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公社粮仓里一只老鼠也没有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事。歪打正着，我的驱鼠方法被仓库领导推广，公社给了我一个除四害先进分子的荣誉，还把我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做梦也想不到，老鼠屁股上的研究比X光激光的研究更有价值。我咸鱼翻身，被推选去北京，在科研系统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坐在主席台上，我的胸前挂着红牌牌。我将老鼠屁股和革命及政治联系起来，讲得吐沫横飞；我的表演像小丑，我在心里自己厌恶自己。
岂料惊喜就在这时出现，我看见了Q教授！
Q教授是谁？一位在国内、国外都赫赫有名的物理学界的权威和泰斗。记得当初我想尽办法，求我的恩师A 教授写了推荐信，也没能见上他一面。可现在，堂堂Q教授竟然也端坐在会场上，听我讲怎么往老鼠屁股里塞黄豆！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还好挨批判的时间长了，锻炼得我的脸皮也厚了。我没有钻老鼠洞，而是缠上了Q教授。
Q教授很客气。那时所有的权威泰斗都客气，都没有架子。他们大多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架子也不敢摆了。可Q教授是例外，他得到了最高层的特别保护，是不受“革命”冲击的。我猜想Q 教授此刻在内心深处一定是鄙视我的。可我管不了那么多，机会千载难逢，我什么也来不及解释，连对Q教授的仰慕之情都没顾上表达，就直奔主题了。我不停地说，说自己对X光激光研究的设想，连Q教授进厕所我也跟着，没有尿也站在一旁说。Q 教授的脸色从冷淡到惊讶，又从惊讶到热情，他终于微微颔首，提笔给我所在的光学研究所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支持我搞X光激光研究。
对Q教授的信，我们领导自不敢怠慢，马上成立了研究小组。不过组长不是我，而是我原来的室主任。我呢，作为组员，也被从安徽农村给调回了光学研究所。
我喜出望外，把铺的盖的一套破烂全送给了乡下人，自己两手空空，买了一张火车坐票，连夜坐回上海。我还记得出了车站，正好是早晨六点。深冬季节，寒风凛冽，我缩了缩脖子想，老婆可能请了假在家等我，因为我给她打过电报。我现在只要向前、向右拐，坐上一趟公交车就到家了。想想与妻儿重逢的场面，心里真的很激动。可是我的两条腿却背道而弛。我辗转了三辆车，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郊区的光学研究所，进了实验室。
快到中午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一听，是老婆打来的。老婆说，原来你已经到了呀，还以为你出事了呢。我知道老婆生气了，忙说哪能呢！老婆说一个月的鱼票肉票都攒到了今天，烧了一桌子菜。老婆的意思当然是叫我回家啦，傻瓜也懂。偏偏我比傻瓜还傻，我脱口而出道，那你给我送过来吧，我最想吃你做的元宝蛋红烧肉了。老婆没吭声，气得把电话撩下了。老婆不理我了。不理就不理，我继续做我的实验。我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用所里的实验设备了，我得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我在实验室里一泡就是一年多，没早没晚，没日没夜。可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年的进展不大。
以组长为首的其他成员，本来就认为我做的是个永远也不可能成功的荒唐课题。这样天天陪着我，心里早烦透了。干脆，组长牵头，写了篇“论X光激光之不可能”的论文，作为一年的总结，交给了所里。所领导顺坡下驴，撤消了小组。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老婆什么菜也没做，扔给我一张离婚协议书，就把我推出了门外。
我在马路上游荡了一夜。回想着一年多来，我真的是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老婆，还有儿子。落到这个地步，我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也许我该痛哭流涕，我该想方设法去向老婆忏悔。但是我没有。我望着这座世界级大城市马路上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心里想的又是我实验方案中的一些细节了。等天一亮，我立即跳上了开往郊区的早班车，直奔单位。我要让人看看，一个有科学理想追求的人，是不会被生活压倒的。
不要以为我是在吹牛，一夜闲逛，让我突然想通了实验方案中的一些问题。我一回单位，立刻重新修改方案。反正我也没有老婆了，也不用回家了，废寝忘食也没人管我了。我如鱼得水，不久，新方案确定了。可是所里的设备已经不许我用了，没有设备进行实验，再好的方案也只是一张纸。没别的办法，我把自己仅有的工资积蓄都拿出来，拼拼凑凑制作了简陋的实验工具和仪器。我一步一步地做，一步一步地接近成功，终于，到了最后也最关键的一步实验了。
这就不是我自己做的那套简陋设备所能对付的了，必须要用所里的大设备。我去求室主任。室主任说，要用那套设备，必须所领导同意，你去找所领导好了。我掉转头就去找所领导，所领导说，我们的决定是根据群众意见作出来的，当领导的不能违背群众意见啊！我来来回回地跑，连叩头的心都有了。可这些当领导的铁石心肠，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怎么办呢？我像游魂一样，在那间实验室外面晃荡，恨不得变成一个鬼，从门缝里钻进去。
我没钻进去，里面的人倒是出来了——是我的同事，外号叫“华威先生”的研究员。
“华威先生”看见我，好像很吃惊似地倒退了一步：“你……病了?”
