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有关于政体的由人工虚构的描述都是荒谬的，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那些关于社会最佳形式以及最易柬缚我们的规章制度的长期大争论都只适于我们锻炼头脑；同样，艺术上有许多主题其本质也在于吵闹和争论，除此之外便毫无生气。对政体的那种描绘可能适用于某个新世界，然而我们谈的是业已承担义务的，业已养成某些习惯的人群，我们不能像庇拉或伽德缪一样使大地重新产生人。无论我们有权用什么方法纠正人们的错误，使他们重新规矩起来，我们总不能打破我们绝不能打破的习惯再造他们。有人问索隆他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他所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是的，”他回答说，“我制定了他们可能接受的法律。”
瓦罗也以这样的方式辩解说，“如果他写宗教文章能够有什么新意，他会说出他相信的东西，然而宗教既已形成而且已被认可，他只好更多按习惯更少按自然说话。"
不必靠主张，事实上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政体乃是该民族能赖以生存的政体。政体的根本形式和适应性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我们自然不喜欢目前的状况，然而我认为，希望在人民作主的国家由少数人发号施令，或在君主专制国家实行另…种政体。那都是邪恶，是荒唐。
照国家的原样爱国家吧：是王国，就爱君主政体；少数人统治，或共同管辖都必爱，因是上帝创造了它，
——德庇布拉克
善良的庇布拉克先生就是这样谈政体的，我们不久前失去了这位人格高尚、见解正确、作风温和的精英，他的逝世，加上保尔•德•富瓦先生的同时亡故，给我们王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哪两位人士给国王们出主意能在诚恳和充分上替代这两位加斯科尼人。他们是各具异彩的精英，当然，就本世纪而言，是表现形式不同的罕见的卓越人物。那么是谁把他们安排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与当前的腐败和战争风云如此格格不入?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革新那样使一个国家不堪重负：唯有变革会形成不公正和暴虐。什么东西散架了，人还可以去支撑：我们可以抗争，使一切事物的天然变质和腐败不至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基础和本原太远。然而着手重铸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从根基上改变如此高大的建筑，这是让清洗污垢的人抛弃弄脏的东西，让想改掉个别锗误的人引起普遍的混乱，让想治病的人导致死亡，“不大希望改变政府却更愿意摧毁政府。”社会已无力自我痊愈；它对逼迫它的一切如此之不耐烦，便只图摆脱那一切而不顾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成百上千的先例使我们看到，社会的痊愈通常会使社会作出牺牲。清除当前的疾患如果不改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状况，那不算痊愈。
外科医生的目的并非使坏肉死亡，而只是对坏肉进行治疗。外科医生看得更远，他不仅使原有的肉获得新生，而且使坏肉恢复到它应有的状态。谁只想清除折磨他的东西，那是短见，因为不一定是好的接替坏的，可能会有别的病痛接踵而来，而旦更严重，就像谋杀凯撒的人遇到的情况，他们把公众事务当筹码，到头来便后悔参与了那些事。此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直到近几个世纪，与我同时代的法国人非常清楚该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所有大的变化都会动摇国家并使国家发生混乱。
