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不知道巫师想干什么，但他总算是给自己解了眼前之围。在这一点上，倒是看不出有什么恶意。于是，他便进了巫师昨夜歇息的那间草屋，巫师自然也相跟着进来了。
刚在草铺上坐下来，刘强便问：“你有什么排雷的好办法？”
巫师没有正面回答刘强的问题，只是将身子往后一仰，半靠在草屋的墙壁上，从胸腔里往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哎！年轻人，刚才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我本来几乎与这些麻风病人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了，因此，我也做了件很对不起你的事。你可以看不起我，不信任我，但我的心中对你产生了信任和敬意。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有一段难言的往事。我不想打听你的经历，但我想请你听听我的故事。
不管刘强愿意不愿意，巫师竟有些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也姓刘，我的名字叫刘仁祥。
我没见过我娘，因为我娘在生我的时候去世了。
我只有我爸，我爸也只有我。
我爸是本可以再娶的，但他没有，因为他太爱我了。
由此可见，我爸是个好人。可世界是为坏人准备的，好人没好运。
我爸是一个专门在乡下给农民看病的民间医生。我能自己爬到桌子上吃爸爸留给我的饭了，爸就把我留在家里，独自出诊了。爸的药箱很沉，压得他一边肩膀都弯下去了。我常记得，爸走到门口了，还会歪着肩膀回过头，嘱咐我许多话。有一天他指着画有熊猫图案的玻璃杯对我说：祥祥，茶几上的玻璃杯不要去动，那上面的大老熊，会咬人的。
原来这么好看的大老熊会咬人，真没想到。爸爸走后，我就盯着杯子看。我想我不去碰它，大老熊咬不着我。可爸爸个子那么高，他总在茶几那边走来走去，如果他不小心一伸手，碰到了杯子，大老熊就会咬他的手。大老熊要是把爸爸的手咬掉了，爸爸就没有手了。爸爸没了手就不能给我洗脸洗脚，给我缝扣子，给我做好吃的了。爸爸的一双手会在雪白的米粉上揉啊揉，把米粉揉成一个个小团子；爸的手指一戳，小团子中间空了，爸就往里面填上肉糜、荠菜、笋丁……天哪，那种美味我想起来就要流口水。不行，我不能让爸爸没有手。我找到几颗玻璃弹珠，站得远远的，朝茶几上的玻璃杯扔过去。结果“哗啦哗啦”，不一会儿大老熊全没有了，那几个玻璃杯都被我砸碎了。
这是我干的第一件坏事。
类似的坏事我还干过不少。比如，爸说要洗被子，我就用小碗盛了水，一碗一碗地把水浇在被子上；爸说要加煤球了，我把炉子上面水壶的盖子掀开，把煤球放在里面……爸总是把这些事津津有味地告诉他的病人。爸说话的时候两眼放光，好像他的儿子有多了不起似的。他完全忘了自己为了把儿子浇湿的被子烤干，整整一夜未睡；也忘了把一口黑乎乎的煤水吞下肚吐不出来时的难受。
爸只打过我一次。爸要我背中医的“汤头歌”，还有“十八反”、“十九畏”什么的，我一听头就大了。我背不出来，爸用藤条抽我，抽得我手臂上一道道血痕。抽完，爸又心疼了，要给我敷他配置的药膏。我就捂着手臂逃，偏不让他敷。我知道爸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可我一点也看不出像他这样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地当一个民间中医有什么好。我讨厌那一堆一堆的草药，也讨厌那些付不起药费的穷病人。
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我家离最近的一所小学，也有三里多路。爸又没空按时接送，因此，到了十岁时，爸才让我自己上学去。在小学里，我只对常识和数学着迷；等我升到中学，爸已放弃了子承父业的幻想。他说不管我将来干什么，只要我事业有成他就满足了。可就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爸被收编进了县卫生院；刚进去没几个月，竟又被赶回了乡里，只是此刻他的头上又多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从此，他连给人治病的权力也没有了。我曾听他私底下对仍然来偷偷找他看病的几个朋友说，卫生院有一个划右派的名额，别人都有关系或靠山，大家就推举了他。还好，领导特别照顾，没送他去“劳改”，只将他押送回乡改造。然而这一照顾，就将我考大学的希望照顾掉了。我不得不在家帮爸爸种了三年地，直到1960年，大学招生的政审条件放宽了些，我才有机会考上了南京一所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全国都在闹饥荒，可爸高兴极了，挑着我的行李，一直送我到学校。我看爸佝偻着腰挑行李的样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爸的脸很黄，还浮肿，人是极度的疲惫与衰弱。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让爸过上好日子。
