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老爹刚一转身，刘强就迫不及待地钉着艾蛟问：“快告诉我，皎皎后来怎样了？”
艾蛟一怔，但马上反应过来，刘强把陈皎皎唤作皎皎，并且急于想知道她的下落，这其中一定有文章——他们可能是彼此相识的熟人、同学，或者有更深的关系。当然，如果可能，艾蛟愿意擦亮那段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让它们灿烂成一堆珍珠，奉献在刘强面前。可是皎皎后来怎样了，艾蛟确实不知道。原因很简单，他离开兵团后再也没回去过。但是他意识到，这个话题是眼下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不能就这么一句话断了刘强的念想。他只好尽可能周详地与刘强周旋：“说起来，兵团开大会批判陈皎皎，也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当时全国都在查那首《南京知青之歌》。那个作者的命运你知道吗？”
刘强茫然地摇摇头。
艾蛟马上就来了兴致：“要说冤，那个作者可是比陈皎皎还冤！不信我把《南京知青之歌》的最后一段唱给你听听——”
也不管刘强作何反应，艾蛟张开嘴就唱了起来：
跟着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
憧憬的明天，相信一定会到来。
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
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回到你身旁！
旋律优美，自有难言的忧伤弥漫其中。艾蛟唱罢就问：“你听听：‘绣红地球，赤遍宇宙’，这歌词多革命啊！可这支歌的作者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抓起来了，差点没被枪毙，到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呢。”
刘强也很惊讶。但转念一想，这年头，有什么恐怖荒唐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于是叹了口气：“哎，那么皎皎……”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了——”艾蛟敏捷地接过话头，“论歌词的‘反动性’，陈皎皎唱的这一首比《南京知青之歌》不知道要严重几个档次，况且陈皎皎的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地地道道一个黑五类子女，她的处境有多险，我不说你也明白。可陈皎皎是这个——”
艾蛟说到这儿，不由自主地竖起了大拇指：“我这辈子从不轻易佩服人，可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在开批斗大会前的十多天，陈皎皎就被关起来了。团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审查她，逼她交代写作和传播这首歌的黑后台。说实话这首歌本来就是在兵团战士之间抄来抄去传唱的，要说谁是第一个传播者，根本讲不清。一般人为了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咬出一大串来。可陈皎皎却一口咬定是自己从火车上听来的。火车上的人她根本不认识，人家唱过以后下车就走了，上哪儿去找？这样一来就等于把罪责全担下了，结果就召开了批斗大会。要说这人心之丑恶，那个大会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艾蛟双眉紧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额头，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表情：“台上批斗会的主持者高声问：陈皎皎坚持发动立场顽抗到底，我们革命群众怎么办？下面有一批人竟齐刷刷地响应——杀！吼声惊天动地。我**娘的八辈子祖宗，这些喊杀的人自己摸摸良心想一想，你们谁没唱过这首歌？尽管那时我还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比别人左，比别人革命，但是这一刻我人完全傻掉了。我想既然人心这么险恶，陈皎皎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难道她想当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要用自己的血来清洗人世间的罪恶？不值！我承认那时有点暗恋她，可我从来没对她表示过。她在我心目中是圣洁的——从躲在小树林里偷偷唱歌到披头散发站在批斗会上，她都是我心中圣洁的女神！我决定救她。不管怎么说，我老爸虽然从革命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可就这也比反动军官强是不是？批斗会一结束，我就去团部把罪名全揽到了自己头上。我说这首歌的词曲都是我写的，与陈皎皎无关。说完后我迅雷不及掩耳地当晚就离开兵团，偷越边境来这边参加了游击队。他妈的，国内不许革命，老子参加世界革命去！这一跑再没回头，当然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我经历了许多磨难曲折，最后我走上了这条路。我在我走的这条道上干了许多坏事，许多！但是让我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恰恰是我一不留神干的这件好事。每当我偶尔想起它的时候，我还有些自我安慰——我还不是恶贯满盈，我还曾经做过一件仗义的事——我相信陈皎皎没有杀身之祸了。”
艾蛟的话听起来，字字句句发自心灵，一种难以形容的真实感和悲怆感把刘强征服了。说实话，此刻站在面前的若不是艾蛟，他一定会遏制不住地扑上去与之抱头痛哭了。但现在偏偏是面对着这个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人。这让刘强欲哭无泪，忍了又忍，他强作镇静地问：“你逃跑过来是在哪一年？”
“1971年！”艾蛟张口就答。
刘强迅速在心里算了算，他在劳改农场的橡胶树下亲手埋葬皎皎是1972年，而后又接到皎皎那封迟到的信。由此可见，1971年之后，皎皎又在军垦农场呆了一年。而这一年安然无恙的日子，正是由艾蛟的帮助换来的。
“好！”两行热泪从刘强的眼眶里溢出。他赶紧转过身，用手背抹去：“回去吧，看看莫老爹送什么吃的来了？”
艾蛟一楞：“回去？好像在说“回家”一样，其实他明白要回的是关过刘强也关过自己的那个牢房。不过，从刘强故作生硬的语气里，已经可以明显地分辨出难掩的一股温情了。
艾蛟前脚被刘强押着刚走进屋子，莫老爹后脚也到了。
不知何故，莫老爹端来的饭菜很丰盛，有杭州风味的东坡肉，一盆野菌菇，还有一盆上海风味的鲜肉、咸肉加竹笋炖成的腌笃鲜汤，半锅米饭也正冒着热气。
刘强的心思不在吃上，可艾皎两眼一瞄，就发现了异常：自己来孟帕这么多天，还没吃过这么精美的菜肴，忽然心里一惊：不要是断头饭吧！想想，又觉得不像；看刘强的表情，显然是化险为夷了嘛。
心中忐忑，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这才是艾蛟。他低头看着饭菜，嘴里发出赞叹：“到底是我们汉人有文化，走到哪里也食不厌精。我在游击队里打了胜仗打牙祭时，也不过是煮一锅粥，将鸡肉或者猪肉切切碎扔进粥里，再加把盐，加把辣子，杂七杂八统统烩一锅。”
艾蛟这么说，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情是已经放松了呢，还是故意在掩饰内心的紧张，反正莫老爹放下饭菜就知趣地走了。刘强呢，此时已经无心揣摩艾蛟的心绪，只木然地盛了一碗饭，推到艾蛟面前：“吃吧。”
