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是个可爱的姑娘。”我又斟了一杯酒。
“我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凯瑟琳说。
“起初我不这么想。我以为你是个疯疯癫癫的姑娘哩。”
“我过去是有点疯。不过我发的疯并不复杂。我没有把你搞糊涂，对吧，亲爱的？”
“酒真了不起，”我说。“酒叫你忘掉一切坏事。”
“酒很可爱，”凯瑟琳说。“但是我父亲却因此得了很厉害的痛风。”
“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凯瑟琳说。“他患痛风。你可以不见他。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我说。“我有个继父。”
“我会喜欢他的吗？”
“你也可以不见他。”
“我们的生活真美满，”凯瑟琳说。“我现在对于别的都没有兴趣了。我已经很幸福地与你结了婚。”
侍者进来把食具端走。过了一会儿，我们静了下来，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楼下街上有部汽车的喇叭声。我说：“但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时间之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
“我知道这首诗，”凯瑟琳说。“是马韦尔 写的。但它是讲一个姑娘不情愿同个男人住在一起。”
我觉得头脑很冷静清楚，我还要谈谈正经事。
“你上哪儿去生孩子呢？”
“我还不知道。我尽可能找个好地方。”
“你怎样安排呢？”
“还是尽我的力量吧。不要发愁，亲爱的。说不定战争结束以前我们要生好几个孩子呢。”
“走的时间快到了。”
“我知道。你要它时间到时间就到。”
“不要。”
“那么你就不要发愁，亲爱的。在这以前你还好好的，现在又发愁了。”
“我不愁，你多久写封信？”
“每天写。人家检查你的信件吗？”
“他们的英文不行，让他们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把信写得很混乱，”凯瑟琳说。
“可别太混乱了。”
“稍微乱一点就行了。”
“恐怕我们得出发了。”
“好的，亲爱的。”
“我舍不得离开我们这好好的家。”
“我也是。”
“不过我们得走了。”
“好的。可惜我们在这儿住家不长久。”
“我们将来会的。”“你回来时，我一定有个好好的家在等着你。”
“也许我就回来。”
“也许你脚上会受一个小小的伤。”
“或是耳垂上一个小伤。”
“不，我希望你的耳朵保持原样。”
“我的脚呢？”
“你的脚早已受过伤了。”
“我们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好。你先走。”
我们步行下楼，不乘电梯。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破烂了。晚餐送上来时我已经付了餐费，但那个端菜的侍者这时却守在大门边的椅子上。他跳起身来，鞠了个躬，我就跟着他走进一间小房间，付清了房钱。旅馆经理还记得我是他的朋友，拒绝我先付钱，不过他走时又记得打发一名侍者守在门口，防我不付帐就溜。我看这种事有过的；连经理的朋友都靠不住。战争时期朋友实在太多了。
我叫侍者去叫一部马车，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撑了一把雨伞走出去。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冒雨过街。我们站在那间小房间里望着窗外。
“你觉得怎么样，凯瑟琳？”
“想睡觉。”
“我觉得空虚饥饿。”
“吃的东西你有没有？”
“有，在我的野战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子停下，马的头在雨中低垂着，侍者下了车，打开伞，走回旅馆来。我们在大门口迎上他，在雨伞下顺着给打湿的走道走，上了路石边的马车。水在明沟里流着。
“你们的包裹在座位上，”侍者说。他打着雨伞站着，等待我们上了车付了小帐。
