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在人间》出台湾版时,曾用我致作者的一封短札作为代序。这次出大陆版，华夏出版社坚持要我为此书写篇序。由于这本书确实曾在一些地方深深触动了我，那么就从这一点开始吧。
触动我的是此书女主人公林男早年的凄凉身世，与我在生命开始时那段日子的近似。
我是遗腹子，早年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十岁之前，还有位不常见面的寡母——为了养活我，她得出去佣工。她去世之后，我这孤儿就更加挨打受骂，并且成天眼睁睁地望着有妈的堂弟在同一屋顶下过着另一种生活。幸而当时有位慈祥的老堂姐为我缝缝补补，给我温暖。十六岁上，我是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才同堂兄决裂出走的，所以三十年代初我开始写小说时，萦绕脑际的总是“篱下”呀、“矮檐”呀那样的题材。1933至1934年间结识了巴金之后，才在他那“要走出个人小天地”的指引下，开始摆脱了恩怨的黑圈。
林男的童年比我的惨。她生身父母都不见了踪影，而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并不是亲的）一死，她就孓然一身了。但在寄人篱下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而同样刺痛她的也是跟有爹有妈者的强烈对比。人家是宝贝疙瘩，而自己低声下气地侍候，还不断挨训斥。插队按理说应结束了林男的这种在家庭里当“次等成员”的日子，可就在临离开城市时，还看到有爹妈的知青拥来送别的热烈场面，心里又难堪起来，只好兀自拎着行李冷清清地踩着残雪黯然上路。
去年在竹林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她的作品基调与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有近似之处，指的可能是人物悲剧性的命运。读《挚》的前半写林男幼年生活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二十年代我读新西兰女作家曼斯斐尔德的小说《小妞儿》的情景（当时的译者是徐志摩，九十年代文洁若重译了，收在台湾志文出版社为她出的《曼斯斐尔德小说集》中）。女主人公小妞儿并不是孤儿，然而她有个严厉冷酷、动不动就揍她的父亲。住在紧隔壁的一家有五个孩子，他们的爸爸慈祥、幽默而且好性子。当小妞儿瞥见隔壁的爸爸在同孩子们笑嘻嘻地玩捉迷藏时，对比之下，小妞儿呜呜地哭了。而1926年夏天，当我由雇用我的北新书局老板派往北大红楼图书馆去抄那篇小说时，我的泪水竟也把稿纸洇湿了一大片。在被歧视者的心目中，这种情景的反差所给予的痛苦，比现实生活中在待遇上的悬殊更加痛切、扎心。
竹林不但很早就写了“抬不尽的土，爬不完的坡”的知青生活，而且在《女性——人》（即《呜咽的澜沧江》）以及《挚》中，她都有力地控诉了一时掌握轻重活分配权以及回城大权的官儿们，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威”，对女知青施加的摧残——时髦一些说，就是“性骚扰”。她的有些描述也把我带回到六七十年代之间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更加不幸的是，这种欺凌、讹诈和骚扰并未随着回城而告结束。林男面临的依然是压制、陷害和更加沉重的打击，以致回了城，当上了干部，却反而一度曾要去买安眠药自杀。她写尽了当时见官之难，以及见了之后听到的空洞八股。甚至在全国文艺界领导点名奖掖了她时，掌权者还不惜用种种办法继续压制她。
《挚》中所描些的女主人公是个文弱女子，但也是个既有才华又勤奋好学、并且坚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子。“我是一只夜间奋飞的鸟。小鸟飞上了枝头，就成为猎人的目标了。”然而她也并没把现实涂成一团黑。书中也描写了一些热心肠的善良人。在困境中，她往往会遇到福星。
这部由《等待》到《永诀》十五大段组成的大型的人物记传体散文，从始至终都徘徊在现实与回忆之间，忽而今忽而昔，仿佛零零碎碎，其实结构相当谨严。开头是女主人公林男在机场上与在她襁褓中就去了台湾的生父的重逢，然后父女先到林男在郊区暂住的“工房”，接着就一道前往苏北老家拜祖坟。最后，这位原就患有不治之症的生父回台湾之后不久，就突然辞世。全书以这段奇特短暂而又深挚的父女情为经，以林男幼年以及她这位传奇性的生父去台之前在大陆的生活为纬，构成了这阕悲怆协奏曲。它既描绘了海峡两岸的骨肉亲情，又写出女主人公林男由孤女而知青，由编辑而作家所走过的艰苦历程。
“挚爱”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父女之间的感情，这里还饱含着这位来自海峡彼岸的游子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当年这个苏北小伙子十三岁就从一位好心的陌生人手里接过两块大洋，去上海闯天下。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恨透了侵略者，还有过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这条硬汉子一生永远向前看，不为过去的事伤感。他的人生哲学是“活一天就要拼命干一天”，绝不让旁人同情他。他清楚自己已经没几年好活了，但是为了让台湾人通过文学了解大陆人的思想感情，并跟踪探讨“五四”文学的发展，他在那里创办了一所专门从事研究大陆当代文学的机构。他虽然身在台湾，心却依然留在大陆。一来到生他养他的苏北故土，游子的怀旧之情就跃然纸上。他指着茅针和苜蓿等路边的野草考问着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深深地表露出他对故乡的熟稔和依恋之情。
这原是一个沉重的题材，但作者还不时跳出来写，写得轻松幽默。在《温馨》那一章里，描写来自台北的父亲嫌女儿的沙发太破时，林男就怪爸爸身子太重，而她爸则反问：“是我坐沙发还是沙发坐我？”在行路困顿中，她自言自语地对树木说：“树啊树，你让我在你怀里靠一会儿吧，只一会儿——一小会儿！”在描写水库工地上工人喝粥吃面条时，说“那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
林男显然继承了她生父那股硬汉子劲头。在写完七十至八十年代“从埋葬自我到发掘自我”那段坎坷生涯之后，她表示坚信“生命是不死的，民族是永存的”。她相信“如果能以自己的笔再现一代人的失落，以丰盈充实未来更广大的人生，那么生命的极乐意义也会迂回到她身上的”。
正像六十年前巴金劝告我的一样，在结束此序文时，我也希望林男们（那些与林男有同样遭遇的知青），早日同过去那些不愉快的遭际画个句号，冲破那个人命运遭际的小天地，勇敢地迈向更广阔的人生。
1994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