每个月我都能收到爸寄给我的钱，还有粮票。粮票不多，就五斤，可有了这五斤粮票，我隔三岔五，就能在晚上多买一个馒头，留到夜里看书时拿出来慢慢享受。
我真混，竟没想到这五斤粮票是老爸的血，老爸的命。老爸自己一个月也吃不上正经的五斤粮食。他所在的农村已是饿殍遍野。我在学校，好歹一天也有八两粮食，我是不该要爸的五斤粮票的。可我那时的肚子实在是饿啊，只觉得每天都饿得眼睛发绿，有时捧着一本书，恨不得是捧着一块糕，能让我一口吞下去。所以我每个月都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爸的五斤粮票。现在想起来，我真自私，我真混啊!
为了这个自私的儿子，一年以后，无私的爸倒下了。爸的浮肿病本是缺少营养才得的。爸是医生，当然懂，可他没法为自己补充营养。为了省下五斤粮票，爸每天都捧着黄黄绿绿的野菜充饥。爸的浮肿病忽然变成了肾衰竭。我闻讯赶回家那天，走到校门口还收到了爸寄给我的五斤粮票，可爸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背着爸在县医院里横冲直撞；可你知道，医院里治病是讲级别的，直到现在还讲级别。爸一个民间草泽医生兼右派，什么级别都不是。爸连病房都没能进，就在医院的走廊里走了。爸一生风里来雨里去，不知救治了多少病人，可爸走的时候只有我拉着他的手，只有我。这一刻，我明白了，人是自私的动物，善是没有力量的。
我把爸埋在村后的荒地里，只有跟他一样的饿殍陪着他。我没有辍学，因为我成绩优秀，我还有每月十五元的助学金。
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别人去吃早饭的时候，我在有太阳的地方深呼吸。我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原子，因为吸收了宇宙的能量而裂变。把自己想成一束光，我要去洞穿一切世界的秘密。我虽然不吃早饭，但我总是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在漫漫长夜，我躲起来看书时，我的胸口总是藏着一个温热的馒头。我让每一分钱都在我的身上鲜活地流动起来，聚变成我的光，我的热，我生命的能量。我已不屑于跟我的同学说话，因为我清楚没有谁是牛顿、爱因斯坦、惠更斯的苗子，我的卡路里有我自己的用处，我不想浪费。
1964年，即将毕业时，我开口说话了。我开口说话的题目是：《论波的第三个飞跃——关于X光激光之可能性及其光辉前景》。这是我的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引起了轩然大波。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话听起来有点枯燥，但内核是生动的，有力量的。“刘老师”，你耐心地听我说，相信你会明白的——
激光，它的原理是，当物质在受到与它的分子的固有振荡濒率相同的能量激发时，会产生出集中在一个方向上的强光。因此激光具有极大的能量。但它是当时在光学领域里刚刚开始研究的新课题。
可我刘仁祥是什么人？我可不是老老实实读教科书的人，不是循规蹈矩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人。我认为，根据波长越短能量越大的原理，如果让波长最短的X光产生激光，则它的能量将无比巨大。而这个设想一旦实现，将来大到探索宇宙的星际飞行和通讯，军事上的反卫星反导弹，小到对微观世界的探索——观察分子结构、化学反应、细胞组成等等，都将派上用场。它将使世界科技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以上就是我的论文所阐述的观点，直到现在，我依然为自己自豪。
