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你们俩呆在这儿，”她说。“你们俩没有我也是很行的。”“别走，海伦，”巴克莱小姐说。
“我还是走吧。我得写几封信去。”
“晚安，”我说。
“晚安，亨利先生。”
“你可别写什么给检查员找麻烦的话。”
“你放心。我不过写写我们住的地方多美丽，意大利人多勇敢。”“你这样写会得奖章的。”
“那敢情好。晚安，凯瑟琳。”
“我等一会就来，”巴克莱小姐说。弗格逊小姐在黑暗中走了。“她人很好。”
“噢，她人很好。她是个护士。”
“难道你自己不是吗？”
“噢，我不是。我是个所谓的志愿救护队队员。我们拼命工作，可是人家不信任我们。”
“为什么不信任？”
“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信任我们。真正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护士就好比是医生。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志愿队可只是一种短期训练班。”
“原来如此。”
“意大利人不让女人这么挨近前线。所以我们在这儿，行为还得特别检点。我们不出门。”
“我倒是可以进来的。”
“噢，那当然。我们又不是出家的。”
“我们丢下战争不谈吧。”
“那倒很困难。要丢也没地方丢它。”
“丢下就算了。”
“好的。”
我们在黑暗中对看着。我心里想，她长得实在美丽，我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由我抓住，我就抓住了，并伸出手臂去抱她。
“不要，”她说。我就把手臂放在原处。
“为什么呢？”
“不要。”
“要的，”我说。“求求你啦。”我在黑暗中往前靠拢去吻她，一下子感到火辣辣的刺痛。她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她的手打在我鼻子和眼睛上，反应之下，泪水立刻涌上眼来。
“真对不起，”她说。我觉得我占有某种优势。
“你做得对。”
“非常对不起，”她说。“我就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
我并没存心伤害你。我可是打疼了你吧？”
她在黑暗中看着我。我很生气，不过自己很有把握，好像是在下棋，所有步数，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你打得实在对，”我说。没有关系。”
“可怜的家伙。”
“你知道，我这一向就在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连英语都不讲。而且你又是长得这么美丽。”我望望她。
“无聊的话少说。我已经道歉过了。我们俩还混得下去。”
“对啦，”我说。“况且我们已把战争丢下不谈了。”
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笑。我注视她的脸。
“你真讨人喜欢，”她说。
“不见得吧。”
“是的。你是个可爱的人儿。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喜欢吻吻你。”
我一边看着她的眼睛，一边伸出胳臂像方才那样搂她，吻着她。我狠狠地吻她，紧紧地搂着她，逼着她张开嘴唇；她的嘴唇可紧闭着。当时我还在生气，而当我这么搂她的时候，想不到她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我搂住她，让她紧紧靠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她的心在跳动，于是她的嘴唇张开了，她的头往后贴在我手上，接着竟扑在我肩上哭泣起来。
“噢，亲爱的，”她说。“你要好好地待我，答应吗？”该死，我心里在想。我抚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头。她还在哭。“你答应不答应？”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将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我陪她走到别墅的门口，她走进去，我走回家。我回到我住的别墅，上楼走进房间。雷那蒂正躺在床上。他看一看我。“原来你和巴克莱小姐的关系有进展了？”
“我们是朋友。”
“瞧你那副发情的狗似的好模样。”
我起初听不懂“发情”这字眼儿。
“什么好模样？”
他解释了一下。
“你呢，”我说，“你自己就好比一条狗”
“算了吧，”他说。“再说下去你我就要损人了。”他大笑起来。“晚安，”我说。
“晚安，小哈巴狗。”
我把枕头扔过去，扑灭了他的蜡烛，在黑暗中上了床。
雷那蒂捡起蜡烛，点上了，又继续看书。
我上前线救护站忙了两天。回来时已经太晚，所以到第三天晚上才去找巴克莱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待她下来。办公室的墙边上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子，上边摆着好些大理石的半身像。甚至办公室外边的门廊上，也有一排排雕像。这些雕像有大理石那种完完整整的品质，看起来千篇一律。雕刻这玩艺儿我总觉得沉闷不过，铜像倒还有点道理。但是大理石的半身像，简直就像片坟山。坟山中也有一个好的在比萨的那一个。要看坏的大理石像，最好上热那亚。这医院本来是某德国大富豪的别墅，这些石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倒想知道雕刻师是谁，他赚了多少钱。我看看那些雕像，不晓得是不是属于一个家族的；可惜雕刻得古典一律。多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照规矩我们就是回到了哥里察还得戴钢盔，虽则戴起来怪不舒服，而且太装腔作势，因为镇上的老百姓根本尚未撤退。我上前线各站去时，只好戴它一顶，同时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防毒面罩。我们现在开始搞到一些面罩了。地道的面罩。照规矩我们还得佩带手枪；就是军医和卫生人员也不能例外。我现在就感觉得到手枪正顶在椅背上。并且还得把枪佩带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否则有被捕的可能性。雷那蒂佩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装的可尽是大便用的卫生纸。我佩带的倒是一支真枪，所以自己大有枪手的感觉，后来试放几下，才知道不行。那是支7.65口径的阿斯特拉牌手枪，枪筒短，开起来跳动得非常厉害，别想打中任何目标。我练习了一个时期，尽量往靶子的下边打，想尽方法克服短枪筒那种滑稽的颤跳，到了后来，终于能够在二十步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后来我常常感到佩带手枪的荒唐滑稽，但不久也就忘记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是偶尔碰到讲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有一个勤务模样的人坐在一张台子后边，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看着大理石地板、摆有雕像的柱子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莱小姐。壁画还算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总是行的。
我看见凯瑟琳·巴克莱走下门廊来，便站起身。她朝我走来的时候并不显得怎么高，不过很可爱。
“晚安，亨利先生，”她说。
“您好！”我说。那个勤务在办公桌后边听着。
“这儿坐坐呢，还是到花园去？”