谁直接以治愈国家为追求目标并在着手行动之前去咨询别人，其参与的热情会自然大减。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以显著的范例纠正了这种办法的弊端。他的同胞曾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长官。他一位卡普瓦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部关进宫里，随后去广场召集百姓，对他们说，他们向长期压迫他们的暴君们复仇的日子到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报仇，现在只有手无寸铁的暴君们在那里任他们处置。大家同意抽签让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每个人都个别接受命令。对被宣布死刑的人可以立即执行，条件是他们得立即提出一个好人的名字以代替判处死刑的人，以免职位空缺。可是人们刚听见一个议员的名字便不满声四起，并群起而攻之。“我明白，”帕库维尤斯说，“必须撤掉这个人；他是恶人。让我们换个好人吧。”紧接着是一片静默，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选择；谁放肆说出自己心目中的人出口，拒绝的声浪便压过他的声音，短处不胜枚举，正好是摒弃他的理由。互相矛盾的情绪激烈起来了，提出的第二个议员情况更不妙，第三个亦复如是。选择中，争吵不休与合伙拒绝齐头并进。在一片混乱之下白白劳累多时之后，大家开始东一个西一个逐渐逃离集会，人人在心里都果断判定，老的熟悉的坏处永远比近的未经历过的坏处易于忍受。
我们看起来却心神不安到可怜巴巴的程度，瞧瞧我们什么没有干过？
唉！我们的伤疤，我们的罪过，我们的骨肉相残使我们蒙受耻辱，我们这一代可曾在什么残暴面前却步？什么样的大逆不道我们不曾犯过？对神的恐惧可曾约束青年的亵渎？哪个祭坛曾经幸免过？
——贺拉斯
我不准备马上对我之所述加以概括：
即使萨吕丝仙女自己愿意
她也未必能拯救这个家庭。
——特伦克
不过我们也许还没有处在我们时代的米期。各个国家的继续存在看来是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事。正如柏拉图所说。文官政体乃是强有力的难于废除的事物。它往往能战胜体内的致命疾患，战胜不公正法律造成的损害，战胜暴虐，战胜长官的放肆和愚昧，战胜百姓的放纵和叛乱而生存下去。
在无论什么处境之中，我们都爱往上比，爱往更走运的人身上看。我们可以住下比比：再无教养之人也绝不会找不出成百上千个
例子聊以自慰，我们更喜往后看而不喜往前看，此乃大弊。索隆说•“如有人将一切痛苦堆积起来，谁也不肯把目己的痛苦取走，都愿将痛苦进行合理分摊，同时取走自己的分摊份额。”我们的政体不健康吗？然而病势尤笃者却并没有死亡。众神与我们玩绕线团，不惜余力搅得我们人心惶惶：
众神利用人有如利用子弹。
——普劳图斯
众星辰注定将罗马国树为他们在此领域能够树立的典范。罗马国自身囊括了国家的一切形态和偶发事件，囊括了秩序能做到的一切以及所有动乱、幸福和不幸。眼见罗马帝国遭受的动荡和骚乱，谁还会对自己的状况感到绝望？假若统治疆域说明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我不赞同此说法，我喜欢伊索克拉底，他教育尼哥克拉斯不要羡慕统治幅员广阔的王公，而应羨慕善于保住到手的统治疆域的王公），那么罗马帝国便只在它最病弱之时才健康。它最走运之时正是它处于最坏形态之日，在最初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政体图景几乎难于被人认可，那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可僧最严重的混乱局面。然而这个国家熬过了那样的混乱，维持下来了，不仅在它的边界以内保持了严密的专制统治，而且保住了情况各异的极遥远的国家，这些国家对罗马并不忠诚，控制也极无序，而且都是以非正义方式征服的；
命运之神
不热烈支持任何国家反对主宰陆地海洋的人民。
——卢卡努
并非所有动摇的东西都会倒塌。支撑如此庞大实体结构的并不只是一个钉子。这个国家仅凭它的古老也能支撑下去，有如一幢古老的建筑，年代久远已使它基石下陷，它既无坚硬的外壳也无连结物，但仅靠自身的重量还能支撑着存在下去，
已不是坚实的根支撑着它，是它本身的重量将它面走在地下。
——卢卡努
此外，要判断一个地方的牢固性只侦察其侧堤和壕沟并非最佳办法，还必须弄清人可能从哪里进去，袭击者的情况如何。因自身的重量而非因外界的暴力冲击沉没的战舰为数极少。不过我们还是到处看看吧，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坍塌！看看所有的大国，无论是基督教国家抑或我们熟悉的别的国家；你会发现变动和毁灭在明显威胁着它们：
它们也有自己的残缺，正受到同样的风暴威胁。
