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男来到虹桥机场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五点半。
离爸搭乘的国泰航班到达时间尚有半个小时。她轻轻嘘了口气，走向一辆深蓝色的计程车。
她自己是乘民航班车来的，从市区到机场，只花了不到两元的车费，可是来自台湾的爸，决不肯坐这种大巴士的。既然是诚心诚意来接爸爸，她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
司机听说要他等待，便有些迟疑：“你最好先交二十元押金，要不，我等半天你不用车了怎么办？”
她承认这话有道理，却不愿当司机的面取钱。她随身背的牛津包里装着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五千元——这是她的全部财产。机场上这么乱，把钱露出来让小偷盯上怎么办？她想了想，脱下外面穿的风衣：“喏，把这个放在车上，行了吧？”司机点点头，轿车像一团凝固的暮云，悄然滑向道边。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已经十一月了，夜色中刮来的风很有些寒意，不想让爸看到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她在原地跳了几跳，然后，挺直了腰，朝出口处走去，但却被粗暴地拉住：“去去，这里不能进！”
懊丧地退下，她才发现，门口已挤满了接客的人。问题是，出口处有两个，八号与九号，爸会从哪个门出来呢？
闹哄哄的人群传来你呼我应的喊叫：“姆妈呀，你守在这里，我到那边！”
“好的呀，你在那边不要走开！”
盛装的男男女女，怀抱幼儿的妇人和摩登的姑娘们在她身边来来去去，那种殷殷的切望，那种骚动不安的热情，汇成巨大的漩涡，几乎要把这个形只影单的林男淹没了。“爸会从哪个门出来呢？”再次这样想的时候，一种凄凉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她总是独来独往，无论干什么都这样，已经四十岁了，还是孤身一人。爸这次回大陆，只给她一个人写了信，只把确切的行期告诉了她，而对别的亲戚，他的哥哥和弟妹们，一概都没有说。也许，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体贴吧！
想到即将来临的欢聚，她的心境明朗起来。爸把这一份欢乐独独留给了她，说明爸对她的珍爱，说明她在爸心中的位置。不过，她还是拿不准该守在哪个门口好。
自从接到爸的信，她就琐碎得像个老太婆。爸在信中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六时抵沪，她一连看了三遍月历，并在上面做了记号。隔了几天再去看月历，竟发现她做记号的那一日是十一月十七号，星期五，而十一月十六号则是星期四，她糊里糊涂地把日子推迟了一天。为这个发现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神经兮兮简直不能相信自己。
既然哪个门都不保险，那么，还是站在中间吧。隔着玻璃墙壁朝里望去，可看见每一个出来的旅客，看他们分别走向哪一扇出口的门。已经有不少人捷足先登了。她勉强挤进去，占据了一块小小的地盘。这时在她的左侧，站着一个不断呼出香烟臭气的男人，为了躲避这种气息，她不得不尽量把脸向右转。而她的右边，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年轻女人，穿一身毫无美感的时装套裙，捧一束包着塑料薄膜的鲜花。