“还是到外边去溜溜吧。外边阴凉多了。”
我跟在她后边走进花园，那个勤务在后边望着我们。我们走到铺沙的车道上时，她说，“你去过哪儿？”
“我到救护站去了。”
“你难道不能捎张字条儿给我吗？”
“不行，”我说。“不很方便。当时我以为当天就回来的。”“你总得通知我一声啊，亲爱的。”
我们走下车路，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手，停下了步，吻她。“有没有我们可以去的地方？”
“没有，”她说。“我们只好在这儿散步。你去了好久了。”“这是第三天。现在我可回来了。”
她望着我：“你是爱我的吧？”
“是的。”
“你说过你爱我的吧？”
“是的，”我撒谎。“我爱你。”这话我以前没说过。
“你还叫我凯瑟琳吧？”
“凯瑟琳。”我们走了一会，在一棵树底下停住。
“说，‘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
“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
“噢，亲爱的，你是回来了吧？”
“回来了。”
“我是那么的疼你，疼得难受。你不会离开我吧？”
“不会。我总会回来的。”
“噢，我是多么疼爱你。请你再把手放在这儿。”
“并没有挪开过啊。”我把她扭过来，以便吻她时看得到她的脸，想不到她双眼都是闭着的。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吧。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窑子里的姑娘陪着别的军官们一次次上楼去，每次回来，往你身上一爬，把你的帽舌拉到脑后，便算跟你有特别的交情了。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就像桥牌一般，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是为着什么别的东西在打赌。没有人提起下的赌注究竟是什么。这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方便。
“希望有个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我说。我正在经历男性站着求爱无法坚持长久的困难。
“没地方去啊，”她说。她回话前不晓得在想什么心事。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我们坐在扁平的石制条凳上，我握着凯瑟琳的手。但她不让我用胳臂搂她。
“你很疲乏吗？”她问。
“不。”
她低头看着地上的草。
“我们演的这场戏坏透了，可不是吗？”
“什么戏？”
“别装傻啦。”
“我倒不是故意装的。”
“你是个好人，”她说。“你总算尽你的能力在演。不过这场戏坏透了。”
“人家心里的事你总知道的吗？”
“那也不一定。不过你一转念头，我总知道。你犯不着假装爱我。晚上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可是真心爱你啊。”
“在不必要的时候你我还是少撒谎吧。今天晚上我已经演了一出小小的好戏，我现在行了。你知道，我并没有神经病，并不发疯。只是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亲爱的凯瑟琳。”
“现在凯瑟琳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滑稽。你叫这名字的声调并不很一致。
不过你的人不错。你是个很好的孩子。”
“教士也是这么说。”
“是的，你这人很不错。你再来看我吧？”
“当然。”
“你也不必说你爱我。这暂且算结束了。”她站起身，伸出手来。“晚安。”
我想要吻她。
“不，”她说。“我累死了。”
“不过还得吻吻我，”我说。
“我累死了，亲爱的。”
“吻我。”
“你当真这么急吗？”
“真的。”
我们亲嘴，接着她突然挣开了身。“不。晚安，求求你，亲爱的。”我们走到门口，我看着她进去，走进门廊。我喜欢看她走动时的样子。她顺着门廊一直走。我回家去。那天夜里天气热，山峰间军事活动频繁。我望着圣迦伯烈山上炮火的闪光。我在玫瑰别墅的前边歇下脚来。百叶窗都已经上了，不过妓院里边好像还很热闹。还有人在唱歌哩。我走回家去。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雷那蒂走进来。
“啊哈！”他说。“看情形不大妙啊。你这小乖乖，一副为难的脸孔。”
“你上哪儿去了？”
“玫瑰别墅。很有启发，乖乖。大家都唱了歌。你呢？”
“拜访英国人去了。”
“感谢天主，我犯不着跟英国人纠缠在一起了。”
第二天下午，我打山中的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子停在后送站门口，伤病员就在那儿按照各人的病历卡，分门别类，送往不同的医院。那天由我开车，我坐在车子里等，叫司机拿看病历卡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非常明亮青碧，道路干燥得变成白色，满是尘沙。我坐在菲亚特牌汽车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路上有一团兵走过，我看着他们经过我身边。士兵们热得汗水直淌。有的还戴着钢盔，但是大部分的人则把钢盔斜吊在各人的背包上。钢盔大多太大，戴着它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大小比较合适。这些士兵是巴西利卡塔②旅的一半兵力。这是我从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辨识出来的。这一团兵开过好久后，还有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人们。他们一身是汗和灰尘，十分疲乏。有的看模样很不行。掉队的人走完后，还来了一个士兵。他跛着脚走。他停下了，在路边坐下来。我下车走近他。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身来。
“我要朝前走的。”
“你哪儿不舒服？”
“妈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了。”
“那你为什么不搭运输车？”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医院？”“人家不让我这么做。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
“我来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儿。”
我摸到了。
“咳嗽，”我说。
“我怕越咳会越大。现在比今儿早上大一倍了。”
“坐下，”我说。“等伤员的病历卡一弄好，我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是我故意搞丢的。”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这是老毛病，从前可不就发过吗？”
“但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人家会送你上医院的。”
“我可不可以就呆在这儿，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卡。”
司机走出门来，带来了车上伤员们的病历卡。
“四个到105。两个上132，”他说。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另一边。“你开车吧，”我说。我扶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了车，跟我同那开车的坐在一起。“你会讲英语吗？”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