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来的时候，爸又从台湾飞抵上海，让林男陪他去江苏东台祭扫母亲的墓。
对林男来说，也就是给祖母扫墓了。而这位从未见过面的祖母大人，在她想象中，总是跟自己奶奶的形象重叠起来。
晚上十点半，爸在锦江旧楼的503号客房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突然对林男说：“儿子，快去给我找计程车，我马上要出发。”
“不是说明天走吗？”她不解地问，“有什么必要……连夜赶路呢？”
“罗嗦！”
“爸……一夜不睡，你吃得消？”
“快去！”
十一点整，一座座高耸的大楼，一片片阑珊的灯火，默默无闻地被轻快前行的计程车抛在后面了。无需张望，仅凭从车窗外吹来的那股强劲的野风，林男就晓得，自己已置身于江南的绿野之中了。
想到这股扑面而来的北风可能来自长江以北的家乡，她就不由得心往神驰。老家是什么样子的？也像江南水乡这么秀丽，还是如皖东丘陵那般浑厚？老家还有些什么亲人，她该如何称呼他们？一旦面对那自己有生以来从未领略过的乡情，她将以怎样的心情去拥揽和承受呢？
这一切的一切多想问一问爸。可是爸半闭着眼，头靠在椅背上，显得疲惫不堪。
林男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她的印象中，爸那硕壮的身躯里好像蕴蓄着永远使不完的精力，不管怎么忙怎么累，也从来不会像一个老人似的坐着打瞌睡；无论讲多少话，那乡音浓重的嗓子也从不嘶哑。特别是，每当林男给他挂长途电话的时候，那从远方传来的声音具有一种磁性般的力量，令她想起一片可以萌发出生命的实实在在的土壤。于是一种血脉相承的维系之感，一种回归大地的欲望，从心底油然而生。她总是捏着话筒久久不肯放下，总想多叫他一声：“爸！”可是在那边，爸好像怕她多花钱似的，三言两语，就急急忙忙挂断了。
这时她会忍不住用一种女人的眼光来忖度爸。她想爸年轻时一定使数不清的女孩子倾倒过，说不定，在这片土地上我还有兄弟姐妹；又想，爸这么着急挂断电话一定不是为了什么电话费的问题，可能有别的女子给他打电话，怕占线了。
想到这些，她会自己悄然笑起来。明知对爸不很恭敬，也明知有点荒唐，却因此心情格外轻松愉悦，仿佛春天还无穷无尽，仿佛生活会地久天长……
可是现在，爸突然变得无精打采，仅仅相隔了几个月，就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爸的脸色不再红润，稀疏的头发几乎全白。她痛惜地望着爸，望着爸的白发在昏暗中闪光，星星点点如经冬的梅花瓣一样，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怅惘。
生怕爸着凉，她轻轻摇上了车窗。再回眸身边的爸，那睡姿好像极不舒服，她想了想，取出一件毛衣，塞在爸的脑袋下面。爸像一个无助的幼儿那样任她摆布。只是当她又将一件外套盖在他身上时，他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挺身，坐得笔直。
“爸，你……没睡？”
“我睡什么，我能睡得着吗？”爸又神气十足地说，“你看看，现在太仓已经过了，常熟还没到，是不是？”
她犹犹豫豫地向窗外望去，发现距嘉定不远的那个太仓县，确实已被抛在后面了，不过，前面是什么地方，她说不清。
“这条路，烧成灰我也认得。”爸又说，“小时候，我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死得早，母亲被人瞧不起，我常常挨打。看见我挨打，母亲就在旁边默默地流泪。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师范，却交不起学费，母亲悄悄地为我筹备了一些本钱，让我到镇上去卖香烟，想赚点钱好交学费。谁知香烟没卖掉，包袱又被人骗走了。我吓得不敢回去见娘，只好投奔到从前的小学校长那里，这位校长出名的怕老婆，想不到他居然从袜子里摸出两块银洋来送给了我。我就拿着这两块银洋，挑着两只破筐，一直走到上海去谋生——就是这条路。儿子，你看看，这条路，不过那时不是这样的，那时路上设了许多关卡。今天我们只须一夜就可以走完了，那时我走了一个多月，我十三岁……”
“爸！”
只叫了一声，嗓子就哽住了，忽然间她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透过模糊的泪雾，她看见，小路在月光下延伸，曲曲折折，缥缥缈缈，一个十三岁的脑袋光光的小男孩，赤着脚挑一对比他身体还要庞大的筐子，吃力地一步步向前走去……
穿越长长的黑暗的时间隧道，林男仿佛找到了他——她的前生，她的源头。她不能自禁地想要扑上前，把那个赤裸的小男孩抱起来，亲吻他，爱抚他，给他那样的年纪所需要的玩具和图书。
她因克制而泪流满面，微微颤抖。爸转过身，拍拍她的手，很温柔地说：“儿子，你也吃了很多苦，爸是知道的。”
“不，不……”她抽泣着，攀住了爸的肩头，“爸，我没有……我是说，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夺去，还有一些剩余，有一些……这就够了。”
“女儿，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爸抬起手，轻轻地擦拭她的眼泪，“其实，人生的道路，有时可在白天走，有时则必须在夜间走。而走夜路，也是很有味道的。在一片茫茫黑暗中，你望着前面那些奇形怪状的阴影，不知是花精，还是树妖；听着四周窸窸窣窣的声音，也不知蛇在爬行，还是鸟在扑翼，你有些害怕，有些紧张，但越是害怕，越要上前；越是紧张，越要快走。突然眼前一亮，你会想，是灯光呢，还是鬼火，或者，是东方的第一道晨光了！