——维吉尔
占星家以巧妙的手法提醒我们，说不久要发生大灾难大变动；他们的卜卦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并不需要飞升到天上。
我们不仅需要从这邪恶横行危险丛生的社会得到安慰，而且需要看到我们国家存在下去的希望，因为在一切都在坍塌的地方自然什么也不会坍塌。普遍的疾病意味着个别的健康；一致性永远与解体性对立。我个人不仅不会陷入绝望，而且似乎从中看到了我们的自救之路；
也许某神祇回心转意，让我们国情回归往昔。
——贺拉斯
不知上帝是否希望出现身体历经严重疾患而状况更佳的局面？因为疾病净化身体之后还给身体的健康比它们夺走的健康更为完全，更加明显。
最使我不安的，是在分析我们疾病的症状时，我看见自然的、天生的、纯属本身的症状与人为的失常和不慎造成的症状数量相同。仿佛众星辰自己在为我们开药方，让我们比常规的期限活得更长。此事也使我不安：威胁我们的最直接的疾患并非结实完整的肌体的逐渐衰退，而是肌体的消耗和散架，这是我们最害怕的。
在这些胡思乱想里我还怕我的记忆力不听我使唤，怕记忆力出于疏忽而让我把同一件事写上两次。我讨厌在文章里再次认出自己，我炒冷饭从来是违心的。不过我在此书里也没有新东西可传授。都是些一般的见解，也许反复思考一百次之后，我又害怕早就阐述过它们了。炒冷饭在任何地方都是令人厌恶的，哪怕在荷马的作品里呢，而对那些表现肤浅昙花一现的东西却是毁灭性的。我不喜欢反复灌输，哪怕是有用的事物，塞涅卡就有此类表现；他那斯多葛派的坚忍习惯也令我不快，对每个问题他都要从各个方面反复详尽讲述一般的原则和前提，而且一再引证常见通用的论据和理由。我的记忆力一天比一天恶化，令我痛苦。
仿佛我口干舌燥饮用了忘河之水催我睡觉。
——贺拉斯
今后我不会像别人一样寻找时间和机会考虑需要说的话，我必须(因为，谢天谢地，直到此刻还未发生错误)避免作这种自我准备，我害怕把自己束缚于某种我不得不服从的义务。身负义务会引我走入歧途，而且我依靠的又是如此差劲的工具——我的记忆力。
我每次阅读那本历史书都会生气，那是一种天生的固有的不满情绪：林塞斯泰斯被控阴谋反对亚历山大，在他按习惯被带到军队戒备森严的场地发表自己的辩护演说那天，他脑子里早已准备好了长篇大论，但他说话时犹犹豫豫结结巴巴，只说了几句话，他越来越发慌，同时又拚命同他的记忆力抗争，便翻来覆去说着同样的话。离他最近的士兵以为他已承认罪行，便冲过去几梭标杀死了他。他的惊讶和他的沉默被他们看成认罪：因为在监狱里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作思想准备。在他们看来，他缺少的不是记忆力，是他的良心束缚了他的舌头，使他失去了力量。说得真不错！地点原本使人惊吓，还有在场的人，等待的时间，当时他无非想讲得精彩些。在一次演讲的后果涉及一个人的生命时，人又能做些什么？
对我来说，如果我必须讲的事情束缚我，这本身就促我干脆不讲。当我完全信赖我的记忆力时，我依附于它的牢固程度会使它精疲力竭：因为它不堪重负。我越依靠记忆力就越爱发脾气，发到需要检验我的自制能力的程度。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为隐瞒这种束缚我的奴性而忧虑。当时我在言语间有意表现出严重的无精打采和意外的事先毫无准备的冲动，这种冲动仿佛因临时的情况突然产生。既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又喜欢显出早有准备讲得椿彩的样子，这种作法极不恰当，尤其对我这种职业的人，而且这也太束缚人，不可能坚持下去：矫揉造作引起的希望大于它实际存在的希望。人们往庄愚蠢地穿紧身上衣冲锋，结果还不如披羊毛披肩冲得快。“引人期望于己乃欲悦人者之大忌。”
根据雄辩家库里荣留下的文字记录，当他建议把他的演说分成三类或四类，或按论据的数目分类时，他往往忘记某个论据或额外加上一两个论据，我一向提防自己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境地-我不喜欢许诺别人什么，要求别人什么；不仅因为我不信任我的记忆力，还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太像在作假，“朴实无华的口才更适于士兵。”从今以后我决定拒绝在重大场合讲话的差事，这就够了。照稿讲话不仅可怕，而且对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极为不利。我更不会听凭自己受当场发挥的摆布：我的迟钝不允许我当场发挥，即使发挥也一定讲得混乱不堪，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大需求。