“多谢多谢。一路愉快，”他说。赶车的一拉起缰，马就走了。撑着雨伞的侍者也就转身回旅馆。我们沿街赶车，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到了火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站在雨刚刚打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下，雨丝清晰透明。有名搬行李工人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他拱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他又回到拱廊下去躲雨。我转向凯瑟琳。她的脸在车盖的暗影中。“我们不如就在这里告别吧。”
“我不能进去吗？”
“不行。”
“再会，凯特。”
“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
“好的。”
我把地址告诉了赶车的。他点点头。
“再会，”我说。“保重自己和小凯瑟琳。”
“再会，亲爱的。”
“再会，”我说。我踏进雨中，车子走了。凯瑟琳探出头来，我看见她在灯光下的脸。她笑一笑，挥挥手。马车顺着街道驶去，凯瑟琳指指拱廊。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只望见那两名宪兵和那拱廊。原来她要我走到里边去躲雨。我走了进去，站着观望马车转弯。随后我穿过车站，走下跑道去找火车。
医院的门房正在月台上等我。我跟着他上车，挤过人群，顺着车厢中的通道走，穿过一道门，看见那机枪手正坐在一个单间的一角，单间里坐满了人。我的背包和野战背包就摆在他头顶上的行李架上。通廊上站着许多人，我们进去时，单间中的人都看着我们。车里的座位不够，人人板起敌意的脸。
机枪手站起来让我坐。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瘦削而个子很高的炮兵上尉，下巴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他刚才从通廊的玻璃窗外朝里看了看，然后才走进来。
“你怎么说？”我问。我转身面对着他。他个子比我高，他的脸在帽舌的暗影下显得很瘦削，伤疤又新又亮。单间里的每个人都在望着我。“你这样不行呀，”他说。“你不可以叫个士兵替你占座位。”“我已经这么做了。”
他咽了一口口水，我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机枪手站在座位前。通廊上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单间里的人都没有说什么。“你没有这种权利。我比你早两个钟头就来了。”
“那你要的是什么呢？”
“座位。”
“我也要。”
我注视着他的脸，感觉到单间里的人都反对我。我也不怪他们。他有理。但是我要座位。还是没人作声。
哼，真见鬼，我想道。
“坐下吧，上尉先生，”我说。机枪手一让开身，高个子上尉便坐了下去。他望望我。他的脸好像挨了一下似的。不过他座位总算有了。“把我的东西拿下来。”我对机枪手说。我们走到通廊上。列车满了，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座位了。我给医院门房和机枪手每人十里拉。他们沿着通廊走去，到了外边月台上，还朝各车窗内张望，但是找不到座位。“到了布里西亚或许有人下车，”门房说。
“到了布里西亚上来的人更多，”机枪手说。我和他们告别，我们握握手，于是他们走了。他们俩都觉得怪不好意思。在车上，大家都站在通廊上，车子开了。列车开出站去，我看着车站的灯光和车场。外边还在下雨，不一会，玻璃窗湿了，外面的景物看不见了。后来我睡在通廊的地板上；睡前先把藏着金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内，使它搁在马裤的裤腿内。我整夜睡觉，到了布里西亚和维罗那，都有更多的人上车，我醒一醒又睡着了。我的头枕着一只野战背包，双手抱着另一只，同时又摸得着我的背包，所以尽管让人家跨过我的身体，只要不踩着我。通廊地板上到处躺着人。有些人站着，扳住了窗上的铁杆子，或者靠在门上。这班车子总是拥挤的。
现在到了秋天，叶落树空，道路泥泞。我从乌迪内乘军用卡车上哥里察。我们沿途遇到旁的军用卡车，我望望乡间景色。桑树已秃，田野一片褐色。路边一排排光秃的树木，路上布满着湿的落叶，有人在修路，正从路边树木间堆积的碎石堆里，搬石头来填补车辙。我们看见哥里察城罩着雾，那雾把高山峻岭也遮断了。我们渡河的时候，我发觉河水在高涨。这是因为高山间下雨的缘故。我们进了城，经过一些工厂，接着便是房屋和别墅，我看到又有许多房屋中了炮弹。我们在一条狭窄的街上驶过一部英国红十字会救护车。那司机戴着帽子，脸孔瘦削，晒得黑黑的。我不认得他。我在大广场上镇长的屋前下了卡车，司机把背包递给我，我背在身上，再加上两只野战背包，就朝我们的别墅走去。没有回到家的感觉。我在潮湿的沙砾车路上走，从树木缝隙间望望别墅。所有的窗子都关闭着，只有大门开着。我走进去，发现少校坐在桌子边，房中孑然无物，墙上挂着地图和打字机打的布告。