“没有啊，我挺好的。”我回答他。
“华威先生”还是摇头。他说不对啊，你瘦得眼睛都抠进去了，嘴上满是燎泡，好像在发高烧，快到医院去看看。
我说我的身体没病，我有的是心病——我是想进这间实验室，想得心里冒火了，再不能进去，这团火就要把我烧成灰啦！
“华威先生”虽然胆子小些，可是个忠厚人，平时我们关系不错。他对我做的课题也是了解的。可他好像不敢多说什么，叹口气就匆匆走了。
我被“华威先生”的一声叹息所感动，心想现在实验室的钥匙就在他手里，我何不再去求求他呢？
晚上，我直奔“华威先生”家。他真是好人，给我泡茶，给我剥橘子，可等我说明来意，他就挠头了，说所里给他用这个实验室的时间，一共只有七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实验一完，就得把钥匙交出去。
可我一听说七天，马上觉得有机可乘。我说可不可以在七天里匀我一点时间？哪怕一天也好。
“华威先生”不吭声，一脸深沉，只顾埋头抽烟。我知道自己的要求让他为难。这本是违反规定的事，要他将实验室让给我这样的人，被领导知道了肯定要罪加一等的。
明知让人为难我还是求他。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啊！
突然，“华威先生”把烟蒂一扔：“我算过了，我的实验可以压缩到五天，匀下两天给你；条件是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我翻遍自己空空的口袋，说大哥我惭愧啊，为了做到今天这一步，我不光老婆没了，穷得兜里只有几个叮当响的硬币了。我连给你家孩子买块糖的钱都没有啊！
“华威先生”握住我的手说：“我知道我知道，兄弟，所以我也豁出去了。但你一定要记住，悄悄地进悄悄地离开，千万别声张啊！”
“好，好！”除了好以外，我已说不出别的话了。
“华威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要多长几个心眼，特别是对……”突然，他顿住了。我也已经没心思再听他的教诲了。
当我把实验室的钥匙拿在手里时，就好像已经掌握了“芝麻开门”的咒语。我有强烈的预感，这次能成！
就在“华威先生”借给我使用实验室装置的两天里，我啃了两只馒头，喝了一壶开水。我在十几路激光轰击镁钯的实验中观察——
天开眼了！上帝睁开了惊喜的眼睛，将我数千个日日夜夜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东西，鲜花般地送到了我的眼前。
我终于看到了它！
不可思议的狂喜击穿了我的身心。我欢呼着推开门冲出去。我一头闯进了我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室主任坐在那儿喝茶，手里还拿着一张报纸。我大叫：“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了？”室主任的眼睛并没有离开报纸。
“我看到了——多路集束激光在钯芯产生的等离子体中，出现了X光的激光现象！”我一个字一个字对着他吼。我要让他明白，当初他打报告撤消研究小组是错误的；我要让他明白，我刘仁祥不是 “刀二羊”，我是20世纪的惠更斯，我的才华与激光同辉！
主任也很吃惊，他马上扔掉报纸，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急，坐下来慢慢说，慢慢说！”
慢慢说？我能慢吗？我站在那儿，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连室主任专为我泡的茶也顾不上喝一口。什么叫成功？这就是！室主任连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我敢说，他从未这么认真地听过我说话。他不但听，还拿起笔来记。我说的重要数据，关键环节，他都写在那张报纸的边角上了。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话字字玑珠，我的话是金科玉律！我一口气说完了实验的整个过程。这是我对自己胜利的检阅，然后根本不跟室主任打招呼，转身就走了。
室主任追出来，问：“你到哪儿去啊？”
我说我累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他忙说：“对对，你真是太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补补身体，不要急着来上班。”
