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作者：（美）海明威更新时间：2013-08-21 10:53:32

特大大中小

“你明白，但是你并不爱天主。”

“是不爱的。”

“你完全不爱天主吗？”他问。

“夜里我有时怕他。”

“你应当爱他。”

“我本来没有多大爱心。”

“有的，”他说。“你是有爱心的。你告诉过我关于夜晚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情欲罢了。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人家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

“我不爱。”

“你会爱的。我知道你会的。到那时候你就快活了。”

“我是快活的。我一向是快快活活的。”

“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经历，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好吧，”我说。“我一有了，准定告诉你。”

“我呆得太久了，话也说得太多了。”他觉得真的和我呆得太久了，感到局促不安。

“不。别走。爱女人是怎么回事？倘若我真正爱上一个女人，情形是不是一样？”

“这我倒不知道。我没爱过任何女人。”

“你母亲呢？”

“对，我一定爱过我的母亲。”

“你一向爱天主吗？”

“从我做小孩子时起就爱上了。”

“嗯，”我说。我不晓得能说什么。“你是个好孩子，”我说道。“我是个孩子，”他说。“但是你叫我神父。”“那是出于礼貌。”

他微笑了。

“我当真得走了，”他说。“你不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吧？”他怀着希望地问。

“不要了。只要你来谈谈。”

“我把你的问候转达给饭堂里诸位朋友。”

“谢谢你带来这么许多好东西。”

“那不算什么。”

“再来看我吧。”

“好的。再会，”他拍拍我的手。

“再见，”我用土语说。

“再见，”他跟着我说了一遍。

病房里已很黑暗，本来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领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回阿布鲁息去。他在饭堂里的生活太苦，虽则他本人的态度很好，我倒很想知道他回乡后的生活将是怎么样。他告诉过我，在卡勃拉柯达镇，在镇下边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许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许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据说少女夜间听见笛声是不好的。那儿的庄稼人都尊称你为“堂” ，一见面便摘下帽子。他父亲天天打猎，并且常常在庄稼人家里歇脚吃饭。他们到处受人尊重。外国人倘若要打猎，必须先有证明书，证明他从来没给人家逮捕过。在大撒索山②上有熊，可惜太远了。阿奎拉是个好城市。那儿夏天夜里阴凉，而阿布鲁息的春天则是全意大利最美丽的。但是最可爱的事还得数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是很好的鸟，因为平日吃的是葡萄，你出去的时候也不必带饭，因为当地的庄稼人以请得到客人为有光采的事。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我那病房很长，右首是一排窗，尽头处有一道门通包扎室。我们的那一排床朝着窗子，窗下的另一排床则朝着墙壁。倘若你朝左侧着身子，你就望得见包扎室的门。病房的尽头处另有一道门，有时有人出入。倘若有人要死了，那张床边就围起屏风来，这样你就看不见人家怎么死去了，只看得见屏风底下医生和男护士们的鞋子和绑腿，有时候到末了还听得见他们的低语声。随后教士从屏风后走出来，接着男护士们回到屏风后，把尸首抬出去，上边盖着一条毛毯，从两排床间的走道抬出去，于是有人把屏风折好拿走。

那天早晨，负责病房的少校问我，下一天能否上路。我答说行。他说，那么明天清早就把我送出去。他说要上路还得趁早，否则天气要太热了。

人家把你从床上抬下，抬进包扎室去时，你能望到窗外，看见花园里的那些新坟。有名士兵坐在那扇通花园的门外，在制造十字架，把埋葬在花园里人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用油漆写在十字架上。他也替病房打打杂，还利用空闲时间用一只奥军步枪子弹壳给我做了一个打火机。医生们人都很好，看来非常能干。他们急于送我到米兰去，因为米兰的爱克司光设备比较好，而且等我经过手术后，可以在那儿接受理疗。我自己也想到米兰去。人家打算把我们都送到后方去，送得越远越好，因为总攻击一开始，这儿的病床有更迫切的需要。

离开野战医院的前夕，雷那蒂带着同饭堂的那位少校来看我。他们说我将进米兰一所新设立的美国医院。有几支美国救护车队将调派到意大利来，这所医院将照应他们和其他在意大利服役的美国人。红十字会中有许多美国人。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只是还没对奥国宣战。

意大利人相信美国对奥国一定也会宣战，他们对任何美国人，甚至红十字会人员，到意大利来，都觉得十分兴奋。他们问我，威尔逊总统会不会对奥宣战，我说那只是时间问题。我不晓得美国跟奥国有什么过不去的，不过既然已对德宣战，根据逻辑当然也会对奥宣战。他们问我，我们对土耳其会不会宣战。我说这倒不一定。因为火鸡是美国的国鸟，但是这句笑话翻译得不太像样，弄得他们又困恼又猜疑，于是我只好说，我们对土耳其大概也会宣战的。那么保加利亚呢？大家已经喝了几杯白兰地，我就乘兴说，天啊，准定也会对保宣战，还会对日本宣战。他们于是说，日本岂不是英国的盟国吗？该死的英国人，谁敢信任啊。日本要抢夺夏威夷，我说。夏威夷是在什么地方？就在太平洋中。日本人为什么要拿它？其实日本人也不是真的要它，我说。这都是流言罢了。日本人是个奇妙的矮小民族，喜欢跳舞喝淡酒。这倒有点像法国人，少校说。我们要从法国人手中收回尼斯和萨伏伊。我们要收回科西嘉岛和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雷那蒂说。意大利要恢复古罗马的荣耀，少校说。我不喜欢罗马，我说。又热，虱子又多。你不喜欢罗马？不，我是爱罗马的。古罗马是万国之母。我永远忘不了罗穆卢斯吸饮泰伯河水②。什么？没什么。我们都上罗马去吧。我们今天夜里就去，永远不回来。

