞来吧，先生，”他说。他去了回来，带来一把大伞。“稍为大一点，先生，”他说。我给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哦，你太好了，先生。多谢多谢，”他说。他拉开大门，我们走到雨里去。他对凯瑟琳笑笑，她也对他笑笑。“别在暴风雨中多耽搁，”他说。“你们会给淋湿的，先生和太太。”他只是门房的副手，他讲的英语是从意大利语逐字翻译出来的。
“我们就回来，”我说。我们撑着那把大伞走下小径，穿过又暗又湿的花园，跨过一条路，走进湖边搭有棚架的小径。风现在由岸上朝湖面刮。这是十一月中的又冷又湿的风，我知道高山上一定在下雪。我们沿着码头走，经过一些用铁链系住的小船，到了酒保的船该在的地方。石码头下边，湖水显得一片漆黑。酒保从一排树边闪了出来。
“行李在船里，”他说。
“我把船的钱给你吧，”我说。
“你身边有多少钱？”
“不太多。”
“那么你以后寄来好啦。没关系。”
“多少钱？”
“随你便。”
“告诉我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