请读者再让这篇随笔和我描述的其他各篇的这第三次外延流传出去！我可以加进一些，但不再修改了。首先，我认为业已向外界抵押过作品的人可能已无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有可能，他可以去别处讲得更精彩，但他最好别败坏已卖出去的工作。在这类人士去世之前可别买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愿他们在写作之前多多斟酌。谁催他们啦？
我的书永远浑然一体，如有人准备继续出版以便买主不空手而去，我便冒昧给书加上超货币价值的标记(仿佛那是一个拼合得不好的镶嵌艺术品）。那不过是超重现象，绝不说明初版错了，只不过以咯显浮夸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给每个后来的版本增添某种独特的价值。不过由此很容易产生编年顺序颠倒的情况，因为我的故事皆随机遇而发生，并非都按年代。
其次，在我方面，我惟恐我的书在转换过程中质量受到影响，我的智力并非一往无前，它也倒退。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我对自己思想活动之不信任并不下于初版，或者说，我在当前版中对自己思想活动的不信任并不下于过去版。我们修改自己的东西往往跟修改别人的东西一般笨拙。我的首批作品在一五八〇年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已经老了，但我的聪明才智确实没有长进一寸。此刻的我和不一会的我的确判若两人，但什么时候的我更好？我说不出所以然。倘若人能越老越自我改善，衰老就会使人高兴。而衰老的进程却像醉鬼一般摇摇晃晃，晕晕乎乎，笨重难看，或像白藤一般任风随意弯来弯去。
安提奥库斯撰文有力支持柏拉图学园；到晚年他又有了别的主意，无论我遵循他哪个主意，不都是跟随安提奥库斯吗？置疑之后又想肯定人类公论，这岂非光置疑而不肯定？允诺人再活一世，但他得时刻处于新动荡的危险之中，这新动荡岂非与老动荡别无二致？
公众的喜爱给予我的勇气超出我的瞩望，然而我最害怕的是自我陶醉；我宁可刺伤人而不愿使人腻烦，如我同代的某学者之所为，恭维永远讨人喜欢，无论是谁恭维，无论为什么恭维皆讨人喜欢；因此，为了接受恭维恰到好处，有必要弄清恭维的缘由。连缺点都有办法出名。庸俗低劣的评价一遇货比货就处境不妙；当今，如果最恶劣的著作并非受大众时髦潮流青睐之作，算我看法错误，方式方法的错误不可能出现在本身就毫无优点可言的方面。请读者别抱怨我，我的错处在此避过耳目靠的是忽发的奇想或别人的疏忽；每一只手，每一个工人都在为这些错处凑份子。我不参与纠正拼写错，我只要求他们按原拼写法印刷，我也不插手标点符号：因为我并非这两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即使在某个地方使意义支离破碎，我也不会为此太伤脑筋，因为他们毕竟使我卸去了负担。但他们如以什么伪义代替原有的意义（他们经常如此台事），从而逼我转向他们的设想，那就是在伤害我。不过，当他们的警句无法与我的警句匹敌时，老实人便会舍彼而取此。谁了解我多么不勤劳，我怎样天生我行我衆，便不难相信我宁愿重新口述同样多的随笔也不愿屈从那些人，不愿为那些幼稚的改动而当他们的尾巴。
我刚说过，我既已植根在这种新金属矿石的最深层，就不仅不可能与不同习惯不同意见之人过从甚密(那些人因意气相投而打得火热，而且不与圈外之人抱团），而且跻身于一切听其自然的人们当中也实属偶然；今后此类人大多数不会在司法上使事情严重化，但由此又会产生极度的放纵。将所有与我有关的特殊情况算在内，我也找不出自己人当中有谁为保护法律一用无益即损这句公证人帮办的话——比我花更大的代价。而且，如加以正确比较，比我做得少的人倒靠他们的热烈和尖锐充了好汉。
由于我家不分时刻出入自由，对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十分殷勤（因为我拒绝别人引诱我，把我家变成战争的工具；战争离我家越远，我越乐意参与），我家受人民爱戴当之无愧；在我家甚至把住粪肥不放的事都很难见到，因此，在国内长期动荡，附近地区风云变幻的年代，我家并未惨遭洗劫，这应当说是令人赞叹的杰作，是典范，说实在的，像我这样气质的人完全有可能逃脱再三重复出现的情况，无论那是什么样的情况；然而在我周围，有害事物的侵扰，命运的无常和人间的沧桑至今不仅没有使国人的恶劣情绪得到平息，而且还在进一步激化，我因而也受到难以克服的危险和困难一再的冲击。我在逃避，但使我不快的是，我逃避这些靠的是命运，甚至是我的谨慎，而不是司法机关。