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窗外，风骤雨斜。田畴深处，林立着的农家小楼，透出熟稔的荧荧灯光。林男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心头翻搅的浪头压服下去，家已近，而夜正长，她有的是时间向爸倾吐女儿的柔肠。
“现在已经上高速公路了，最多再过十五分钟，我们就到了。”她高兴地向爸解释，声音显得异常活泼。
“这也叫高速公路？”
想不到，爸的眉峰耸动，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好像对她的话产生了疑虑。
“为什么不是呢？”她很快地反驳，“你看这条路，多么宽、多么直，车子开得多么快，放眼看出去，视野又多么开阔，你简直……简直看不到有别的车子在挡你的路——这是我们上海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今年才刚刚通车呢。”
爸“扑哧”地笑出声来：“真正的高速公路，应当是车如潮涌，哪有视野里望不到车子的？在我们那里，在路口等待交费的车子排得像长龙，收费的小姐站在那里一刻不停，两个小时就得换一班。可刚才我看了，收费处只有我们一辆车，收费的先生还坐在亭子里喝茶聊天，磨蹭了半天才开出票来。”
林男一下子沮丧了，好比兴致勃勃地穿上一件新衣服跑出来，一心指望别人夸赞，却听到了不屑的责难：你这件衣服又俗气又难看，简直不像样子！
尽管在心底，她相信爸说的是实话。她也深知，这条公路并不那么值得夸耀，它有许多不合标准之处。她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时也曾用讥讽的口吻抨击过这条路的种种缺陷，可是她不愿意他……她遥远而又最亲近的人来说它一个“不”字。
而这又是一种怎样不可逾越的疏远和距离感呢？
“不管你们的路有多么高级，我可是好喜欢，好喜欢我们自己的这条路。”林男把双手放在紧紧并拢的双膝上，用一种耳语般的声音喃喃自语，“在这条路没有的时候，我从上海到郊区路上要花三个小时。有时候，站头上等车的人像蝗虫一样黑压压一片，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子，拼掉性命也挤不上，实在急红了眼，只好去拦车。当然，像这样的小轿车是拦不住的。它们的主人大都是有身份的人，市局级干部、处级干部、县干部、乡干部，甚至村干部。在这儿的乡下，即便一个小小的村长，外出也是有车的。他们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手指夹着‘万宝路’，从车窗向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投来漠然的一瞥，然后飞驰而去……我们拦的是面包车，小三卡，大多是乡办或者村办厂的厂车，司机往往会在车站前放慢速度，捎带自己熟识的朋友，于是我也陪着笑脸，厚着脸皮挤上去。但像我这样厚脸皮的实在太多，车主不得不采取措施，将人往下推，我早料到这一手，只要爬上去，就死死抓住一点什么不下来，哪怕车斗上的铁皮划得腿上鲜血直流也不不管不顾，更不用说那些难听的粗话了。不过有一次很惨，我已经上去了，可还来不及站稳，被人揪住头发推下来，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缝了好几针……”
林男说着，下意识地在头上摸了摸，好像要显示那块伤疤，嘴里却说：“现在好了，有了这条路，再也不用吃那种苦头了。坐高速公路班车，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上海。虽然有时人比较多，当班车上不去，我又不耐烦等，就跟收票的讲讲好话，他会破例让我上去，允许我蹲在一个角落里，不被交通警看到车内超员就可以了……”
爸在林男的旁边，硕壮的身躯坐得笔直，似乎在专注地听，又似乎并不在听，深沉的目光投向前方，公路两侧的银色栏杆，以及路中央花圃里的片片绿叶，被飞旋的雨点和夜光交织出含蓄而艳丽的图案。
林男意识到自己的罗嗦，戛然而止，探询地注视着爸的脸，想从那上面读出一点什么来，可是她失望了。爸的脸毫无表情，没有松弛感的肌肉和浅显的皱纹一动不动，连浓密的眉峰也停止了耸动。
她脸上开始发烧。她感到自己刚才那番话有着明显的诉苦的意味，好像一个浅薄的碎嘴老太婆，那样絮絮叨叨，自艾自怨，以寻求廉价的同情与怜悯。
一时间她如坐针毡，再也不敢看爸一眼。自从见到爸以来，她第一次用这么冗长的语言谈到自己。但她并不怪爸冷冰冰地不加理会，而是恼恨自己愚蠢得像个目不识丁的村妇。
本来嘛，生活的酒是自己酿的，酸也好，苦也好，只有独饮才能体会个中的滋味，有什么必要拿出来与人共尝呢？哪怕他是她的爸爸！
更何况，还有四十年的阻隔。四十年来两地茫茫，没有呼应的寻觅……
如果从未见过太阳，那么，黑暗也许理所当然；但是，那倏忽一现的闪光，却把原本黑暗的人生投入更深的深渊。