这是室主任对我说过的最为温暖动听的话了。我想我的课题成功了，成绩摆在那里，“非法”用实验室的事当然也不算错了。我大大咧咧地把实验室的钥匙塞给室主任，让室主任去还给“华威先生”，自己回宿舍睡觉去了。
我蒙头大睡了好几天，然后慢慢整理实验数据，撰写研究报告。我不急，室主任不是让我好好休息吗？我干脆窝在宿舍里，连办公室也懒得去了。在写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错漏的数据，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反复的计算，我把它们改正了过来。
等我晃晃荡荡走进办公室时，我看见桌上放着一本刚到的《新科学》杂志，随手一翻，就看到几个字：X光激光……
当然，这几个字的前面还有字，这几个字的后面也还有字。可这几个字专抢我的眼，我一看到这几个字心就别别地跳。我急急地仔细看，看完这篇文章，我傻了。除了个别数据上的错漏，这篇文章几乎就是我手里的研究报告的拷贝。可我的文章还没交出去，人家怎么会登出来呢？再一看署名，老天，作者就是我的室主任，大名加黑加粗很醒目，可我刚才竟然未注意！
我不用想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那就是，当我这个傻瓜酣然入梦之时，室主任进了实验室，按照我说的办法把我的试验重新做了一遍，然后写报告，然后投稿，然后……我多少年的心血汗水就这样变成了别人的成果。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是挺聪明的吗？我怎么会忘了人心是恶的、坏的，怎么对人毫无防备呢？
室主任接受了上级的嘉奖。我当然不服，我要告他！我在发现X光激光以后，不仅跟室主任说过，还跟别的好几个同事都说过，那些天除了睡觉，除了写报告，别的时间我都在说这件事。我在食堂里说，在走廊上说，在厕所里也说！其实，无论找谁都可以证明，这成果是我先得到的。
可是我无论找到谁，谁都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连“华威先生”也摇头：“兄弟，我从心底里同情你，相信你，可是谁让你那么傻，先嚷嚷出去了？现在人家白纸黑字先发表出来了，人家还有权啊！”
我一气，一急，突然间高烧不退，在床上足足躺了一星期。
等到能从床上爬起来了，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找笔，找纸。我要给上级写信申诉，我决不善罢甘休！
我的申诉信寄出后过了一段时间，领导找我谈话了。领导阴着脸给我下了结论，说我诬陷革命同志！
我曾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对领导抱有幻想，可还是想不到他们会这样的颠倒黑白。我气得跳脚，可这有什么用？在领导的眼睛里，我的倾诉申辩，我声嘶力竭的喊叫，都是小丑跳梁。他们根本不要听。他们只是把脸一板：“现在我们代表组织严肃地命令你，收回申诉，向你的室主任赔礼道歉。否则，我们要对你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说完，领导扬长而去。我彻底地傻了。
我只有继续写信，继续申诉。哼，假的就是假的，那家伙剽窃了我最后一次实验的成果，却没有实验前期的研究基础和数据。他发表在《新科学》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也就有了好几个漏洞。我写了一篇文章批驳这些漏洞，同时也揭露事实真相。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的论文，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这时候，洋人的眼睛里，还没看到过X光激光现象呢。
可是，《新科学》杂志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我的论文。我再投其他刊物，也无一例外地都被退回。当然，我的申诉也是徒劳。用“华威先生”的话说：“你一个个人的力量与组织的力量抗衡，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任你有多少道理，最后头破血流的总是你。”
“华威先生”还劝我：“你还年轻，现在不如先韬光养晦，以求生存，只要不离开这块阵地，将来是金子总还会发光的。”
