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前，想读中外经典小说是一种奢望，想买一本心仪的经典小说那简直是一种痴心妄想。因此坊间有人说，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末和1977年，是迎来我国读书人和购书人的春天。但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真正可以购买到中外经典小说应当是始于1978年。查我的1976和1977年的购书单，涉及中外小说和诗集的仅有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10月第1版）和马雅可夫斯基所作的《列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等两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自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解放思想，重印和发行中外经典小说，才真正成为现实和时尚，我国才真正呈现出千万市名排队争购中外经典小说的一道壮丽风景线。对爱读书和买书的我更是迎来了期盼已久购书年，过了一把购书瘾。犹如一夜春风，沪上新华书店顿时有了中外经典小说出售。我像久渴逢甘泉，贪婪地购入了数量可贵的中外名著。但当年是僧多粥少，名著供不应求，导致读者排长队，甚至通宵达旦的排队购书。当年我已成婚，新房就筑巢于重庆南路2号近淮海中路上的一个亭字间内。那年住地附近的淮海中路靠思南路上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新华书店，这里成了我经常光顾的书店。自获知中外经典小说要出版发行的消息后，我几乎有空就往书店跑，听消息、探信息，期盼遇上有经典小说的出售。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我休息出门访友，早上8时出门后顺道路过那家书店，发现该店有些异常，店门虽尚未开启，店前却有多人在排队等开门。一打听获知今天有经典小说出售，我又惊又喜，也顾不上去访友就加入队伍等开门。这次很幸运，一跨进书店门槛，就发现文艺小说柜台上堆有上百册新到的书。书店工作人员一边积极维持秩序，一边嘴中喊道：“大家不要挤！今天仅有《欧也尼·葛朗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本）、《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本）出售，定价分别为0．54、0．73元！”当年我读过的外国小说虽然不多，但对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早有所闻，何况《高老头》等这两种又是他的代表作！我毫不迟疑地掏钱买下了，回家后读得爱不释手。
此后，我不仅爱上了读外国小说，也爱上了购买外国小说。同年。在淮海中路、南京东路、俆家汇衡山路等多家新华书店先后购入了（波）显克微支著《十字军骑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月第1版，全套共计2册,定价2.55元）、（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福尔赛世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全套共计3册，定价3.00元）、（法）巴尔扎克著《幻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北京第1版，定价1.95元）、（意）拉·乔万尼奥著《斯巴达克思》（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全套共计2册，定价1.85元）、（法）雨果著《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吉林第1次印刷本，定价1.15元）、《一千零一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本，全套共计3册，定价2.81元）、（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陕西第1次印刷本，全套共计2册，定价2.90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4月新第1版，共计2册，定价2.00元）、（法）雨果著《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湖北第1版，至1984年3月出全，全套共计5册，定价5.04元）、（英）华特·司各特著《艾凡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第1版，定价1.85元）、（匈）卡·米克沙特著《奇婚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定价1.30元）、（法）大仲马著《三个火枪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全套共计2册，定价1.35元）、《外国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全套共计3册，定价4.05元）、（法）大仲马著《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全套共计4册，定价4.00元）等十余种，喜悦无比。
这些小说全是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例如《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等。在前篇《淮海路上购入＜高老头＞》中对《高老头》已作评价，本文着重对《安娜·卡列尼娜》作些介绍。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品，小说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渥伦斯基的冷漠和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列文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读完这部长篇小说，既让我看到了的安娜追求爱情的悲剧人生，也让我看到了当年俄罗斯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更让我读到了托尔斯泰卓越的艺术技巧。书中对于社会生活、人物形象和心理状态、自然景色的描绘，让我难以忘记。我非常珍爱这套书，为此我还请我在新华印刷厂工作的朋友，将这套上下本简装书改装成浅黑色封衣的精装本。这也是我至今惟一的一部自己改装的精装本。接着再聊一下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这是一部通俗历史小说，主要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时期发生的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法老号船的年轻大副唐戴斯受船长临终之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一封信，遭两个卑鄙小人和阴险检察官维尔福的陷害，被关入死牢。剥夺了本该属于他的美好阳光、爱情和前程。十八年后，他带着狱友法里亚教士临死前告诉他的秘密，越狱逃生，找到法里亚藏匿的宝藏后成为巨富，从此他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他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三个想置他于死地的仇人，并向恩人报了恩。