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2004）是我值得怀念的一年，因为那年是我读书、购书、著书收获大的一年。首先，这年4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名人和书》，著名学者何满子挥毫为书名题签，著名史学家汤志钧为书撰文作序，为我的新著增色不浅。书初版印刷4100册，上柜不到3个月就销售一空，名列席殊连锁书店销售榜第3名，令我和书的责任编辑陈翔燕女士都颇感欣喜和满意。其二，同年的5月，我在逛福州路上的上海图书公司门店时意外发现了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影印本，全套书8册精装本，定价600元。价格不低，但这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名著，也是我研究版本文化的必备书，所以，我就毫不迟疑地购下带回家了。
当读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和回顾、盘点我甲申年所得书时，我认为它应该是2004年中我所获最有价值和珍爱的一种。珍爱此书，首先我看重的是此书辑注者张静庐（1898—1969），是我国现代出版界的泰斗级人物。张氏原名张继良，民国五年起用笔名“静庐”，从此以“张静庐”闻世。他幼年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家住上海棋盘街，当学徒时每天放工回家，他要去书店玻璃柜前看看书的封面以解爱书和读书之渴，久而久之，同事们知道了，就给他起了“棋盘街上的巡阅使”的外号。“五四”运动以后，张静庐如愿到泰东图书局当襄理，并担任《新的小说》月刊编辑，和书局经理赵南公一道竭力刊发新文化作品。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均任经理。1934年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1949年在上海任联营书店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等职。他是个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资深出版家，也是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最合适的权威人选。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全书共计七编和八册，其中近代部分为二编二册：《近代初编》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1953年出版，《近代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出版；现代部分为四编五册：《 现代甲编》、《现代乙编》《现代丙编》《现代丁编上》《 现代丁编下》，由中华书局1954年至1959年出版；《补编》一册，由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全书共计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所收内容包括图书、报刊、教科书、印订技术、出版法令等方面的重要资料，还有三四百幅图片和书影。书中保存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的辑录于当时的图书期刊，有的是未经公开发表的，还有的资料是特约编写和专门调查的，极为难得和可贵的。我购入的这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其封面书名由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题签，卷前有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张静庐全身照。他身穿当年最流行的中山套装，左上衣口袋插着一枝钢笔，脸露笑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文静睿智的知识分子的儒雅形象。卷前还附有上海书店出版社撰写的《重印说明》，该文以简洁和精辟的话语，叙述了张静庐早年编辑该书的意义，并引用王益等学者的话说：“在张先生编辑出版这些史料的当年，我们对他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张先生是有远见卓识的，他是建国后我国出版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带了个好头，我们现在还应该感谢他。”他是有远见卓识的，书中辑录的一些史料如《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1862年）《上海设立同文馆议》（1863年）等都是稀罕和难得一见的文献资料。
不同凡响的书中还辑录了多位著名出版家、学者、作家和书话家有关谈书、论书和出版业发展的文章，如梁启超在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提出了小说对社会发展积极作用的观点。陆费逵在1932年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出版业与印刷业》中，不仅叙述了他18岁开小书店起所见所闻的中国出版业的状况，还认为进入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印刷出版业，前途还有一千倍以上的发展，我们要努力。‘一二八’之日军暴行，予我国印刷业出版业一个大打击。它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揭示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出版业摧残和破坏，也展现出一位中国出版家的爱国情怀！茅盾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中说：“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只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条凳。谁化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那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门槛’，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没一定。”寥寥几句大作家茅盾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连环画出租小书摊的一道风景线。其次，王云五1937年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阿英1938年发表的《鸦片战争文学书录》、郑振铎1940年发表的《中国版画史序例》、唐弢1947年发表的《鲁迅先生的梓印工作》等文中，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展现了我国三、四十年代出版业的状况，这些文献资料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