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古龙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的作品也在大陆迅速地流行起来，涌现出一大批老老少少读新武侠小说的“金庸迷”、“梁羽生迷”的“粉丝”。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铁杆“粉丝”，当年痴迷得像入了魔，见一本买一本，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冰川天女传》《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传》等；古龙的《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多情剑客无情剑》《陆小凤传奇》系列等小说都先后购藏于我的“书友斋”中。记得梁羽生《萍踪侠影》是我购入的第一本新武侠小说。
1981年9月6日至20日，上海新华书店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技术革新馆（现在的上海商城旧址）举办了“文革”后沪上首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品种最多的书展活动。记得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星期日，当我一大早赶到坐落于南京西路上的书展处时，门前的人群已熙熙攘攘，翘首以待！当大门刚刚开启，人群犹如潮流般地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冲进展览馆，人人争想在第一时间选购到自己心仪的书。进入展馆，我首先来到了底层的文学历史读物综合馆区，这里也是人头攒动，当时凭着自己的激情、年青力壮的体魄，一鼓作气地挤了进去。令我颇感惊喜的是这里不仅有我喜爱的读物，还让我意外地收获了梁羽生的新武侠派名著《萍踪侠影》，该书为花城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定价2．70元，我立即拿下。
梁羽生（1924—2009），本名陈文统，出身于广西蒙山一个书香家庭。他从小爱读武侠小说，其入迷程度往往废寝忘食。走入社会后，仍然爱读武侠小说，与人评说武侠小说的优劣，更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文史知识，加上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和大量阅读，为他以后创作新派武侠小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众多的武侠小说家中，梁羽生最欣赏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家宫白羽（宫竹心）的文字和作品，据说“梁羽生”的名字就是由“梁慧如”和“白羽”变化而来的。1949年他定居香港后，经人介绍，进入《大公报》任副刊助理编辑，迅即提正，并成为社评委员会成员。1950年底，被调至《新晚报》工作。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后来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了门派的利益，在擂台上拳脚相争。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梁羽生的朋友《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该小说成了新武侠小说之始。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初露头角，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已有了雏型。此后笔耕不辍，至1983年《武当一剑》止，共连载武侠小说35部。
说起梁羽生新武侠小说，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无疑当数《萍踪侠影》。该书先于1959年1月1日至1960年2月16日在香港《大公报·小说林》上连载，后修订成书。全书31回，卷前有《楔子》一篇和插图6幅。小说描述了元末明初张士诚和朱元璋原是结拜兄弟，一起抵抗元朝，张士诚先称帝建国，后朱元璋杀张士诚，建立明朝，张士诚的后人张宗周逃往北方，入瓦刺做了右丞相，欲借瓦刺的力量夺回江山。瓦刺太师也先野心极大，想灭明朝而独霸中原。张丹枫文韬武略，风流倜傥，虽然是张宗周的儿子，张士诚的后人，但却是个热血男儿，为不使汉人的江山被外族蹂躏，他秘密地从瓦刺潜来中原，助明朝抵抗瓦刺的入侵，也先派人追杀他。明皇帝亦因其是张士诚的后人而要杀害他，武林豪杰在未明张丹枫的来意之前亦要杀他，张丹枫遭遇几许惊心动魄的危机！张丹枫在中原邂逅一名少女云蕾，她武功高强机灵聪明而心地善良，张丹枫与云蕾相互倾慕，深深坠入情网的时候，却发现彼此是世仇。云蕾祖父和父亲遭张丹枫父亲迫害，其后惨死。云蕾背负祖辈的深仇，于是张丹枫和云蕾之间展开一段爱恨情仇，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故事。
梁羽生的功绩，在于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代新风。“新派”不仅是他自命的，也是得到社会承认的，旧武侠小说虽也热火朝天，但自始至终被新文学所瞧不起，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当时自命为大雅的报纸和自命为大报的报纸，都不屑于刊登，武侠的读者，还缺少知识分子，而主要是下层的“识字分子”。当时武侠小说的地位，犹如流浪江湖的卖艺人，看的人虽多，却始终算不得名门正派。梁羽生、金庸一出，局面顿时改观，各大报也都以重金作稿酬，争相刊登，读者也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港、台、新、马，一时风起云涌，开创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世纪。随后，关于武侠小说的专门研究也渐成热潮，与纯文学相媲美。梁羽生在评武侠方面也是大家。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刊登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其实就是梁羽生所写，他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的影响则较重。”这个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