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精湛完善的艺术技巧，博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坚信一个人只要信念坚定，知恩报德，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这年我不仅购入了许多外国经典小说，也买进了多种我国古典小说。如汪辟疆校录的《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新1版，定价0.95元）、冯梦龙等著《东周列国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广东第1版，全套共计2册，定价2.78元）、李宝嘉著《官场现行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湖北第3次印刷本，全套共计2册，定价2.65元）、吴敬梓著《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湖北第3次印刷本，定价1.40元）、史果编《女将穆桂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第1次印刷本，定价0.37元）等多种。其中《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皆为我国著名古典长篇小说。
《东周列国志》是我国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西周末年王朝的统治日渐衰落，各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强大，东周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中国先秦时代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自此开始。纵观东周几百年，无外乎一个“乱”字，乱世春秋，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父夺子爱，子通其母、兄妹相通等并不足为奇。春秋时期，多有谋国之能臣如管仲、百里奚、赵盾等，也多有谋国之君如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楚庄王、秦穆公等，但之后，谋国之君和谋国之臣越来越少，后几近灭绝，多出将才而无相才者，也多为游说之人，再之后，只剩家养士人的君子，当然如信陵君这些也堪为国才，但所养之士少有用者。再之后，仅剩将领之才了。将领之后呢，就只剩贪赃枉法、卖国卖家的郭开之流，惟秦王赢政为治国之君，任人唯贤，故能并吞六国而统一天下也！
《官场现行记》的作者李宝嘉，即李伯元，晚清小说家。他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的10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不满意清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官场现形记》初刊于《世界繁华报》上连载，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光绪三十一年，共60回。在此过程中，世界繁华报馆分5编（每编12回）陆续刊印单行本。较早的翻印本有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日本知新社出版的刊本。小说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其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到州府长吏、直至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极尽卑污苟贱之能事。军机大臣华中堂在京城开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最高统治者也公开提倡“捞钱”。一个旗员出身的兵部大堂兼内务府大臣，被派了赴浙江查办重大案件的钦差，就是因为在京里苦了多年，“上头有意照应他”“好叫他捞回两个”。这个钦差到浙江后，“只拉弓，不放箭”，很快逼上来二万两银子的贿赂。所以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胡统领奉命到严州剿“匪”，心里恐惧，一路上吃喝玩乐，有意拖延，待得到“匪”已远去的情报，却兼程进军，纵容兵丁洗灭村庄，奸淫妇女,并乱拉良民，指作强盗，以报功邀赏。作品还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多少触及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书中所写不少有现实影子。李锡奇曾披露说：“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官场现形记》的问世，促进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不堪的认识。由这部小说起，逐渐形成了晚清谴责小说的高潮，而描写商界、学界、女界等“现形”之书也接踵而起。李伯元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人物的丑恶面貌，颇为生动传神。
在我眼里上述的《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这三种长篇小说中，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佳的当数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其书名“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儒林外史》成书于约乾隆十四年（1749），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全书56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例如，吴敬梓在书中首先根据元末的历史人物画家王冕塑造了他理想人物形象，作为对抗科举制度的士人典范，认为只有这种自食其力、不图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也是吴敬梓追求的目标，他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对科举制度和末世群儒和官吏的批判，代表了十八世纪40年代出身社会底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最进步的思想。他也是那个时代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人物中的优秀的代表者，代表了那个时代深刻认识社会各阶层的最高认识水平。同时，小说白话的运用也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这部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以上无论是外国小说，还是我国古代小说，本本都是不同凡响，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闪耀出璀璨的光芒，所以1978年让我购书收获满满，也成了我读书和购书的黄金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