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里木的艰苦岁月里，原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副团长杨廷英，对我是另眼相看的，因为与众大不同的我，做过不少出格的事，又因为我在1964年9月19日的一次军垦战士茶话会上，随口吟出了“九千里风啊九千里雨，九千里风雨洗征尘；九千里云啊九千里月，路尽头闻听了驼铃声”。
更因为，他是黄埔六期的，而我的父亲，是中央军校军官集成16期的，所以，他是我父亲的学兄。
1966年2-3月间，卡拉水库垮口，农二师塔里木的三四个军垦团，紧急调集两千多上海支青开赴水库抢险；时任抢险总指挥的杨廷英，就专调我当了指挥部的勤务员，负责写广播稿并帮他的原饲马副官李本义护养两匹马--黑雷和白飙。老李指教我，目前，全兵团只有丁盛、杨廷英两位开国少将，所以，你小许见到杨将军，就必须立正、敬礼！从此，无论何时何处，我一见杨将军，就肯定会立正敬礼。朝夕相处十余天后，抢险胜利结束，大家各回各团、各连，我就准备烧掉那些我写的广播稿和阶段总结；杨总指挥却挑选了三十七篇，说他回团后，要再次认真看看。
之后，杨副团长找我谈话数十次，肯定、支持我创办塔里木上海支边青年军垦分场的建议；否定我不切实际、成本过高的水利方案；让文教干事张艺芬辅导我学政治、经济；两次推荐我去技校；多次鼓励我好好学习、月月长进，力争考入技校、军校、大学！
1967年4月，团部一个大学毕业生、宣教组副组长黎某，揭发杨廷英送给我一把手枪和60发子弹，支持我搞现行反革命活动。我被审讯四次，均抵死否认，最后留下一句名言--如果我真的有枪有子弹，黎某等等还能活命乱放屁么！五连副连长王品三悄悄把我的这句话传給已被打倒、关押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杨将军，杨将军听后，哈哈大笑；还说我智勇刚正，类若大气浩然的太平天国陈玉成。
文革中期，杨将军和生产股长侯振华、宣教股长李丛然，被下放到军管二队劳动，得到过我的好友徐九浩的不少帮助。
后来，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了，杨副团长就当了农二师的正师级顾问；有一次，杨顾问找到新疆军区的有关领导，谈了七次，写下五份担保书，护救了他的许多老部下。
1975年，我多次从库鲁克采矿连下山到三十二团加工厂西南杨将军的住处，恭听年过70的杨将军海阔天空的侃大山。那年，我已经知道了我父亲的历史概况，就对他说了，他拍拍我的肩，铿锵有力地说：“小许，你爸的历史反革命案，铁定要平反的！”他还非常关心我老、大、难的恋爱婚姻问题，我就把洛芳芳、姬红卫先后和我相好但绝不越限的事，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了。他说：“小许啊，你和红卫，天童玉女，心心相随；可是，时势不顺，她父亲又坚决反对，唉……”于是，九年后，我写了《星流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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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天山雪皑皑，近观塔河紫草湾；
天童玉女心相随，羞柔情真月半圆。
暴徒造反毁人道，以致有心却无缘；
大漠豆蔻早不在，痴留暖梦那一帘。
此诗，我希望洛芳芳、姬红卫、刘梦妮都能看到。
1973-77年，原三十二团甑永昌政委五次和杨将军谈到我；甑政委后任塔什店造纸厂政委、某市市委书记、兵团政法委书记，他几次要提升我，我却一滩稀泥浆，好歹提不起。
哦，那位侯股长，1975年前后，好像当过33团副团长；而在宣教文卫方面挖掘、推荐了很多上海支青老师、医护人员、会计、统计等等干部、代干部的李股长，则和爱人一起，挥泪离开了三十二团。多年以后，早就是团级以上非党员干部的李丛然先生，当了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很有声望的中学校长。
1978年，我奋发图强，以十四年前的初中学历和348分或384分，哗啦啦地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杨将军得知后，托人带信祝贺，并附带两千元，命我在认真学习的同时，好好补营养。