“在夜行的路上，无论是流动的河，还是静止的树，一切都扑朔迷离。你走着，会觉得自然正从你的心上流过。这是一种交融，极朴素极单纯的交融，是交融也是抗争——你必须抗争，即使貌似公正的大自然，也不会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生灵……”
爸又讲起他小时候走夜路时的种种趣事，乡音娓娓动听。月亮像一把金梳子，在乌沉沉的天空漂浮，不是麦收时节，却闪着麦熟的金光。夜间的路，在月光下静悄悄地躺着，谛听一位游子记忆的足音。
然而，林男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她自己已经跋涉过来的那条夜路上。
她写那部反映一代知青命运的长篇小说《生活之路》，是作了长期准备的。
终于决定动手，是在一九七六年的暮春时节。
那时，她刚进一家杂志社工作。五月，社内院子里的玉兰树，绿苍苍的树叶间缀满了凝脂般洁白晶莹的花朵。每日下班后，她就悄悄插一支在案头，然后摊开稿纸。
夜深人静，窗外飘着零星的雨，桌上亮着孤独的灯，广玉兰紧裹的花蕾在她沙沙的笔声中悄然绽开，好像是一颗无私的心在陪伴着她。那一阵阵清幽的香气，使她平静，使她振奋，使她的心灵发出一阵阵颤抖……天亮时分，花儿吐尽芬芳，广玉兰的瓣儿上现出点点锈痕，一片片落下。她搁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面蛋形的圆镜，照一照发黑的眼圈和额上过早出现的细纹，然后丢开镜子，用冷水洗一把脸。
然而这甜蜜的五月是短暂的，接着便是炎热的夏。她用冷水浸着腿，用湿毛巾敷着脑袋写。而后又到了严寒的冬。南方的冬天不生火，哪怕大雪纷飞的时节。每天等到办公室里的人走光以后，她就一个人悄悄套上棉裤和棉鞋（这样臃肿的装束在上班时穿着实在太难看了），再抱上一只灌满热水的玻璃瓶，开始写。写着写着，水冷了，手冻僵了，捉不住笔，只好站起来，围着办公桌跑几圈。听说酒能御寒，她偷偷买了一瓶，但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辣味，只好又加了许多糖和水。
起先人们不相信她会写出什么名堂来，连她的作者也瞧不起她，无缘无故闯进来，把腿往桌子上一跷：“小林，我现在是大作家了，倒茶来！”
她只好丢下笔，端茶伺候。
“不要写了，陪大作家聊聊天！”
大作家滔滔不绝：“你那玩艺，写了也没人给你发表。知青上山下乡，到现在也没结论，你怎么写？弄不好还要吃官司，我看你还是学学我，要写就写打日本、抓特务，永远也没错。”
大作家的规劝不乏善意。常常已有人注意她的办公桌，注意她的笔记本和往来信件，注意她在开会时的沉默寡言……
但她已执迷不悟，好像穿上红舞鞋的舞者那样着了疯魔。况且，在同事中，还有人悄悄支持她。
广玉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完稿时已是第二年五月，其间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唯一的创作模式开始瓦解，一派荒芜的文艺园地上，春风正怯怯地吹，可是，新生命的萌芽，还需要一个过程。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用鞋带束头发，骑自行车朝墙壁上撞的傻姑娘，她那一双细瘦的胳膊所捧出的一叠沉重的稿纸，已经是一株枝叶繁茂的绿色小树了。固然，这株树还很幼嫩，更谈不上完美，可是它的生命力，那种出自泥土的清新蓬勃的力量，以及那不可替代的唯一的存在，是一目了然的。
首都一家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来信热情地肯定了她的作品，并要她去北京参加一个有关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同时说明，他们已经给单位发了会议通知书。
她开始等待，等待领导来通知她。她每天都注意着他们的神色。可是，一天、二天……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她沉不住气了，只好去问社领导林书记。
对她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林书记一向以严厉著称，她不敢跨进那间森严的党委办公室，去他家更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他破天荒地来到食堂吃早饭。她赶紧抓起吃剩的半个馒头，坐到他旁边的一张小凳子上，忐忑不安地把她要说的事讲了一遍。
他非常庄严地喝着粥，似听非听的，忽然皱起了眉头：“有这事？嗯？你怎么知道的？”
她急了，连忙把出版社给她的信重复了一遍。他沉吟片刻，挟起一个肉包子：“你不要去了。”
“这是为什么？这……”仿佛睛天一个霹雳，她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也许是因为焦急中加进了责备的语气，他听得很恼火，鼓鼓的眼睛要瞪出眼眶似地望着她：“这又不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我们领导有权让你去，也有权不让你去！”