因为挨得太近，林男不得不留意那女人的面容，应该说，这是一张极少见的美艳的脸，虽然浓墨重彩的化妆遮掩了本来的肤色，但那深深的黑眼窝和柔柔的两片红唇，惹得同性也会不由自主地多看几眼。问题是，那衣裙上的复杂花边，那明眸上扯得过细的眉，还有从裙裾下面露出来的、两条套着黑色腈纶健美裤的不伦不类的腿，把一切都破坏了。还有气味，那一阵一阵刺鼻的廉价香水味，消蚀了鲜花的清新甜纯之气。林男没来由地感到惋惜。她揣摩她很可能生在一个连抽水马桶也没有的家庭里。如果她有一份清白的工作，那么，这束花就要了她半个多月的工资。很奇怪她也是一个人，这么年轻这么孤单；还有这身打扮，这束花，无不散发着一种暧昧的气息。
突然林男意识到自己走神了，赶紧扭过头，朝大厅里面望去，只见墙上的大钟，还不到六点，又摸背包，那五千元巨款的厚厚一叠还在，一切都很好。
她本是个粗枝大叶的人，经常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或者随手捞起一根皮鞋带往头发上一束，就这么出门了。有时写稿写得来了兴致，从早到晚不洗脸，至于吃了些什么东西，简直弄不清楚。
但这一刻，林男却非常自觉地提醒着自己，毕竟，五千元是她两部长篇小说的代价，她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再写两部。以往爸来上海，是他的哥哥和弟妹们来接，爸便托他们兑换人民币在大陆用；现在，他们都没来，她必须先为爸准备好一些钱作急需之用。
为了迎接爸爸，她毅然丢下笔忙了两天，洒扫除尘，缝洗被子，她要把爸接到自己的小窝住一天，吃一餐她亲手烧的饭。多少天来她为这个梦想激动得热泪盈眶，可现在，望着那一秒秒移转的大钟的指针，这个念头动摇了：爸能吃得惯她烧的饭菜吗？她那些乱七八糟的“剩余物资”又怎么能端出来“亮相”？唉，说到底还是疏忽了，明知爸喜欢吃鲜鱼，自己虽不会杀，为什么不事先买好几条，请人帮忙杀了放在冰箱里呢？
后悔已经来不及，现在所盼望的，是早点见到爸。飞机已准时到达，无论是耳边的窃窃议论和墙上的显示牌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出来的旅客很少。爸不是年轻小伙子，不可能冲在前面，这点她很放心。不过，既已有人出来，爸自然也已经到了。也许，爸现在正在取行李。
这么说，爸现在距她不过百米之遥了，如果没有这一道该死的墙壁，那么她现在就能见到爸了。不幸的是，在人类交往中，有许多墙壁是无法逾越的。即使是眼前这一层薄薄而透明的玻璃墙，也把人阻隔在两个世界。
玻璃墙内，灯火辉煌，温暖如春，从国际航班下来旅客，一个个面色红润饱满，气宇轩昂，哪怕八十岁的老妇也如打鸣的公鸡一样挺胸凸肚，神采飞扬。那种来自另一国度的优越感，明白无误地写在从容不迫的步履上，写在彬彬有礼的微笑上。
而墙的这一边，萧瑟的秋风席卷着遍地灰尘，一派昏暗中聚集着苦苦等待的芸芸众生，你呼我叫，你推我搡，为了争夺一个有利的位置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尽管捧着鲜花也如东旋效颦般的可笑可怜。焦渴急切的眼神，不安地扭动着的身躯，盛满了对玻璃墙内的艳羡，对美钞港币的向往……
想到这些，林男觉得丧气，毕竟，她也是墙这边的人。四十年来她只见过爸一面。她与爸相认时已经是一个有了作家职称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女人了，除了爸的爱，她什么也不需要。可是，爸会怎么看她呢？
抬头望钟，不觉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出来的人渐渐稠密。提着大包小包、推着沉重箱子的旅客也在往外走了。身边接客的人群里，不断有人发出喜悦的呼叫。她不觉有些紧张，赶紧集中注意力朝里望去。