记得那天从公安局出来，世界亮得耀眼。强烈的阳光把街道、行人，把悠悠踱步的驴子和洋槐树最后的落英，照得一片荒凉。
老李不知去向，招生办早已撤销，曾经在县知青大会上跟林男握过手的县委书记，在空寂的县委大院里又握住了她的手，握得时间很长。
“小林，你怎么还是那么弱，那么苍白，胸部也不发达，看来还需要锻炼，到农村去好好锻炼呀！”
手被握着，没有感觉；眼睛望出去，一无所见。但终于明白，今夜，她已无处可去了。
也许可以回生产队，但是，她如何能抬起头来，面对那一张张熟悉的、淳朴的、善良的脸？
那个医生已经被捕，那些声讨他罪行的大幅标语，贴满了丑陋的黄泥土墙，墨汁在六月的骄阳下发出血腥的浓臭。
搭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又坐了一段驴拉的车，最后步行十几里路，从县城流落到蚌埠市。
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她蜷缩在一张长凳上，被烟雾、嘈杂和脏污所包围，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也不想。这种欲哭无泪的境界，这种步入生命尽头时的茫然，是一辈子回忆起来都要心惊肉跳的。
并非每个人都能有幸经历这种时刻，特别是在那青春如百合花怒放的灿烂年华。所以在有些作家笔下，小说是淙淙的流水，而在有些作家笔下，小说是殷殷热血。血未必比水赏心悦目，却能凝聚起一个不死的精灵，游荡在时代的大潮之中。
一个穿干部服的中年人，坐在林男旁边的长凳上，坐了很久，似乎一直在观察这个失魂落魄的女孩，一直在寻找说话的机会。
夜深了，人们东倒西歪地打盹。他取出一只圆的旅行面包，问她：“你饿么？”
是很纯正的普通话。
她摇摇头。
他又客气了一下：“没关系，饿了就吃。”
她把身子往里缩了缩。他不再相让，自己大嚼起来。
“下放几年了？”
“四年。”
鬼使神差，她竟回答了他。
“还没上调吗？”
标记明白无误，写在额上。
“有希望吗？”
她沉默地盯着自己的脚尖。
他又说：“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设法为你调到北京的近郊当小学教师。”
她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
明明是漫不经心，竟终生难忘：微胖的长圆形脸，有些浮肿有些疲惫，小小的眼睛闪着像是诚实又像是狡猾的光。
合上眼皮，竭力不去看他，可肚子咕咕叫得响，仿佛是怕他听见，她把挎包抱在胸前，紧紧抵住饿得痉挛的胃。
从昏睡中醒来时，那人已经不知去向。她身边的长凳上，放着一只苹果。苹果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那人的姓名地址，还有简短的留言，说如果想去的话，可以按那地址去找他。
很惊讶这个季节会有苹果，而且是那么大，黄得诱人，香得诱人，拿在手里时，嘴在发抖。
第一口就把舌头咬出了血。
也许那人是骗子，但这只苹果，确实是她一生中最难忘最伟大的一只苹果。味道是想不起来了，却记得把那啃剩的苹果芯毫不犹豫地咬碎，吞下去时，那硬核在喉咙里摩擦一下时的感觉。
这种摩擦的感觉很奇怪，仿佛一种交替，发生在生命的内部，有一些东西死去了，有一些东西长出来了。
她把纸条上的姓名、地址看了又看，然后装进口袋。
说不清死去的是什么，长出来的又是什么；只是觉得，还想活下去，而活着，似乎必须另外换一种方式了。
谁能想到，十年后，八十年代的中期，大都市的时髦女性纷纷提出“换一种活法”的口号——同样的语言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内容，从埋葬自我到发掘自我，其间经历了十年。十年是历史的一瞬，也是一个女人难以逾越的永恒。许多人就被埋葬在那里，那些连绵的黄土丘下，青春、热血、聪明、才智、一切的一切……
也是十年后，林男在自己的一部小说中写道：
一切荒谬我都可以理解，一切卑下我都可以宽容。人们常说，登高可以望远，而事实上，唯有堕落在最深的底谷，才能洞察生活的底蕴。
放下笔，她看见铁轨在茫茫夜色中伸向荒寂的原野，一个身穿蓝粗布破衬衫的少女沿着铁轨向前走去，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纸条。
走着走着，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念头——似乎是在长久跋涉之后，脚步对那枕木间隔的距离感到不适，打算换一条路线，她一步跨下了铁轨。
就在这时，在她的双脚抵落那被夜露沾湿的泥土的刹那，“呜”的一声，疾驰的火车从她身边擦过，仅隔半米之遥。
驰过丘陵大地的火车，像头凶猛的怪兽，发出震撼天地的吼叫，那么凄厉那么雄壮，以一种所向无敌的力量朝前冲去，似乎要把那种笼罩大地的黑暗的网撕碎、扔掉！但夜色如磐，黑暗也固若金汤。它愤怒了，激动得浑身打颤，格格直响。
少女吓呆了，紧紧抓住路边的一株小树，以抵御那难以抗拒的列车的吸引力。这是死的召唤，生命的瞬间化作齑粉的恐怖。