。

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是万国之父和万国之母，我说。罗马这个词是阴性，雷那蒂说。它不能又是父亲。那么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我没有亵渎，我不过是要增加见识。你醉了，乖乖。谁灌醉我的？我灌醉你的，少校说。我灌醉你，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完全卷进去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要走了，乖乖，雷那蒂说。上罗马去，我说。不，到米兰去。到米兰去，少校说，到水晶宫去，到科伐去，到坎巴雷去，到宓妃去，到大拱廊那儿去。你这幸运儿。到意大利大饭店去，那儿我可以找乔治借钱④。到歌剧院去，雷那蒂说。你要到歌剧院去。每天晚上都去，我说。每天晚上去你可没有那么多的钱，少校说。

戏票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不付款的话，我只好去坐牢。银行里的甘宁汉先生是这么给我支款的。我就是靠这种即期汇票混日子的。做祖父的怎么可以让一位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意大利牺牲生命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的万岁，雷那蒂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的声音得小一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讲得轻一点已经有好几趟了。明儿你果真要走吗，弗雷德里科？我不是告诉你过，他要上美国医院去，雷那蒂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那种长着胡子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倒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一个人倘若喜欢留胡子，由他去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少校长官？因为胡子装不进防毒面具去。装得进去的。防毒面具里什么都装得进去。我曾经在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乖乖，雷那蒂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哦，好孩子，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变得伤感起来了。听着，我有件惊人的消息告诉你。你那位英国姑娘。知道吗？你天天夜里上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上米兰去。她跟另外一位一块儿调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达。我今天跟他们那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要调一批回去。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乖乖？好。不错吧？你去住在一个大城市里，还有你那位英国姑娘来跟你亲热。我干吗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喝酒，叫嚷，打扰着弗雷德里科。别走。不，我们得走了。再会。祝你走运。万事顺利。再见。再见。再见。早点回来啊，乖乖。雷那蒂吻我。你有来沙尔的味道。再会，乖乖。再会。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蹑着脚走出去。我发觉我自己相当醉了，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一早动身，四十八小时后抵达米兰。沿途很不舒服。我们在美斯特列这一边时，火车在侧线上停了很久，有些儿童跑来朝车厢里张望。我叫一个小孩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巴白兰地。我就叫他去买来，酒来后我把找钱赏给他，接着便和邻座的人喝个大醉，一直睡到过了维琴察城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了一阵。那也没什么打紧，因为我旁边的那人已在地板上吐过好几趟了，后来，我感到十分口渴，简直忍不住，到了维罗那城外的调车场，我对一个在列车边走来走去的士兵打个招呼，于是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喊醒那个与我同醉的小伙子乔吉蒂，给他喝了一点水。他说把水倒在他的肩膀上吧，说完仍旧睡去了。那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一分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吮着吃，吐出核来，看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火车抖动了一下，开动了。

我们在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上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无从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他们抬下担架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家开了门的酒店，店里一个姑娘正在把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闻得到大清早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名门房。门房养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制帽，没穿上衣。担架装不进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还是把我抬下担架，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终于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

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弯着，痛得好厉害。“让我的腿伸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什么人不小心啊！”

“我还是说要小心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格子拉上了，门房按按上四楼去的电钮。门房的样子好像很担心。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停住了。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的电铃响。没有人来。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门房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有预备好。这里还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在随便哪个房间里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去找间空房间。”

“房间都是空的，”门房说。“你还是第一位病人哩。”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份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着，越来越疼，我觉得真已痛入骨髓。门房走进门去，后面跟着那位灰发的护士，他们一会儿就赶回来。“跟我来，”他说。他们抬我走过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有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上面有镜子。他们把我搁在床上。

“我可没法子铺被单，”妇人说。“被单都给锁起来了。”我不跟她答话。“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好的口袋里。”门房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

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

“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已接受的治疗。”女人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不晓得怎么办。”她开始哭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哭着问。“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看不清楚镜子里所反映的东西。门房站在床边。他脸长得好，一团和气。“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华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房间里很凉爽，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我不动弹地躺着，几乎并不呼吸，腿痛减轻一点了，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了，发现床边垂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睡去了。

醒来时我打量一下四周。阳光从百叶窗外漏进来。我看见那张大衣柜、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我的双腿扎着污秽的绷带，笔直伸出在床上。我很小心，两条腿动都不敢动。我口渴，又伸手按铃。我听见门打开，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相当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走到床边来。“医生还没找到。他上科莫湖去了。

谁也不知道有病人要来。你到底生什么病啊？”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给你洗一洗身。你的伤口我们不敢动，得等医生来。”

“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