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从1972年春的那天起，我做早班下班后常会去坐落于肇嘉浜路地处徐家汇上的徐汇区图书馆阅览室借书读。当年这里的藏书不少，借阅也很方便，凭工作证即可当场借阅，而且环境幽雅，阅读者却寥寥无几，确是爱书人阅读的好去处。因为那时处“文革”时期，这里虽然借不到中外名著，却也能借到“文革”前版的史学读物。在这里我有幸读到了复旦大学杨宽教授撰写的《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第1版)等。《战国史》是我国50年代研究先秦史的名著，不仅观点新颖，而且旁征博引，史料丰富，尤其多处引用了清代史学顾炎武的经典学术笔记《日知录》的史料，从此《日知录》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中，想一读为快。
1973年秋的一个休息天的上午，风和日丽，我乘车来到了坐落于福州路424号的上海古籍书店（上海古籍书店约于2006年迁移至马路对面福州路401号上海图书公司营业，如今424号成了艺术书坊的门店），这里是当年沪上出售古籍线装书的唯一国有书店。此前我也曾来过多次，发现光顾的顾客往往寥寥无几，这天店里也格外冷清，不见顾客人影，仅有一个50岁出头、削瘦的老店员站在柜台前，脸无表情忙碌地整理书柜上的线装本。我也不想惊动和打扰他，就静默的睁着眼沿着书柜和书架寻觅感兴趣的古书。眼前突然一亮，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套袖珍本《日知录集释》，标价5元。马上请老店员将书递给我翻阅，发现该书为光绪三年（1877）刻本。全集32卷，16册。从1册至15册为正文、集释。第16册为《刊误》2卷和《续刊误》2卷。扉页镌刻曰：“光绪三年春重校无讹高要冯誉骥署检。”这是一部不可多见的清刻本。我立即就掏钱买下了。回家后，我查阅工具书才知，冯誉骥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督山东、湖北学政。著有《绿伽楠馆诗存》。原来为《日知录集释》辛勤“署检”的冯誉骥不仅是官员还是学人。当然我喜爱此书，关键是该书是顾炎武的代表作。顾炎武（1613—1682）今江苏昆山人。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屡试不中，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自27岁起，他断然弃绝科举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清兵入关后，他投笔从戎，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失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他学问渊博，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顾炎武晚年治经重考证，提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形成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辟了学术创新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治国思想理念，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他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日知录》是顾炎武集30年功夫才写成的一部力著，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史法、天文、舆地等，称得上是清代“人文科学”的百科全书。康熙九年（1670）《日知录》才有刻本问世，初为8卷本，世称符山堂初刻本。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去世，其弟子潘耒从其家获得《日知录》全部手稿，经再三校勘，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于闽中，是为遂初堂刻本。此本已达32卷，文字多于8卷本约5倍。但潘耒当时怕引来文字之祸，不得不对原稿中大量“违碍”之处进行删改，“所刊落者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见黄侃《日知录校记序》）。潘耒是顾炎武入室弟子，自己删比让官府删要好得多，所以潘耒的功劳仍然不可没。所幸当时还有手抄本暗自流传于世，为后人恢复原书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机会。至乾隆六十年（1795）又有遂初堂重刊本，末附《日知录之余》2卷本问世。另外还有乾隆时的巾箱本、皇清经解本，这些在版本上都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直至道光年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成《日知录集释》32卷。复得《日知录》“原写本”，并参以张惟赤等校语，成《日知录刊误》2卷。后又以得陆筠校本，作《续刊误》2卷。他的《集释》和《刊误》给后人提供了《日知录》的最精善之本。光绪三年（1877）刻本，是陕西巡抚冯誉骥在黄汝成“原写本”的基础上重校而成的，由当年古香斋雕刻出版的。
自1973年秋淘得《日知录集释》之后，从此我与清代版本的线装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购入《钱牧斋文钞》《历代名臣言行录》《国朝先正事略》《读史大略》《史论五种》《文选李善注》等数十种之多；1974年当我进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习时，又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社科院所藏清版刻本线装书，如鱼得水，天天躲在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记得翻阅过清前期版的《明史纪事本末》筑益堂本、《杜工部集》静思堂刊本、《温飞卿诗集笺注》秀野草堂刊本、《河东全集录》储欣编选刻本、《震川先生全集》归庄校勘刻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金檀文瑞楼刻本、《王右丞集笺注》赵殿成注本、《楚辞新注》乾隆刊刻本等，并做了大量的读书札记。此外，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又从史学家方诗铭先生及其他学者处借阅或购入过不少清代版的书，如《太平御览》嘉庆鲍氏刻本、《徐节孝先生全集》锡山王氏刻本、《金仁山先生文集》雍正金元功编辑本、《东周列国全志》书成山房朱墨本、《望溪先生文集》不分卷本、《聊斋志异》青柯亭本、《古诗笺》芷兰堂刻本、《李长吉歌诗汇解》王琦辑注本、《诸史然疑》长塘鲍氏刻本、《文心雕龙》黄叔琳注本、《国语校注本三种》振绮堂刊本、《藤阴杂记》吴兴会馆重刊本、《寰宇访碑录》江苏书局刻本、《钦定全唐诗》光绪石印本、《北堂书钞》南海孔氏刊本、《藏书纪事诗》灵鹣阁丛书红印本、《天咫偶闻》甘棠转舍本、《御注孝经》光绪刊刻本等数十种，鉴于财力有限，其中购入的数量虽不多，但我每册书读得都很认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对清代版本有了较全面的认知。尤为可喜的是，我不仅读懂了这些书，还撰写了12册笔记本的读书札记，为我以后研究和编纂有关清代版本专著奠定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