艾蛟端起碗，凑到鼻子跟前闻闻又放下，故意问：“不会是断头饭吧？”
刘强咧了咧嘴，像是要笑的样子，却比哭还难看。
艾蛟还是猜不透，他只能判断，形势肯定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否则此刻也不可能坐在这儿享用美餐了。现在免死的可能性至少已占八成。但尽管如此，自己的小命毕竟还捏在人家手里，他告诫自己，无论刘强提什么要求，都要老老实实配合。
想不到刘强只是让他边吃边谈——谈谈自己的经历。
刘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艾蛟可不敢怠慢，马上就很卖力地开讲——
你一定认为我的真名不叫艾蛟。不错，是这样的。不过我的确姓艾，读书时，我的真名叫艾海龙。我父亲是个南下干部。南下以前，他生活在北方，从来没看见过海；南下以后，第一次看到了海。这时我正好出生。据说那一刻海风强劲，海鸥起舞，海浪激越地冲刷着他漆黑的脚杆，而大海就这样汹涌地、无边无际地在他脚下展开了。他心里一激动，便对着大海喊，我儿子的名字有了，就叫：艾——海——龙！
对这个父母亲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我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在于那个“龙”字。“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封建时代帝王的象征嘛！我父亲十六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枪林弹雨半辈子，以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了，不料旧的封建意识却仍然在他脑子里生根发芽。可悲！但我那时小，无论大人叫我什么，我都只能屁颠屁颠地答应。我父亲南下以后没留在东海之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而被派到了大城市附近的一个县城，在那儿当县委书记。我就在那里上的小学。
入学没几天，我就有了一个绰号叫艾骄——骄傲的骄。同学们都说我骄傲。可在那种环境下，我要不骄傲就成白痴了。那时所有的老师都小心翼翼地捧着我。我调皮捣蛋，上课不守纪律，老师从不批评我；我跟同学打架，把人家的脑袋砸出一个包来，老师反而会把那个受了伤的倒霉蛋训斥一顿。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读书，每堂课45分钟一动不动地坐着，于我是种折磨。可我也知道不读书是不行的。我父亲自己没多少文化，就盼着我将来能考上大学为他光宗耀祖——瞧瞧，这就是他这位老革命的马列主义！
好在我的脑子够聪明，平时玩得昏天黑地，到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背背书，也能考个70 分上下。当然这70来分在班级里只能算中游还略偏下一点的水平，可老师偏偏还是表扬我，说男孩子智力开化得晚，将来会赶上去并且出类拔萃的！
就这样，全班同学里我第一批戴上了红领巾，而且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手臂上别了三条杠的少先队大队长。上了初中我也一直是班长。回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那可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快乐的日子。
高中一年级时，我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来到了北京。父亲调北京，职务上自然是升了，可在我就读的那所干部子弟学校里，同学之间哪个没有家庭背景？父母是部长级以上的抓抓就一大把了，像我父亲在安全局里当一个处级干部，根本就是个小八腊子，能挤进这样的学校已经不知是父亲走了什么路子的了。我在那个小县城里受到的万千宠爱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老师对我十分冷淡。我像个末等公民一样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什么好事都轮不上我。我一向骄傲，哪里受得了这个？有时硬着头皮讨好地想跟同学说句话，可他们卷着的舌头上像是含着颗橄榄，“噜噜噜”的一串串话吐出来，我根本不知所云。但是我读懂了他们的眼光，那是轻蔑，是鄙夷，是不屑……老师上课也是这样的语速这样的腔调再加上这样的目光，我几乎有一大半听不懂。听不懂也不敢问，怕更被人瞧不起。
这样的后果是，期末考试数盏红灯齐齐高挂，老师一声不吭就让我留了级。
“留级生”这个奇耻大辱压了我整整一年。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不上课了，我的苦日子也熬到头了。我立马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出父亲的旧军装、宽皮带，还有一双皮靴，从头到脚穿戴着，对着镜子一照，哈，真是英姿勃勃！
当然我打扮自己不是为了臭美，而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我参加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天天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喊口号、刷大字报、抄家、破四旧……我腰里的宽皮带随时都可以解下来，想抽谁就抽谁！你别朝我皱眉头，当年——噢，就是1966年8月18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对一个叫宋彬彬的戴眼镜的女生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这个学生回去立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爱武”。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岂能不要武？而且我的阶级立场是很坚定的，我抽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你也别以为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瞎闹腾一翻；不，我是不折不扣地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他号召我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就在自己的学校里贴出了一张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平素里那些趾高气扬的同学、老师全傻眼了。班级里的同学迅速分化，一部分人投到我的麾下，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一部分人则当了老保。这时的我不说一呼百应，也鞍前马后地跟着不少人。紧接着在学校里围绕着我的大字报，两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支持大字报观点的是以我为首的红卫兵小将；对方出来应战的，则是我们的班主任和少数几个原先班主任和学校的宠儿，我们称他们为修正主义黑苗子。