上次见到爸的时候，爸穿着一件极普通的米黄色茄克衫，于是她便下意识地搜寻米黄色。可是人流如潮涌，本已目不暇接，眼睛又近视，匆忙中还忘了带眼镜，哪里辨得出什么米黄不米黄？再说，爸也未必这次仍穿米黄色的衣服。上次见面是温暖湿润初夏，如今时已暮秋，难道还穿着单薄的茄克不成？
但她依然信心十足。她相信，不管爸换上什么衣服，不管她的视力多么不好，只要爸一出来，那么，第一眼看见爸的，必定是她。她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全副心灵，去探求去感受，去体味去追捕的……
已经七点了。
挤在她身边的人已离去了好几个，甚至那手捧鲜花的女孩子也悄然不知去向。本来，她是打定了主意要看一看，那束鲜花是由怎样的一双手接过去的。
爸怎么还来出来？也许，爸突然生病了，根本没上飞机？
爸会生什么病？伤风咳嗽，感冒发烧，还是腰酸背痛，神经衰弱……不不，这一切都不可能，即使有点小病，也不会影响他的旅行，要不就是遇到了意外，比如，一件始料不及的事使他无法脱身。可是，有这么巧吗？
说起来，还是身体不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许，爸突然发作了心脏病！
这个念头使她不寒而栗，记得上次就听爸说过自己的心脏不好，还说在临来之前曾住过医院。当她要进一步询问爸的病情时，爸突然严厉地打断了她：“不许再问了！”
“为什么？”她惊讶爸的粗暴与武断。
“好儿子！”爸却微微地笑了——他在那边有个儿子，他也总叫她儿子。“儿子，你问也白问。”爸又说，“如果你突然做梦我发心脏病死了，那还了得！”
她被逗得发出了轻松的笑声，直到现在她还听得见自己在笑。可是心头却有一片不祥的乌云压过来。她拼命睁大眼睛朝人群中望，竟是力不从心的徒劳。她的眼前一片模糊，连男女衣着也分不清了。有一次她看见爸穿着米黄色的茄克向她招手，定睛望去，却是个臃肿的老太婆！
她简直绝望了。她几乎已认定，爸确乎犯了心脏病。她向上苍祈祷，如果这一刻爸能出现在她面前，那么她情愿、她情愿……她情愿奉献出她的全部财产，包括装在提包里的五千元。
她明知这种念头愚不可及，却止不住要这样想。平时，她常这么许愿，而且每次，都会给她带来吉祥的后果。
最初的一次是在小学一年级。那天，她的奶奶病了，她怕得要命，以为奶奶会死掉，以为再也没有人会爱她、保护她了。进了课堂，她魂不守舍，老师提问，她放声大哭：“我情愿这次考试得两分，我情愿这次考试得两分……”
老师莫名其妙，只当她发高烧说胡话，摸摸她的额头，却一点也不烫。哪里想到，她后面还有半句话：“只要奶奶的病好起来。”
结果，奶奶的病好了，而测验卷子发下来，她依然是五分。
那时她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奶奶，如果奶奶不在家，她吃饭的时候连筷子都不敢朝菜碗里伸。有一次奶奶到苏州的叔叔家里去，住了好长时间。她每天都站在墙壁上那张老式的月份牌下面，一张一张地数，盼奶奶回来。
在那段日子里，姑姑管家，家里没有早饭。早上，姑姑带着弟弟上街吃点心。那个在她家做了几十年、她平时唤作“大妈妈”的老保姆看不过，悄悄指着姑姑的背影对她说：“快去，跟她们一起去！”
她真的傻乎乎乐颠颠地跑去了，因为她非常喜欢姑姑的孩子，她的小弟。每天上学前她都先把小弟弟送到幼儿园，放学后再把他接回家。如果有了一块糖，她总是仔细地用纸包好了，留给小弟弟。这种在口袋里捂得快要溶化了的硬糖，被姑姑一发现，就会从小弟弟的嘴里抠出来扔掉：“脏，脏！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吃？姆妈给你买巧克力。”而小弟弟却放声大哭：“不，不要巧克力，我要大姐姐，要大姐姐的糖……”
她虽然气得也想哭，可一听小弟弟的哭声，马上又心软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照例用纸给小弟弟折船、折仙鹤、折小猴子和猪八戒的大脑袋。