她真恨自己，那该死的、愚蠢的眼泪又往外涌了。她只好竭力咬住嘴唇，不让它流出来，一直到他吃完了包子走出食堂，才追上去：“林书记，你不是经常也要我们编辑到基层单位去为作者请创作假吗？你是否有中央组织部的调令给我们呢？”
“什、什么？”
她惊讶地发现，这位堂堂书记一发急，居然也会口吃。据说林书记一回办公室，就拍桌子大骂：“他、他、他、他妈的，这个小丫头我非整她不可！”可当时，林书记并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只是气冲冲地说：“好吧，既然你有不同意见，那就让社里开个会，让群众讨论讨论，大家都同意你去，我们再研究；大家都不同意，就维持原结论，不过这个会到底开不开，你自己考虑决定。”
“开就开好了！”
她咬咬牙，赌气地说。她还不致笨到没听出那番话里明显的威胁意味，可是她别无选择。
经过一番组织和舆论准备,林书记亲自主持的全社大会召开了。望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她竟有些茫茫然，不知道应该恐惧呢，还是应该自豪。她想自己何等微不足道，却要烦劳那么多人来对付。
文艺部主任首先在会上开炮：“林男这个人嘛，大家知道，她在我们部里是最年轻的。可是有一次劳动搬砖头，她那么有气无力，把砖头递得很近，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比她传得远得多，她真的没有力气吗？不，每天晚上她自己写稿子，干私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这只能说明，她不愿为国家、为集体出力；她把力气留给自己。当然，这还只是一件小事。不过，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思想品质……”
这段发言足足有三十分钟，到最后，她实在忍不住，含着泪叫起来：“那次劳动，我正病假——我得中毒性痢疾，医生给我开了三天病假，可我没把病假单交出来，我……”
她说不下去了。那天她突然上吐下泻，自己跑到医院去看病，还没走进医院门口，就一头栽倒了，正好有一对从外地来改稿子的作者夫妇碰见，将她又是拖又是拉弄到医院，一量血压低得可怕，这才把她送进急诊室抢救，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医生给她开了三天病假让她休息。
如果她像别的许许多多女孩子那样，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疼她爱她的父母，那么这三天病假她可以尽情地撒娇、睡觉。但她无处可去，所以她连病假单也没交。
这时全场愕然。林书记干咳了一声：“问题不在一件具体事情的出入上。我们干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老同志都有创作能力。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创作，而不能让林男这样的人搞歪风邪气。你们部主任说得好，你干私活，走白专道路，难道这不是个政治品质问题？”
会议重新活跃起来，人们又开始喋喋不休，说她如何喜欢白色的花，说她开会时不发言是在构思自己的稿子。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的指责。她从惊愕中醒来，忘了委屈，忘了流泪。她站起来，第一次用镇静的、低低的压抑着愤怒的口吻说：“今年我编发了三部书稿共二十五万字——这就是我的工作。诸位，请你们也将自己编稿的字数公布一下好吗？”
没有人敢响应，愤怒和快意的交加使她的身子发出阵阵冷颤，她心里明白，尽管在这里她的年龄最小，工龄最短，工资最低，可她天天勤勉地工作，她是问心无愧的。而那个批她批得最慷慨激昂的党小组长，除了一直跟踪监视她的言行，甚至私翻她的抽屉、窃听她的电话外，他这一年连一个字的稿子也没有编发过。
大概他们没料到她会反驳，会议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林书记开口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既然你有能力，那么就应该再多干一些工作，革命工作无止境嘛。”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也终于散会了。人们带着批判别人后的得意，带着对领导的微笑，以及对那个离别了一天的家的切望，匆匆忙忙地走了。
唯独她没走。她是无处可去的，只能坐在办公室里。
她坐着，头有点昏，知道这是饿了。很久以来，她对饥饿的感觉不是胃而是脑袋，只要脑袋一昏就必须往肚子里填东西。但这一刻，她没有填的兴趣。
突然，她看见走在最后的那个人在办公室的门口停了一下，还转过身，朝她望了一眼。她一下子热泪涟涟，忍不住想叫他，跟他讲点什么——正是他曾经支持她写这部稿子，也正是他在会议的最后时刻站起来为她作了辩护。
但她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声不吭地垂下了脑袋。虽然头昏，可还没有糊涂，她知道在这种时刻叫他无异于害他。
她依然坐着，倾听他的脚步声最后消失在楼梯下面，于是整幢楼房变成了一座空寂的墓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