当时的论文评审小组，是由系里的权威教授组成的。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我说的是科学幻想，目前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实际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可我的辅导老师，一位两鬓斑白、不苟言笑的A教授，在读了我的论文后，居然当众拥抱了我。他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于敢为人先，敢提出别人还不敢想不敢做的研究课题。X光激光虽然目前不太可能实现，但它毕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大胆设想。刘仁祥同学还对它的前景作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这种精神非常可贵！由于A 教授力排众议，我的论文就作为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通过了。
我毕业分配的去向也不错，我进了上海的一家国家级的光学研究所。我以为生活的舞台上，已为我打出了明亮的灯光。我要走进我的光，我要创造我的光。我不会把我的论文仅仅当作理论探索，我要作实践研究，虽然这很艰难。我兜里已经有每月六十多元的工资了，我再也不必一分一分地抠钱了，一有机会我就到处跑，找国内在物理、化学、光学和数学方面的权威专家请教论证；我也跑图书馆及别的科研单位。我像一只耗子，只要有洞就钻；我像一只飞蛾，只要有光就扑；我找资料，搞计算，做实验设计。同事们在背后议论我：什么异想天开呀，好高骛远呀，什么做无用功呀，我都假装不知道。其实也不是“装”，而是我根本没时间去理睬。爱因斯坦说，自然界慷慨地生产普遍的庸才，却难得创造出高才。像我这样有高超才能的人，哪里有空跟庸才们去啰嗦！我的时间连多睡几分钟都舍不得呢。别人下班了，我还关在实验室里，独自一人鼓捣我自制的一些仪器。我废寝忘食，蓬头垢面。大家都觉得我不正常，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炉匠”。先是背地里叫，后来就当面叫了。当面叫就当面叫吧，谁叫我都应。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嘛。
这些都还好，最烦的是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一个星期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半天得坐在那里读报，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我的对策是，在这种时候，人坐得笔挺，眼瞪得老大，但思想却在光的海洋里驰骋。我也微笑，也点头，那是我自己思维的偶有所得，跟那些废话无关。
忽然有一天室主任命我读报。
我想他是看穿了我的伎俩，可我不怕，我有我的对策。我嘴里心不在焉地读着报纸上的文字，心里还在想我的课题。一次，我脱口而出念道：“栗谷……”下面一阵哄堂大笑，原来那两个字应是“粟裕”。我竟把赫赫有名的将军的名字只念了一边。结果我得到的报应是——人家把我“刘仁祥”的名字也只读右半边；于是我的绰号就从“小炉匠”变成了“刀二羊”。
你现在就叫我刀二羊好了。因为我逃亡到云南边境的傣家村寨以后，就对收留我的老祜巴说，我叫刀二羊。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很有傣家风味。
回想起来，我被叫作“刀二羊”、“小炉匠”的日子，是我一生科学生涯中最为宁静的黄金时期。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那儿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为求自保，大伙就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把我作为修正主义黑苗子的典型隆重推出来了。
可他们想不到，怎么批，我也不在乎，就是在批判会上我也心不在焉。因为我的心里有光，我的光是无处不在的，我的光是与日月同辉的。你批我“白专道路”、“名利思想”，好，我承认。你要我挖阶级根源，我就挖：我说我爸行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爸为百姓治病是资产阶级剥削；我爸1961年饿死是不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坚持走资本主义独木桥的必然结果……一切的荒诞我都认了。可是，你能把我心里的光焰掐灭吗？不过，军宣队说我不联系实际，说我检查得不深刻。我的检查通不过。