回想起来，“华威先生”的这些话，确实是肺腑之言、经验之谈，可我那时哪里听得进去？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想我既是金子，现在就要发光！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挑灯夜战几天，把自己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的一家光学杂志了。
做完这件事，我就有点高兴了。我清楚国外光学界的动态。我相信我的文章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那家杂志登了这篇文章，看你们一个个怎么说！你们不是要白纸黑字为证吗？我有，是英文的，费点精神去读吧！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刚吃过午饭，在水斗前洗碗，“华威先生”凑过来，悄声对我说：“别洗了，马上到小树林里去，我在那儿等你。”
所谓小树林就是研究所后面一片人工种植的杉树林，已经是生产队的领地了。不过那儿确实清静，往里面一钻，人来人往谁也看不见了。我还是跟我老婆刚认识那会儿，领她钻过一回树林，现在“华威先生”要我钻树林，他搞的什么鬼呢？
“华威先生”说完人就不见了。
老兄是个稳重人，没事不会跟我闹着玩。我不敢怠慢，紧跟着他出了研究所，往东往北一拐，钻进树林。
一眼没看见“华威先生”，我又朝里走了十几米，才见老兄靠在一棵树上，帽檐压得低低的，真够神秘。我不免好笑，可一看他的脸色，我笑不出来了。他劈头就问：“你是不是把论文投到国外去了？”
我一愣，这回做得够保密的，连信都是一个人悄悄坐了汽车到市里去寄的，“华威先生”怎么会知道？
“兄弟，你闯大祸了！”从未见过他这样气急败坏，“这件事已经被发现，公安局的人正在与研究所革命委员会整你的材料，说所里发生了重大的反革命泄密案；说这是里通外国、叛国投敌！”
我一听真如五雷轰顶，一下子就急巴起来：“老、老兄，救、救我……”
“华威先生”只是叹气：“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办法？兄弟，你何去何从，只有自己拿主意了。保重啊，我走了！”
他说完就匆匆离去。我没去追他，也不能追他了。往事一幕幕如闪电，在过去了的许多关键时刻，他其实都给过我忠告。他是过来人，经历过解放后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可我从未把这样一位善良忠厚的老知识分子的忠告放在心上，结果一步步走到了现在。我生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被剽窃这件事看得比天还大；我心中不忿，想把论文投到国外被承认，没料到竟会陷入政治陷阱！
里通外国、叛国投敌是什么罪，我懂。深究起来，这还真不是一顶空帽子——毕竟我这项科研成果前景巨大，要是落入敌国手里，确实会使人家的科技力量大增。这不就破坏了伟大领袖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了吗？
我低头走出树林，远远望着研究所的大门，心里一阵哆嗦。“华威先生”向我通风报信，无疑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牢狱之灾甚至是杀身之祸已经在等着我了。不能束手待毙啊！我毅然一转身，急奔汽车站，坐车赶回家中；还好，老婆未下班，那份离婚协议书，还一直被扔在五斗橱上面。我拿起笔，赶紧签了字。这时我已经没有心酸，倒有些欣慰的感觉了。因为离了婚，再怎么着我也连累不到老婆了。可紧接着我又做了一件对不起老婆的事。我把五斗橱里老婆藏的钱全部搜罗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没办法，我要出逃，路上得花啊！
匆匆走出家门，心里还是觉得有事情放不下。对呀，现在老婆已不是我的老婆了，可儿子还是我的儿子啊！我这一走，儿子从此沦为反革命狗崽子，一辈子也不得翻身了。怎么办？！
时不我待，一分钟也不能犹豫了。我返身回屋，包了几件儿子的小衣服，然后直奔幼儿园，将我六岁的儿子奔奔接了出来。
我抱着奔奔来到上海火车站，心里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但往北恐怕不行，我们衣衫单薄，只怕抗不住冷；于是就往南，结果上火车坐到了昆明。
昆明也是大城市，待公安抓我的通缉令下来，也跑不掉。我只好继续逃，往云南的边境、往大山的深处、往不见汉人的少数民族村寨逃……就这样我现在来到了你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