她跟在姑姑的后面，小弟弟就欢欢喜喜地牵她的手，一直走进路边的一家点心铺。
琥珀色的热油锅里，一根根金黄色的油条正在翻滚；油锅旁边的瓷盘里摆着刚出炉的又焦又黄又松软的大饼，还有一口大铁锅里盛满了热气腾腾的豆浆。
姑姑问小弟弟：“豆浆要咸的呢，还是要甜的？”
姑姑没有问她。她想她随便，无论甜的咸的，或者是那种最便宜的只要三分钱一碗的淡浆，都很好。不过她很想吃一只大饼，要是有油条那就更好了。
她非常起劲地帮姑姑占位子。不一会，豆浆端出来了，一碗甜的，一碗咸的。姑姑把甜的放在弟弟面前，咸的放在自己面前；又过了一会，点心也取来了，一共是两只大饼，两根油条。姑姑把一只大饼让小弟弟拿着，一根油条撕碎了泡在甜浆碗里，叫小弟弟吃，然后又翘起长着油灰指甲的小拇指，将另一根油条包进大饼，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小弟弟手里举着大饼直叫：“姐姐姐姐，放学以后带我去看大嘟嘟（汽车）呀！”
当小学教师的姑姑用一种给学生上课的语气，对儿子说：“宝贝，吃东西要注意力集中。”
她没有对林男说一个字，也没有朝她望一眼，甚至连鄙夷的嫌弃的表情也没有。她得小心不让儿子弄翻豆浆，不被油条玷污了衣服。
林男抬起头，很奇怪那四周热切的嘈杂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她咬了一下嘴唇，然后低下头，默默地离开点心铺子，脚步很轻很轻，好象被风吹走了。
她没有回家，没有再去找大妈妈，低着头一直跑到学校，走进教室，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
上完第一节课，她还趴在桌前不动，拿铅笔在课本的缝隙中画出了一只小小的大饼，两根油条。过了一会儿她把大饼画成姑姑的脸，又把油条贴在那张脸上，课间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四节课结束，课文的空白处已让她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合上书本走回家，老保姆给她开门。她想像平时那样喊一声“大妈妈”，可是只动了动嘴唇，却发不出声音。
大妈妈兴冲冲地从碗橱里拿出半根油条，塞到她手中：“这是隔壁好婆请我吃的，我吃掉了半根，这半根留给你。”
油条早已冷了，而且发硬，她捏在手里，眼泪一对对往下掉。
大妈妈摸摸她冰凉的小手：“冷吗？”
她摇摇头。
大妈妈叹口气：“孩子，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受苦的。”
大妈妈给她盛了一碗饭，又端出自己腌的白菜帮，她一面吃，一面全身格格发抖。她拼命地想遏制住，好几次噎得透不过气来。
大妈妈说：“油条冷了，也不好吃，我给你冲碗汤吧。”
大妈妈把油条切成一段一段，再倒上酱油，撒上葱花，泡了一碗香喷喷的油条汤。
林男双手捧紧汤碗，感受着那从碗中传来的暖意，嘴里说：“大妈妈，你也吃。”
大妈妈摇摇头：“快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我给你缝缝。你看，脚趾头都出来讨饭了。”
她顺从地伸出脚，让大妈妈从脚上褪下那只鞋，只见大妈妈从圆圆的发髻上拔出一根针，往头皮上磨了磨，便认真地缝起来。
大妈妈缝鞋的姿势很好看，圆而结实的花白发髻也很好看。
大妈妈一边缝，一边唱：
长在高高山上的一棵树哟，
哪个是它的爸爸？
哪个是它的妈妈？
它的爸爸是青天，
它的妈妈是黄土。
住在深深山里的小儿郎哟，
哪个是他的爸爸？
哪个是他的妈妈？
…………
唱着唱着，大妈妈哭了。她也哭了。
“大妈妈大妈妈，小儿郎有没有爸爸，小儿郎有没有妈妈？”
大妈妈抬起脸，以衰老的皱纹和无可奈何的辛酸泪珠向她暗示这样的答案：“没有——小儿郎没有自己的爸爸，没有自己的妈妈。”