通不过怎么办？晚上电灯亮着，几只眼睛盯着，不许我睡觉！
我被逼急了，只好再给自己无限上纲。我说自己坚持搞X光激光是要离开地球，到外星球上去建立资本主义……那几个没文化的工宣队、军宣队一听，傻眼了，大概觉得深刻是深刻了，但这么往自己头上扣帽子还真有点荒唐，最后只好就不了了之。
你不知道，那一阵我可出名了。研究所里有口皆碑，都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专业批判对象。大家都以为我装疯卖傻，心理承受能力特强。其实我心里可难受了，因为他们不让我搞自己认定的研究了。这可比打我、骂我、批判我难受多了。好在不久就搞“斗批改”了。我被送到了安徽农村劳动。
去农村我是不怕的。本来我就是从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嘛。虽然安徽农村要比我那小桥流水的江南故乡苦多了，可农民毕竟朴实，我不必天天写检查了。我那时还有工资，每月我把一半钱寄给妻儿——顺便提一句，我在文革前就成家了。我的老婆是A 教授的女儿，才貌双全啊——另一半我自己花。这点钱在乡下就算大富翁了。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糖，见孩子就给，惹得孩子们追着叫我“糖叔叔”。八月半，队长请我这个“糖叔叔”到他家吃饭。我一看机会来了，赶紧买了烟，买了酒，买了毛巾肥皂，买了猪肉猪肝猪心猪肺……沉甸甸地提到队长家去，结果一顿饭吃下来，我被派到公社看粮仓去了。
跟扛锄下地相比，这可是美差了。在粮食散发的霉味里，我又开始了对我向往的X光激光的思索。
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天，仓库里晾晒粮食，搞得我筋疲力尽，吃过晚饭把碗一撂，就倒在那张乡下人用草绳攀的破凉床上睡了。当然，我的脸和脚，还有吃过的碗都没有洗。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光的追寻。才闭上眼，我就看到了一束奇异的亮光。我的心为之一动。这时我还记得白天翻动的高粱米粒，记得晚餐吞下的红薯干稀饭；我想我这不是在做梦了吗？做梦好啊，多少天才不都是在梦中有了惊世发明的吗？
这样一想，我就觉得那道光穿透了我的身心。梦的渴望已离我而去。我感到自己并非在做梦，而是坐在高高的麦垛上仰望星空。因为那道光穿透了我。我的身体变得很轻盈。我想飘，就飘起来了。我对自己说，要加速啊，要挣脱地球的引力。谁知眼一眨，地球真的已经不见了，遥远的地平线已无处回望，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晶莹的、闪耀着绿色光芒的星球。
我那时已知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第一个足迹。我想我比阿姆斯特朗幸运，月球多荒凉呀！现在我踏入的这个星球，何等遥远又何等美丽！这里到处都像泉水一样冒着一种绿光。在绿光闪烁中，一个声音对我说：“用这种宝石做介质，就能轻易产生X光激光！”
听听，我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啊！
天籁之音，真正的天籁之音！我马上明白，我的使命不是为了像阿姆斯特朗那样仅留下一个脚印，我是要发现宝贝，把宝贝带回我自己的星球去创造X光激光的。我摸出一把锤子，狠狠地到处敲，我要敲下一块绿宝石，一定要敲下一块来！
但我的锤子太小，不带劲。我敲了半天也没敲下一星半点碎沫，而我的脚趾头却被什么东西夹住了，很痛。起先我还忍着，继续敲，可越来越痛了，我猛一蹬脚，忽听“吱吱”两声叫。我睁开眼醒了，发现自己手里拿着根筷子，而两只硕鼠在啃我的脚趾！
我气坏了。要不是这该死的老鼠，我就把“宝贝”带回来了。我梦寐以求的X光激光就“诞生”了！
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跟老鼠较上劲了，非把它们除掉不可！脑筋一转，办法就来了。第二天我就去找老鼠笼，用老鼠笼捉一只老鼠是很简单的事。可仓库里那么多老鼠，哪里是老鼠笼能对付得了的？
别急，我有我的妙招。我从鼠笼里掏出那只老鼠，往它的肛门里塞进一粒大大的黄豆，然后缝上，把它放跑了。
哈，后面的事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黄豆在老鼠的肛门里面越涨越大，又拉不出来，它急得拼命吱吱地叫，到处乱窜，一边窜一边咬。这回它咬不到我的脚趾，而是去咬它的同类了。仓库里的老鼠经不住这只疯老鼠的狂窜狂咬，全跑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