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古称“茶啊冲”，汉译为“天之城”，被誉为北国春城。吉林省省会，东北亚区域国际化大都会，中国最大汽车工业城市、国际电影名城，光学、生物制药、轨道客车等行业的发源地，有东方底特律、东方洛杉矶、东方好莱坞之称，有着深厚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历史古迹，绿化居亚洲大城市之冠，中国四大园林城市。
伪皇宫博物院成立于1962年，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宫殿，1932年到1945年间溥仪曾在这里居住。我们随着游人进入伪满皇宫，一进门是溥仪当日放马游猎场，绿草茵茵，树木葱荣。伪皇宫主体建筑是一组黄色琉璃瓦覆顶的二层小楼，有勤民楼、辑熙楼和同德楼，是中西式相结合的格局。走进伪皇宫有一种阴气森森之感，无论是勤民楼、辑熙楼、同德楼，还是楼内以伪满时期的近两万件文物、文献、图片资料、“皇帝”“皇后”“皇妃”起居处、伪皇帝办公处，以及陈列品无不有着阴森森地折射出被扭曲的宫廷生活。“伪满皇宫原状陈列”、“从皇帝到公民”、“勿忘九·一八”等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揭露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以及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卖国求荣、效忠日本、甘当儿皇帝、奴役残害东北人民的罪行。
通过参观，我觉得伪皇宫像一座堂皇的囚笼，囚禁了一心复辟满清，甘当儿皇帝的罪恶灵魂。一个人只有站立起来才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跪倒别人脚下的即是再官冕堂也是没灵魂的赖皮狗，爱新觉罗·溥仪就是这样断了瘠梁骨赖皮狗。
溥仪在反思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总是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宰割中国领土，分而治之，以便进一步整个鲸吞中国。它因为我过去当过清朝皇帝，因而总想利用我来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另一方面，我正醉心于复辟，而自己没有力量，也想利用日本外援来帮助自己重登宝座，再骑在人民头上当皇帝。这样就形成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利用。所以到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东北后，便利用我当了伪满洲国执政，从此祖国的东北，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又让我当了伪满皇帝，这是企图欺骗世界人民，为它的殖民地统治作烟幕，好像“满洲国”是个有君主的独立国，实际上操纵我当它的傀儡，发号施令，更便于它对东北的统治。”
“就在这种情况下，伪‘满洲国’在1932年3月成立，我当了伪‘执政’，1934年3月1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了伪‘皇帝’。14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卖国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为了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于稍违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也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个从鹿儿岛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从1934年开始10年来一直以‘皇室御用挂’(即皇帝’的私人秘书)的身份，几乎寸步不离地‘监护’着我。他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它的话！’”
他还说：“强调日伪的‘亲善’和‘日伪一体不可分’的‘辅车辱齿’关系；宣传日寇的侵略行为是百分之百地‘正义’的，引经据典地强调日本军的强大无敌，并援引在侵略战争中的暂时优势，来作扩大宣传的唯一材料；宣传日本法西斯强盗所狂妄叫嚣的‘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以及‘共存共荣’之类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凑的注解，与矛盾百出的‘结合’；对于这个身为汉奸头子的我，加以别有用心的‘榆杨称赞’，我对于‘日满亲善’、对于所谓‘神道’的努力带头以及事事率先垂范等等；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出所谓张鼓峰和诺门汗事件的当时和事后，曾极力吹嘘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威力’，同时也大力诋毁苏联军队为“脆弱无能”。等到日寇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反击下，被揍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惜‘打肿脸来充胖子’，对我反复解释日本军的力量‘强大’”。
在即将出口地方一张熊皮引起我的注意，熊皮下说明中道，这张熊皮是溥仪在当儿皇帝时最心爱之物，他常坐在熊皮椅上逞皇帝的威风。这使我陷入深思：不是的么，想当初，他的祖上努尔哈赤何等英雄，何等以英勇的气概统一建州，迁都沈阳后又欲霸天下？想不到到了他的儿孙溥仪时，竟变成了一张无骨的熊皮，还恬不知耻地逞着他的“熊威”！
溥仪三次登基成龙，三次退位变熊。第一次，三岁登基，六岁下台。第二次，张勲复辟，他当了二十多天的皇帝，就从龙座上滚了下来。第三次，他卖国求荣，在长春当了儿皇帝，而且还当得有声有色，奴才性十足，祖宗的威风被他一扫而尽，真可谓努尔哈赤的大叛不道的子孙，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