我并不乐意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也不愿得到别的什么保障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事情就是如此，我生活大半靠别人的恩惠，这是令人难堪的欠情。我既不愿把我的安全归功于大人物的仁慈和宽容——尽管他们承认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不愿归功于我的前辈和我自己的平易近人。假如我是另一个人，又会怎样？我的行为和我坦率的谈吐一旦使我的邻里或亲戚感到欠了我的情，他们不闻不问我的生活就算还了情，他们如能这么说也算还了情(这岂不残酷！）：“我们抛弃而且毁了周围所有的教堂，所以我们大家给他自由，让他继续在他家的小教堂为神服务；他在必要时保住了我们的妻子和耕牛，所以我们给了他一条命而且允许他使用他的財产。”在家里，我们长期受到为同乡当钱财总保管的李库格•阿特尼安受到过的那种赞扬。
我认为必须靠权利与权威而不靠犒赏和恩賜生活。多少高雅之士宁愿丧失生命也不放弃职责！我却避免屈从于任何职责，尤其不屈从以光荣义务束缚我的职责。我认为别人给我的东西以及我以感激的名义抵押意志而得到的东西比任何东西都昂贵。我更愿意接受可以出卖的效劳。我坚信：为可出卖的效劳我只付钱，为别种效劳我得付出我自己。用诚实律法捆住我的结比用民事强制捆住我的结更沉重更困扰我。公证人束缚我比我自己束缚自己还仁慈些。对别人单凭我的良心而相信的事，我的良心更受约束，这岂非顺理成章？对别的事我的信义倒不欠别人什么，因为没有人陚予它什么；但愿大家在我之外凭信任放心地互相帮助！我宁愿费更大力气打破墙壁和法律的桎梏也不愿说话不算数。我对言而有信这类事挑剔到迷信的程度，我许诺任何事情都故意说得不肯定并附加条件。对毫无分量的许诺我也要以生怕不符准则的心情賦予分量；我的准则使我忍受痛苦，而旦以它本身受到的损害增加我的负担。是的，哪怕是我个人的毫无约束力的事，只要我谈出了要点，我似乎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让别人了解此要点也似乎给别人预先作了规定；我说了什么仿佛就许诺了什么为此，我很少泄漏自己的主张。
我对自己作出的判决比法官的判决更为严厉，更难以忍受；法官只从一般职责的层面考虑我的问题，我良心的压抑感却更强烈更严醅。对别人勉强我而非我自愿尽的义务，我总疲疲塌塌。“只有自愿的行动才是最正确的行动。”行动若不闪耀自由之光，此行动绝无优美体面可言。
我不情愿作职责勉强我作的隶。
——特伦克
必要性牵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愿在哪里意志消沉，“因为，对勉强的行动，人感谢命令行动的人胜过感谢行动的人，”我知道有些人遵循此种行为方式到了不公平的程度，与其说他们在归还，不如说他们在賜予；与其说他们在支付，不如说他们在借出；他们对他们应当尽义务的人作好事反而省钱省力。对此我尚未充分理解，但已接近理解了。
我极愿解除义务，还清欠情，有时竟不惜利用一些人对我的忘恩负义，冒犯和侮辱。对那些人，或出于亲属关系，或出于偶然情况，我都欠过友情；我把他们的错误当成我还债的收据，从而自认滑偿了我所欠的友情债。尽管我继续回报他们表面为公众作的事情，我认为靠公平而不靠感情办事毕竟省大力气，而旦略为减轻我对别人诚挚关怀的内心重负也不失为一种省心省力的办法，“控制友谊的冲动是有分寸之人的特性，有如在赛马中勒马。”至少对根本不愿处境尴尬的人，我热衷于这样的省心省力而且迫不及待，这种分寸还可以使我在冒犯我的人们的缺点中获得些许安慰。那些人会因此而变得逊色，我很难过，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在履行我对他们承诺的义务中省些东西。我赞成有人因孩子是癩子或驼背而不大爱孩子；人不爱孩子不仅在于他调皮，也在于他不幸和先天情况不佳(是上帝降低了孩子的天然价值〉，但这种冷淡必须适度而且作到严格意义上的公平。对我来说，亲情不仅不能减轻对方的缺陷，而且会加剧缺陷。
总之，根据我对善举意识和感激意识的理解——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意识，用处也很大——我看不出直到此刻有什么人比我更自由，更少欠债，我的债欠在一般的惯常义务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清偿债务更彻底。
我从不接受责人的礼物。
——维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