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我读到菲利普•科米内的文章，那当然是一位优秀的作者，我当时注意到了这句我认为不俗的话：“千万别为主人效力太多，多到妨碍你获得公正的奖赏。”我应当称赞这句话的创意而不称赞他本人，因为前不久我在塔西陀的作品里见到了下面这段拉丁文：“好事只有在得到回报的范围之内做起来才令人愉快；倘若大大超过了这个限度，仇恨便会代替想激。”塞涅卡说得更加铿然有力：“以有债不还为耻的人愿寒不欠任何人的债。”西塞罗则从更宽松的角度看待此问题：“谁自认为沒有还请你的债就不会作你的朋友。”
一本书的主题按自身的情况可以让人发现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记忆力强的人，然而要判断此人身上哪些部分更具自己的特点，更可贵，要判断他心灵的力量和美好之所在，就必须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什么东西不是他个人的；而在不属于他的东西里，则应考虑书的选材、布局、华丽辞藻和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贡献。为什么？因为援引素材而弄糟形式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这些人与书打交道缺乏经验，我们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当我们在一位初露头角的诗人身上发现某种卓越的想象力时，当我们发现一位传道者的某些论据强劲有力时，在向学者打听那些东西是他们本人的还是外来的之前，我们不敢恭维他们：直到目前我都十分警惕这点。
我刚一口气通读了塔西陀的历史书（我从未这样读过书，还在二十年前我已没有连续阅读一个钟头的习惯了），我是听了一位贵族子弟的意见才读这本书的，法国很器重这位贵人，为他本人的价值，也为这几兄弟身上显示出的恒久不变的才能和菩心。我不知道有哪位作者能像他那样在政府文件汇编里搀进如此之多的对民风民俗的思考和他个人的爱好，他必须专门注视与他同时代的帝王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极度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残酷对待臣民的一些突出行为，因此，他有比一般战役和骚乱更重大更吸引人的题材供自己谈论和描绘，这一来他便一笔掠过一呰人英勇赴死的事迹，仿佛他害怕此类事迹过多过长会使我们感到不快，这就必然使我经常感到他的作品枯燥无味，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
而这种撰史形式却最有益。公众的活动取决于偶然性的引导，个人的行为则取决于自己的命运。这本书与其说是演绎历史，无宁说是一种评价；其中箴言多于叙述。那不是供阅读的书，而是供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面处处有警句，所以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那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可以为操纵世界的行列中人提供储备和增光添彩的资料。它为谁辩护总有可靠而又强劲有力的理由，而且辩论措辞尖锐，洞察入微，并遵循那个世纪十分讲究的文风；操纵世界的人们喜好自我膨胀，因此，只要他们处理事务时措辞无法尖锐也无力洞察入微，他们便借助这本书上的一些话。此书与塞涅卡的作品有相似之处，它显得更厚实•塞涅卡的书则更激烈。这本书更适合为动乱频仍的病态国家所用，比如当代的我国：你可以常说，那是在写我们，那是在刺痛我们。怀疑此书忠实性的人正好暴露出他们对此书不怀好意。书中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在罗马发生的各种事件里它都倾向于正确的一方。不过我也有些抱怨他对庞培的评价，他的评价比同庞培一起生活并共过事的好人们对庞培的评价更为严厉，他认为庞培与马略和塞洛毫无共通之处，除菲说他更为隐蔽。人们并不否认他有野心，企图治理国家事务，也不否认他有报复心，他的朋友们甚至害怕他的胜利会促使他逾越理性的界限•但绝不会认为他会发展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在他一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感到他有明显的足以威胁人的残忍和专横没有必要以怀疑抵消明显的事实：要那样做，我是不会相信的。他的描述朴实而平直，他那样写史也许有他的根据，即这种描述并不一定全都准确符合他所作评价的结论，他作评价的依据是他个人立场的倾向，而此种倾向往往超越他向我们展示的素材，他从不愿以任何方式使素材适应他自己的倾向。他服从法律的指挥棒而赞成当时的宗教并无视真正的宗教，他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抱歉，这，是他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
我最重视他的评价，同时又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弄得十分淸楚比如提比略在耄耋之年体弱多病时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给你们写些什么，先生们，怎样写，或者此刻不该写给你们的又是什么？诸神和仙女们要我死得比我每天意识到——如果我能意识到的话——的死亡更糟。”我看不出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些话如此肯定地放在折磨提比略良心的令人心碎的悔恨上；起码在我有可能看出时，我也不去看。
在有必要说明他在罗马执政时期作过一些体面的事情之后，他接着解释说，他说这些话并非出于卖弃，我认为这似乎也不大可靠。这一笔似乎使这样的人物显得太怯懦了，因为不敢坦率谈论自己，这暴露了某种心病。凡判断事物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正确可靠的人都善于全面利用自我和外界的一切实例，他会像说明别的事情一样说明自己。必须冲破礼仪的一般规矩去维护真理和自由。我不仅敢于谈自己，而且敢于只谈自己；我在写别的事情时却经常迷失方向并脱离主题。我对自己并非不分良莠什么都爱，我不会自我喜爱自我依恋到裉本不能退后几步像邻人看我，像我看一颗树那样辨别自己审视自己的程度。看不清自己究竟价值几何，或谈自己的价值比别人看见自己的价值高，这两种失误不分轩轾。我们应给上帝而不是给我们自己更多的爱，而我们对爱知之甚少，所以谈得十分尽兴。
这部作品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那是一位大人物，正直而又勇敢，不是那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英勇，而是一种旷达高责的勇气。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提出证词不免冒昧，比如，他说一个背负沉重木材的士兵双手冻僵了，粘在木材上的那双手已经坏死并从手臂上脱落下来。凡遇这类事情我习惯屈眼于伟大证人的权威。
书上还说，韦伯芗托萨拉四斯神的福，在亚历山大城把唾沫涂在一个盲女人眼睛上从而治愈了那个女人，还有别的不知什么样的奇迹，作者写史所遵循的是优秀史学家们的范例和历史家的职责：史学家记载所有的重大事件；在公众中发生的大事里还可以见到民间的传闻和舆论。史学家的职责是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复述普遍的信仰而不是调整那些信仰。调整信仰的工作属于良心的指导者神学家和哲人。不过，他的同伴，那位同他一样伟大的人说得十分明智：实际上，我报道的事实比我相信的事实多，因为我既不能肯定我有怀疑的地方，也不能取消流传下来的东西。“还有，这位说得也很聪明：“不必费力去肯定或反驳那些事实……应当信赖名声。”塔西陀是在人们对奇迹的信仰已经开始减弱的世纪写史的，他说，他可不愿意把一些来自他十分敬仰的古代善良人士的东西写进《年鉴》从而使那些东西站稳脚跟。说得太好了。但愿他们为我们描述的历史根据自己得到的史料比根据自己的敬仰之情多。我是我自己写作素材的主宰，从不按别人的意思写作，但也绝不自负；我常常试着写一些幽默的俏皮话+但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些话，我还曾尝试运用某些珠玑妙语，但我自己也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听任它们去碰运气。我见有些人却以此类玩意为荣。这种事不该由我一个人去评判，我自己描绘自己既有站姿也有睡姿，绘前胸也绘后背，写左边也写右边，而旦写我全部习惯的真实面貌。人的头脑叩使能力相同，也并不一定在运用和审美观上都相同。
以上是我的记忆为我再现的大致情况，相当靠不住。一切大致的意见都不可靠，不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