她跌坐在小板凳上，稚嫩**的心灵受到不可理喻的神秘而沉重的撞击：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没有自己的爸爸，没有自己的妈妈！
当林男成为作家以后，写了许多小说和许多诗，偏偏一次也没有描绘过那次早餐和那支歌。
然而，所有的小说所有的诗似乎都与那次早餐和那支歌有关，和她跌坐在小板凳上被撞击的心灵有关。
她常常觉得自己会在那支歌的单纯而悲怆的旋律中飘飘然变成一阵风，悠悠然荡进了一个轻灵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伤痕累累的心灵不断地挣扎着拒绝：“不，不，人应该有自己的爸爸，有自己的妈妈！”
如今，当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爸爸真的向她宣告他的存在的时候，她总觉得，这个存在还是飘飘的一阵风，远远的一团诱惑。如果她向他走近，他就消失掉了。
听奶奶说，大妈妈来到这个家时年方二十，黑黝黝的皮肤光洁如瓷，酷似观音的眉眼秀丽妩媚，不知令多少男人垂涎过，可是她说也有丈夫，她要等他。一直到她六十岁离开人世，林男抱着她的骨灰盒将她送进公墓，也没见她的丈夫来找她。
也许，这苦苦的等待的瞬间会变成永恒。许多人不就是这么在等待中过的一辈子吗？
这么一想，心也就奇怪地宁静下来了。没有什么把希望交付给命运更令人轻松的了。只是她想，死守在这里并不是个办法，如果她刚才迷迷糊糊的时候，爸已经走出来了呢？爸站在出口处焦急地找她，她却还像傻瓜一样死盯着这些不相干的陌生人！
她一转身，离开了玻璃墙前的好位置，向着九号出口处走来。
马上她就发现，此举未必高明。刚才隔着玻璃墙，多多少少还能看见大厅里的动静，可现在，出口处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透，两眼一摸黑。
她咬咬牙，运足了劲，朝里挤去。才一迈步，被挤着的人就惊惊乍乍叫起来：“做啥做啥！”“你发神经病！”她不管不顾，只是往里挤。背上的挎包磕绊着她，高大强壮的男人阻挡着她，她像发了疯的小野兽，爆发出一股无敌的野蛮的力量，竟把所有的人都推开，竞在眨眼间挤到了最前面！
就在这时，她看见——她看见在光滑洁净的大厅中央，在温柔明亮的灯光下，爸侧身而立，以一种雍容倜傥的风度扶着一辆装行李的小车。
没有米黄色的茄克，爸穿一件驼色的呢绒便装，一条咖啡色长裤，显得又年轻又迷茫。她跳起来，挥起一只手想喊：“爸——”可是泪水噎住了嗓子。她觉得已经有一百年过去了。她一个字也喊不出来，只剩下一种扑上前去的欲望。她忘乎所以地朝厅里迈了半步——守门的纠察似乎懒得开口，只恶狠狠挥起拳头，在她的肩上胸上捣了好几下。她猝不及防地倒了下去。当她再爬起来时，已被埋在人群中间了。跳了几跳啥也看不见，想起爸刚才凝神望着八号出口处——也许，他已经从那里出来了。她顾不得满身灰土和胸口的疼痛，一溜烟朝八号出口处跑去。
可这里根本没有爸的影子。
那么，还是从九号出来的。
又回到九号，依然扑了个空。
她来来回回地跑着，爸却奇怪地消失了。难道，刚才她所看见的，是一场梦，一个幻影？一道狡猾的捉摸不住的灵感的闪光？
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她决定就这么站着，直挺挺地站在寒风与夜雾之中，当那些匆匆过客全部离去，当空旷的机场黑暗沉寂有如墓地之时，她一定会看见爸，爸也一定会看见她的。
蓦然回首，却在咫尺之间看到了爸。
她觉得一丝力气也没有了。
忘了哭也忘了笑，她走过去，低着头，有些羞涩有些伤感地说：“走吧，我已经叫好车子了。”
她居然没有喊他“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