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房——“书友斋”中除收藏有清代版线装本和新旧书籍外，还有旧期刊杂志。20世纪70年代版的《文物》旧杂志就是我珍爱的一种。《文物》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编于1950年1月31日创刊的一种杂志，初名《文物参考资料》，原为内部刊物，1951年改为公开发行的不定期刊物，1953年，改为月刊。从1959年第1期(总101期)起，改名为《文物》，由《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文物参考资料》初办时，作为内部通讯性刊物，主要刊载文物工作的重要政策法令，介绍各地调查和发现文物的动态以及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情况等。公开发行后，着重宣传保护文物的政策方针，较系统地介绍文物考古工作基本知识，并加大了考古发掘简报和文物调查勘察报告的比重。改名《文物》后，以发表文物考古方面的新资料和研究文章为主要内容。涉及领域较前广泛，包括传世的青铜器、玉器、漆器、金银器、陶瓷、法书、绘画、碑志、玺印、版本、服饰、古建筑、园林、石窟寺、钱币、文房四宝和革命文物等。此外，还开辟了文物常识、文物知识讲座、古迹巡礼和博物馆藏品等旨在普及文物知识的专栏。1966年5月被迫停刊，1972年1月复刊后，又采用简报形式，及时报导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为社会各方面提供研究资料。对一些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较高的出土文物或传世文物，则组织研究和探讨，相应发表学术研究文章，如通过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研究古佚书、天文史、古地图、导引术等。此外，为配合文物考古界的学术活动，还编发有关夏文化、楚文化、悬棺葬、原始瓷等的资料和研究文章。
我订阅《文物》是始于“文革”无书可读的年代，即1973年1月出版的第一期（总号200号）至1973年第十二期，共1年，12册。《文物》刊名“文物”二字，为康生所题。《文物》我却仅仅自订了一年，此后转为零购收藏。发生如此转化和改变，不是不爱读该刊，关键原因是鉴于三点：一是我于1974年初进入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习，发现在该所阅览室中可自由自在的阅读到《文物》；二是当年我的月工资仅36元，《文物》全年订阅费要7．20元，有点贵；三是那年上海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已开始对外出售古籍，想从有限又少得可怜的零花钱中节省下来，好去买线装本。当然此后多年与《文物》一直缘分未了，只要一发现《文物》上刊登有我爱读的文章，也常会去邮电局零售处购买收藏。1971年9月**出逃事件爆发后，中国图书出版虽略有松动，如有《李白与杜甫》《红楼梦》《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出版物问世，然而，其当年发行数量不仅少，寥寥无几，有些却还作为“内部读物”发行，像我辈普通人不易购得。《文物》好在是公开发行的月刊，而且为该刊撰稿的往往是著名学者，颇具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例如1973年第1期上就刊登有著名学者郭沫若撰写的《桃都、女娲、加陵》考证文章，史学家周一良的《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学者赵景深的《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等文章；第2期上刊有著名红学家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文字学家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等文章；第12期上刊有太平天国专家王庆成发表的《洪仁玕手书〈干王书谕〉跋》等。这些名家学者所撰文章还颇有新解，如周汝昌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中，对曹雪芹的“笔山”“图章”“画像”等作了考证，谈了自己的新学术观点；赵景深在《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提出了“由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坚定了我对于《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收录元代《白兔记》曲词真实可靠信的信心”等的学术见解。这也是我当年常读和爱藏《文物》的重要原因，日积月累，如今也已藏有数百册之多。
近几年鉴于我书房藏书已拥挤不堪，无法再增添新书了！故我已很少购书，杂志购得更少了，《文物》也不离外，但每次去上海图书馆或区图书馆阅览室，我还是不会忘记去翻阅《文物》，因为我爱历史、爱文物，也很关注中国考古的新发现。《文物》不仅资料丰富、学术性强，而且是全国文物考古界的重点刊物，并且据统计，我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简报80％是在该刊上发表的，所以《文物》作为中国史、文物的爱好者，《文物》是不能不读、不能不关心的，也许这也是我至今还很关注《文物》的缘故吧！《文物》创刊60余年来，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喜爱，还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它是我国所有中文期刊中出口量多年来一直位居前列，并从90年代起跃居首位，远销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文物》也是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文期刊之一，享有较高的声誉，已成为宣传我国文物保护和科研成果的对外窗口。2002年社科院信息中心统计了全国780余种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文物》在所统计的国内发行量、海外发行量、国内引用率、海外引用率四个方面都名列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