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我的舅舅郑荣昌获知我即将举办婚礼，苦于他在遥远的昆明纲铁公司上班工作，无法赶到上海贺喜和喝喜酒，却为我汇来了30元的礼金。当年那可是一笔很厚的礼金，其沉甸甸的分量近似我一月的薪金，也是那时同事朋友所送礼金的三倍还多，让我颇感意外。我知道舅舅家子女多，经济也不宽裕，这笔礼金对他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是又感激、又珍爱。那年也是我人生最缺钱的岁月，舅舅的这份红包犹如雪中送炭使我购入了那套心仪已久的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
1975年冬，我曾路过淮海西路靠近武康路的武康大楼底层处的一家坐北朝南单开间门面的新华书店。这是一家门面简洁的书店，却竟然读到了让我心动的有关《资治通鉴》预订通知：“本店现在开展预订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全套20册，定价30元，估计1978年10月出版。需要读者可到柜台办理全额付款预订手续。”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也是我早就想购买的史书。说起司马光，那可是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他1019年出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六岁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中的要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反对王安石新法，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导致新法大部废除，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他在政治上缺少政绩，其所著《通鉴》却影响深远。宋末元初胡三省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对其人其书评价也不溢美，而是恰如其分的。所以说《通鉴》至今是一部史学家、政治家和文人不可不读的史学名著也就不奇怪了。
可那时我钱囊羞涩，又面临即将举办婚礼，根本无力拿出那笔钱款来购书。我当时也只好默默地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然而对一个爱书人而言，一旦看中一套喜欢的书，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舅舅所寄赠的这笔钱款，犹如及时雨，让我绝处逢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婚后不久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再次走进了该书店，付款办理的了预订《通鉴》的手续。此后我分多次才拿回全套书。每次书店到货三五册后不等，书到店里后他们就会来函或电通知我取书。记得第一次去书店取书是1976年十一月初，从书店内拿回了前三册，此后又分四次，至十二月中旬才将全套书取回了家。我所购的这套《通鉴》为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新式标点本、1976年10月上海第4次印刷本。全套书294卷，20册，约300多万字。此书除由司马光主编外，也不可忘记还有协作编修者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他们也都是史学才子和学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通，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全书历时19年完成。主要叙述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这次我虽付出了不同寻常的代价和多次的往返，但这确实是一套值得收藏的史学经典。其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才通读了全书，让我长知识，明历史，增学识。我发现其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是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其除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闪耀着史学思想的进步光芒。
任何一部史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通鉴》也是如此。它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现代史学家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但我则认为这仅仅是白玉微瑕，并不影响《通鉴》的史学地位和学术魅力。更不影响人们对它阅读和收藏兴趣，其也将会影响和伴随我的人生。
我的舅舅为人慈祥、勤劳和有技能的人。他早年在故乡浙江丈亭务农，1956年在我父亲的推荐和介绍下，进入沪上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务工。1959年为了支援祖国内地建设，他响应党的号召到云南进入昆明钢铁公司任职，退休后又回到故乡养老，享天伦之乐。其间，我回故乡余姚陆埠翁岙村祭祖扫墓，也会绕道去探望他，也受到他和舅妈及表兄弟们热情款待。见面后，他往往不辞辛劳，亲切地问长问短，关心备至，深感暖心，使我始终沉浸于乐融融的幸福氛围之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舅舅不幸于2012年2月21日，以享年90岁耄耋之年的高寿驾鹤西去，但他慈祥音容，永铭我的脑海。其为我创造条件购入的《通鉴》，也将永伴我的人生，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