1980年底，我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双定工作，有一天，警卫排长电话通知我，有一位姓杨的老人要见我；我一想，肯定是杨廷英将军，就急忙奔下楼，把杨老扶到三楼的市政府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捧上一杯茶，聊一聊；五分钟后，杨老把他的电话号码和在天山区政府附近的地址交给我，又“命令”：小许，每个礼拜，给我三个电话，看我一次。我扶杨老下楼、上黑色轿车、敬礼送别后，回到办公室；谢海萍副主任和老秘书黄克毅问我，那位老同志是何处官员，我说，他是我在塔里木三十二团的老领导。这时，市政府加勤治秘书长来了，他已看过门卫的会客登记单，就说小许的老朋友，啊，是自治区政协常委、民革首席顾问、原国军整编骑兵第四、第九旅少将旅长兼莎车、和田警备区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杨廷英中将！
从此，我经常去看望杨老将军，他侃侃而谈，谈九二五新疆和平起义，谈周总理、贺龙元帅、杨勇、张仲翰、郭鹏、贺振新、陶峙岳、赵锡光、丁盛、谢高忠、阳焕生、陈实；热情明确地评论走在全国最前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国共两军官兵平等、友好、真诚的合作；谈八年抗战、国共内战、祖国统一和新疆、兵团、农二师的经济发展等等等。但他，从未主动谈到过**、王恩茂。
1983年11月、12月，杨老将军给了我一些他关于九二五起义的回忆材料，又口述了不少他多方奔波、亲身经历的事；他说国共两党两军的不少昏庸无能的官，到处泼黄埔一期名将叶成的脏水，他为此很是气愤，所以要为原国军新二军中将军长、驻迪化整编七十八师中将师长叶成，说说公道话。他要我根据他的材料和口述，写一篇实事求是讲叶成的文章。但有关章乃器传密件之事，不宜详细写。
于是，我查资料、勤访问，认真整理、撰写，花了不少精力，写成了这篇文章。
1984年8月27日上午，杨老将军打电话约我相见，我立即向单位请假，骑自行车赶到他位于胜利剧场旁边的新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并呈上我撰写的《新疆和平起义的一锤定音者--叶成》第三稿；他看完文稿，笑一会，同时把他在元月写完的《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回忆》交给我保管。
随后，杨老将军要我和他碰杯，喝了浅浅的三杯茅台酒，再取出一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4年178号文件让我认真看了，就开门见山地说:“小许，我一直想用你，而你在新疆20年了，混到现在，当了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的干事，却连个gcd的科长都不是；我看，你就调任我们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吧，哈哈。另外，我还封你个国军中校，给副团级待遇。”
我愣一愣，问：“杨老，您有委任状吗？”
他又哈哈一笑，说：“我带骑兵到新疆前，陈诚上将、胡宗南上将，是批准我可以口头任命中校以下军官的。况且，我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师的第一副师长，封你个中校少校，合情合理。啊？不信，你去问陈司令长官，去问我的老家青田黄埔同学会，看他们承认不承认！”
1985年8月21日，我调回上海前，专门去向杨老将军告别；他略有伤感地叹了几声，随后送给我十七枚新疆省造光绪一两、七钱二、一钱四四、阿古伯头像一两和民国六年迪化大小一两、民国三十八年壹圆以及西藏、陕西、甘肃的银币、银元，说是留个纪念。我留给杨老将军的，是我和妻儿的几张照片，还有我和我父亲的一张在九江烟水亭拍的照片。
杨老将军还告诉我，1949年8月，赵锡光中将、陶晋初中将曾经提议，把国军起义将军们收藏的玉雕、铜器、金王冠和张治中、陶峙岳、叶成三将军的手迹原件等25国宝敬献于开国大典；但因马呈祥、罗恕人强硬反对而改为敬献于建国十周年。不料，又因赵锡光中将去世而再改为敬献于建国二十周年。文革大乱，他就命老部下把25国宝秘密深藏在巴州铁门关的山谷里，并在1977年6月命义侄昌坚和原骑九旅中校营长曹大陇，起出22国宝，再转移、密藏于兰州、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和青田。杨老将军就此事的最后一句话是：祖国真正和平统一后，新疆这25国宝，就铁定会重见天日。
而今，三十多年忽忽已过；可是，每当想起杨老将军口头“任命”我的少校和那些银币、银元，还有他的手迹原件以及那25国宝，我就会闭了双眼，非常与众不同地微微一笑。
1999年2月19日作于上海图书馆
2019年9月25日改定于上海虹口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