“哈罗，”他说。“你好？”他样子苍老了一点，干瘪了一点。“我很好，”我说。“这里情况怎么样？”
“没事了，”他说。“你把行李放下来，坐一坐。”我把背包和两只野战包搁在地板上，我的帽子摆在背包上。我从墙边拉过另外一张椅子来，在他桌边坐下。
“今年夏天很不好，”少校说。“你现在身体健壮了吧？”
“健壮了。”
“你可曾受勋了？”
“受了。我稳稳妥妥收到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来看一看。”
我拉开披肩，让他看那两条勋表。“你还收到用匣子装的勋章吗？”
“没有。单收到了证书。”
“匣子以后会来的。得费一点时间。”
“关于我的工作，你有什么吩咐？”
“车子都开走了。有六部在北方的卡波雷多。你熟悉卡波雷多吧？”
“熟悉，”我说。我记得那是一座白色的小城镇，在一个山谷里，城里有一座钟楼。倒是个干干净净的小城，广场上有个出色的喷水池。“他们以那地方做根据地。现在有好多病员。战斗倒是结束了。”“其余的车子在哪儿？”
“山里边有两部，四部还在培恩西柴高原。其余两个救护车队在卡索高原，跟第三军在一起。”
“你要我做什么呢？”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上培恩西柴去接管那四部救护车。吉诺在那儿好久了。你没上那儿去过吧？”
“没有。”
“夏天的战斗很不好。我们损失了三部车子。”
“我听说过了。”
“对啦，雷那蒂给你写过信。”
“雷那蒂在哪儿？”
“他在这儿医院里。他忙了整个夏天和秋天。”
“我相信是忙的。”
“夏天的情况很不好，”少校说。“糟得你不会相信。我常常在想，你那次中弹还算是你运气好。”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
“明年情况还要糟，”少校说。“也许他们现在就要进攻。他们说是要进攻，我倒不相信。现在季节已经太迟了。你来时看见河水吗？”“看见啦。已经涨高了。”
“现在雨季一开始，我不相信他们还会进攻。这儿不久就要下雨了。贵国同胞怎么样？除了你以外，还有旁的美国人要来吗？”
“他们正在训练一支一千万的大军。”
“我希望他们调派一部分到这边来。但是法国人一定会把他们抢个光的。我们一个人都分不到。好吧。你今天夜里在这儿睡，明天开那部小汽车出去，调吉诺回来。我打发个认得路的人陪你一起去。吉诺会把一切告诉你的。他们近来还有一点炮轰，不过战斗已经过去了。你看见培恩西柴高原一定会喜欢的。”
“难得有这机会。少校长官，能够回来再和你在一起，我心里高兴。”他笑了一笑。“亏你说得这么好。我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很厌倦了。要是我离开这里的话，我是不想回来的。”
“糟到这个地步吗？”
“是这么糟。实在还要更糟。你去洗一洗，找你的朋友雷那蒂去吧。”我走出来，把背包背上楼。雷那蒂不在房间里，他的东西可都在。我便在床上坐下，解开绑腿，脱掉右脚的鞋子。随后我躺倒在床上，我身子疲乏，右脚又疼。不过这样子只脱一只鞋子躺在床上，未免滑稽，于是我坐起来，解开另一只鞋子的鞋带，让鞋子掉在地上，身子又往毯子上一倒。因为关着窗子，房里闷不透气，但是我太疲乏了，不愿意再起来开窗。我看见我的东西堆在一个角落里。外面天渐渐黑了。我躺在床上想凯瑟琳，等着雷那蒂回来。我本想，除了夜里临睡以前，再也不去想她。无奈我现在很累，没事可做，只好躺着想想她。我还在想她的时候，雷那蒂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也许稍为瘦一点。
“啊，乖乖，”他说。我在床上坐起身。他跑过来，坐下，伸出一臂抱住我。“好乖乖。”他用力拍拍我的背，我抱住他的双臂。
“老乖乖，”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膝头。”
“那我得脱下裤子。”
“那就脱好了，乖乖。我们这里都是熟人。我想看看他们的治疗功夫。”我站起身，解下裤子，拉开护膝。雷那蒂坐在地板上，把我的膝头轻轻来回弯动。他用手指沿着伤疤摸下去；用他双手的拇指一齐按在膝盖骨上，用其余的手指轻轻地摇摇膝盖。
“你的关节联接只到这个地步吗？”
“是的。”
“这样子就送你回来，真罪过。他们应该等到关节联接完全恢复。”“这比以前好多了。本来硬得像木板一样。”
雷那蒂把它再往下弯。我注视着他的双手。他有一双外科医师的好手。
我看他的头顶，头发光亮，头路挑得分明。他把膝头弯得太下了。“嗳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