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新华书店不售经典小说和散文，充斥柜台和书架、随处可见的却大多为颠倒是非，蛊惑人心的政治读物。当年因为无书可读，我也糊里糊涂买过不少此类读物，以解无聊，其中蛊惑人心、影响恶劣的政治小册子就有“四人帮”“笔杆子”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6次印刷）、《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第2次印刷）、《评陶铸的两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9月第1次印刷）、《论****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第1次印刷），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4月第1次印刷），“‘四人帮’狗头军师”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1次印刷），共6种。其中发表最早的是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论的是吴晗于1961年完成的京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在文章中采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卑劣手法，对吴晗《海瑞罢官》进行诬陷和迫害。他说，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并恶毒的宣称吴晗美化海瑞其目的是为庐山会议上受批判和罢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和翻案，还捕风捉影地说道：“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欲将吴晗置之死地而快之，可见其用心之险恶和卑劣！据知姚文元不懂历史，其也不懂如何去查找相关的明史史料，为此他就找复旦大学教师朱永嘉（“文革”上海写作组负责人）为他提供明代史料。朱永嘉2010年5月7日，在网上发表的《朱永嘉讲述“文革”上海写作组》中也说：“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可知，假如没有朱永嘉帮忙，姚文元是没有那么顺手地完成该文的写作。这篇剧评的发表，为姚文元走上政坛，实现自己政治野心奠定了基础。这篇剧评事实上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他又推出评“三家村”、《评陶铸的两本书》等，所以姚文元无愧为是吹起文革号角的号手和棍子。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篇矛头直指**的“檄文”。３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自封为“红色买办”。３月３１日，戚本禹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５期上发表。戚本禹在文中，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紧接着，在戚本禹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家里，揪斗了**夫妇。**对造反派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决不收兵。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作为“文革”余孽，最终只能落得被人民唾弃的命运。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首先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上。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最阴险、狡猾的理论家，为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他不仅积极鼓吹阶级斗争的理论，还喋喋不休地宣传“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谬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集中突现了张春桥的这种论调，其在文中宣称：“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gcd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gcd，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gcd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里张春桥认为如今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其对人民的欺骗性、危害性比老的资产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张春桥所鼓吹这种诡诈的理论，目的就是要挑动人民将斗争矛头指向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而达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目的。
当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6种小册子印数不少，如我手中的这本《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6次印刷本，其印数已高达43万册，然而其定价也很便宜，每册仅0．08元，所以其发行量如此之大也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