长久以来林男始终不能明白——当她在昏沉中像聋子一样向前走时，什么也没有听见，冥冥之中究竟有一种什么力量，把她突然从死神旁边推开，推得那么意外那么迅捷，她简直能听到生死交错而过的那种呼啸。
那时，当她来到一个偏僻的小站的月台上时，简直连喘息的力气也没有了。
纸条上留的地址——那个身穿干部服的不明身份的人的地址，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条什么胡同。
她要去找他，必须乘火车，可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又哪里来钱买车票？
所以她不能从蚌埠上车，那是大站，进站必须检票。她只能步行到荒野的小站来爬货车。
坐在地上，一身汗，一身灰，还有饥饿和疲惫、劫后余生的惊愕……似乎一切都是生命的感觉，其实不是——这不是生命而是一种活下去的习惯，而组成这种习惯的则是连续不断的死亡。
黑暗，顺着铁轨的方向笼压过来。站台上空荡荡，只有蝙蝠在站台昏暗的路灯下飞舞，在四周的地上投下一些活动着的、古怪的阴影。
月亮升起来了，淡淡的、惨惨的一弯问号。
不知什么时候会有货车通过，也许在后半夜，也许在明天，也许永远没有了。小站已被世界遗忘，她就坐在遗忘的门槛上。
不知过了多久，站上有了人声，但朦朦胧胧，像隔着层雾。
“不是说了两点钟有一趟煤车过吗，现在几点了？”
“你问我，我问谁去！”
“你是文化人呀，认得钟点！”
“认得钟点有鬼用，他又没得表！”
林男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群贩扫帚的人。小山一样的扫帚担子堆在一点萤火虫般的路灯下。一些褴褛衣衫和胡子拉碴的脸，在眼前晃动，其中有农民，也可能有知青，无论从衣着还是口音，乃至黧黑的脸色上，已经难以分辨了。
“啊，来了！”
在远远传来的轰隆声中，有人发出惊叫。
林男抬头望去，果然，白色的聚光灯在夜色中摇曳着过来了，列车喘着气，缓缓靠站、停下——可这不是煤车，而是一辆载客的慢车。
就是这么一辆慢车，停在这样的小站上，绿色的长长的车身在一片灰暗之中浮现出一种诱人的色泽，那么神秘那么华丽，简直不可思议。还有车窗，那一扇接一扇的方形车窗里，透出橙红色温暖的光芒，可以看见倚窗的人脸和放在窗内的茶杯；有些车窗，似乎还垂着飘逸的窗帘——
“日他奶奶的，有钱就是快活，可以坐那种车子，还可以端个杯子喝茶。”
“打一缸子开水，再泡上几块油馍，神仙一样。”
“能坐那车的人都到共产主义了。”
“那可不，人家天天吃用油炒的菜。”
“还有蒸卷子，一顿两个大蒸卷！”
大概是嚷嚷得饿了，这帮人纷纷解开褡裢，掏出干粮来吃。林男这才想起自己从中午到现在几乎没有吃过什么，口袋里还有一角钱，她不敢随便花掉。
下意识地咽着唾沫，竭力不朝他们看，只把目光投向那列客车，觉得那是一团梦，一座天堂。
她想如果有一天她也能坐在这样的车厢内，不必担心查票，不东躲西藏地往厕所里跑，堂堂正正倚在窗前，端一只茶杯；那么她就、就……
她想如果有那么一刻，她愿以最宝贵的东西去交换。可是想了半天，竟想不出生命中还有什么可贵的珍宝，可以拿出来交换这一刻的幸福。
十年后她因公出差去北方的一个城市，因买不到特快车票而不得已坐了慢车，在纸屑、果壳等垃圾的包围中，呼吸着弥漫脚臭和烟味的空气，苦苦捱过十几个钟头时，才发觉这一刻的幸福实在不值什么。
然而她至今认为，那辆列车不是这样的。在她越来越诗意化的想象中永远把那辆车当作了灰姑娘的金马车，而且没来由地感到，那暗绿的色泽和橙色的柔光，在无垠的黑暗中交织出一支神秘的命运之歌。这是一支既能听见又能看见，甚至能闻到气味的歌。
“喂，姑娘，吃块秫面饼吗？”
这是真正最充实最丰盈的歌，硬得掉渣的秫面饼，令人想起六月的骄阳，绿色的青纱帐，小锄的闪光……
缥缥缈缈地，有一个声音传来：“你也上芜湖去吗？”
嘴里塞满了饼，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跟我们一起走吧，再等一会。煤车就来了。”
说话的那个人，就是送给她秫面饼的，似乎比周围的人年纪大些，衣着也整洁一些，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不同。
“喂，秀才，听说你会算命，给我们算算。”
“对，算算扫帚可能卖掉？”
“有没有纠察抓我们？”
闲得无聊的农民缠着那人。那人却摇摇头，不屑地说：“这可不值得我算！”
“那你要给谁算，给坐在火车里的人算吗？”
那人还是摇摇头：“不，我要给命中注定将来能坐飞机的人算。”
大家哄笑起来：“你还不如自己算算，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回家去！”
那人不笑，一本正经地说：“这就很难说了。人的一生，往往要经过许多关口，这叫命关。我现在正在渡命关，那个姑娘也在渡命关。”
林男不由得抬起了低垂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