班主任是个女的，教政治和语文。以前，她讲起课来总是一套一套的，可就是从来不拿正眼瞧我。现在我倒要好好瞧瞧她了。我责问她：“你在课堂上给我们灌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说什么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可一分为二，难道毛泽东思想也能一分为二？”我料她不敢点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难道绝对真理也会有不好的一面吗？可她偏偏头颈硬，昂着脖子说：“是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思想也是应该能一分为二的。”说着，她竟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的哲学来了，就像给我们上大课一样。我从来对政治课不感兴趣，因此对她的什么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也懵懵懂懂，云里雾里。我一时无法反驳她。我向台下一看，她的几个铁杆老保有的竟然还在坏坏地笑。我气坏了，灵机一动，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的红卫兵战友跟着我一起喊，算是在气势上把班主任和她的老保们压下去了。
辩论会后，我想想还不甘心——我捍卫毛泽东思想，真理明明在我这一边嘛，怎么就辩不过她呢？我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高招：我们把班主任押到北大去，找北大的大哥大姐们来帮助批倒她！
就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石舫边上，我们挂出了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也能一分为二’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一些北大的学生真的被我们吸引过来了。我想他们一定能把班主任批得落花流水。
想不到结果倒是让班主任出了风头。那些自以为学问高深的大学生竟说班主任的观点没错；还有人拍拍我的肩膀道：“小弟弟，回去要好好学习，学好了马列主义理论才有革命的本钱。”我讨了个没趣，气急败坏，解下皮带就要抽班主任，可大学生们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我们轰出了校园。
这次北大之行我脸面丢尽。回到自己学校，我的红卫兵战友们给班主任剃了阴阳头，胸前挂了“牛鬼蛇神”的大牌子，押着她游街；一面走还一面逼她唱那首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她若敢懈怠，宽皮带就毫不留情地抽上去了。这样折腾了一下午，到晚上，她跳楼自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慌了。我的确恨她，但是没想让她死啊！她怎么就这样精神脆弱呢？
我有点不知所措，一个人跑到北京林学院去串联。一进校门，就看见两条大幅标语从高楼上悬挂下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顿时热血沸腾。老天，这两句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父亲尽管官位不高，可也是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革命！我有这样的英雄父亲，身上流的就一定是革命者的热血。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我所做的一切，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怎么会错？班主任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我又振奋起来，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我这时的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过去一直遗憾自己出生太晚，仗都让父辈们打光了，英雄事迹也让父辈们占尽了。现在，属于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不料我刚得意没几天，中央文革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是反动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谭力夫是反革命。谭力夫和他手下的人都被关进了大牢。
我一下子有点晕了。可让我更晕的是，我父亲也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揪出来了，天天低着头扫厕所，时不时还要挂上牌子被批斗。若谭力夫的口号还成立的话，我也从好汉变成混蛋了。
我不服气。可比我父亲的官大得多的一大批高官大都也成了走资派。他们的子女更不服气。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决心去找中央文革讨个公道。我也参加了他们的组织。我们骑着摩托车，在长安街上风驰电掣，追赶江青的车子。我们要截住她，问她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时，我们年轻的心里一腔怒火：我们的革命老子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凭什么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走资派？！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被关进去了。
我们正愤懑不已时，却不料江青亲自跑到监牢里来看我们了。她的样子亲切得像演戏一样。她流着泪，说革命既要讲原则，也要讲策略。你们不能莽撞，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还说你们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啊！这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心说软了。她接着又鼓励我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参加革命实践……
我们很快就被放了出来。我兴冲冲回到家里。家里却什么都没有了：父亲已经身陷囹圄，母亲被赶到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破房子里住着。现在，我已经从“红五类”的“好汉”变成了“黑六类”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
我完完全全地迷失了。我搞不清革命究竟是什么？谁是真正的革命派？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参加革命。但是我常常想着江青说的话：毛主席有他的战略部署。他老人家的话总是有道理的。他说怎样革命就怎样革命吧。这时，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于是我就马上报名来到了云南的军垦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