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尾巴主义”及其他》刊出后，我先后读到巩佳星先生的大作《<陈君葆日记全集>中的郭沫若》（《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4期），及庆云教授的大作《一场未能展开的争论》（《郭沫若学刊》2017年第4期），巩先生的大作让我知道了郭沫若与金峰关于“尾巴主义”讨论的过程。特别要感谢庆云教授，他的大作全文引用了双方讨论的文章、信件，计有：⑴郭沫若的《尾巴主义发凡》，⑵郭沫若答金峰的第一封信，即《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⑶郭沫若答金峰的第二封信（1947年12月23日），⑷金峰先后致郭沫若的两封信。在撰写《“尾巴主义”及其他》时，我只读到⑴、⑵两文（据《迎接新中国》一书所辑录），⑶、⑷的三封书信则未曾读到，而⑶即郭沫若答金峰的第二封信，对于了解他的“尾巴主义”思想极为重要。
郭沫若与金峰关于“尾巴主义”的讨论已过去70年了，就在当时，两人也没有继续讨论，而同时代人更没有参与讨论，我今天当然也无意于此。《“尾巴主义”及其它》的写作，仅仅是要为解放后郭老的思想和创作中某些常被诟病的现象提供一种解释，这篇《附记》同样如此，这样，对于金峰的观点，就置之不论，而以郭沫若致金峰的第二封信为主要依据，稍为参照《尾巴主义发凡》，《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再谈谈我对郭沫若的“尾巴主义”思想的认识。[1]
应该重新理清郭沫若的“尾巴主义”思想的意涵。
第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攻击。
我的尾巴主义是有所激而发的，反动派曾骂民盟为中共的尾巴，我在上海便曾
公开声明我是尾巴的尾巴，这是我的尾巴主义的渊源。
这内容在《尾巴主义发凡》中说过，只是没有明指，关于作民盟的尾巴，即“尾巴的尾巴”，据《胡风回忆录》所记，郭老在重庆时的一次聚会中就已有明确的表示。[2] 可见，他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在香港，也不是在去香港之前的上海，而是早在到上海之前的重庆。
第二，遵从中国gcd的政治路线。
在简述中中国gcd当时提出的政治路线之后，郭沫若说：
兄弟我作为“学”或者“爱国分子”，认为在这条兼容的路线上（按：指中国共产 党当时提出的政治路线）非赶上去不可，故而我愿做“尾巴”。
以上两点，表明了在当时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情况下，在中国走向独裁还是走向民主的关键时刻，郭沫若坚定的政治立场与明确的政治态度，这就是自己要做中国gcd的“尾巴”，做gcd政治路线的“尾巴”，进而做民盟的“尾巴”。这“尾巴”，其“追随者”的意涵极其显豁，郭沫若以此突显自己的无党派人士的社会角色，愿做gcd、民主党派的追随者。
这两点只是“尾巴主义”的政治意涵。郭沫若在香港撰文提倡尾巴主义，其意涵已大为扩充。
第三，做人民的尾巴，也即为人民服务。
郭沫若在叙述了自己提倡“尾巴主义”的“渊源”之后（见第一），紧接着说：
扩而充之，便成为我今天的愿作人民的尾巴。
这“人民的尾巴”该怎样理解？郭沫若在《尾巴主义发凡》、《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两文中，都反复说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士大夫阶级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从前的“宁为鸡口，无为牛
后”，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宁为牛后，无为鸡口’，特别是“牛后”，这可是有着极
新鲜的意义，牛是最好的一个人民的象征。我们要做牛尾巴，这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
跟着群众路线走。
没有忠于做牛尾，即是没有忠于为人民服务。
第四，批评知识分子自尊自大的缺点：
我的尾巴主义其实也正是想灭却我们读书人的自尊自大之心。
这一点，在《尾巴主义发凡》、《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两文中也有具体的说明。
比之第一、二点，这第三、四点表明郭沫若的“尾巴主义”思想，其指向对象，已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攻击，扩展到对知识分子“自尊自大”的批评，其实际要求，已从做中国gcd、民主党派的追随者，充实为“为人民服务”。
第五,突出“尾巴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对立。
对金峰以“独立自主”来反诘“尾巴主义”，郭沫若在回复的第一封信里，还侧重于“独立自主”与“尾巴主义”两者的一致方面，说可以“互相发明”，而在回复的第二封信中，则侧重两者的区别、对立：
你的独立自主的主张，我前函已经说过，我能有条件的赞成，并不无条件的反
对。因为这是中国的现实。中国要从封建社会蜕变出来，每一个人必须经过一道自
我觉醒。我们在二三十年代前搞创造社的时候，[3] 打的旗帜便是“自我表现”和
“个性发展”，这似乎和老兄的“独立自主”很能够一脉相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基本精神。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建设成功，在今天要提倡个人的独立自主当
然也并未过时，但要认为“即使不附条件，依然是利多害少”，可惜中国的局势已
经是不容许了，不仅外来的帝国主义不容许你，国内的封建残余和买办势力不容许
你，和资产阶级同时诞生的新兴力量也不能容许你。假使是附加条件，我看最后的
一项力量倒是有力的盟军。
这就是说：“独立自主”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和无产阶级的根本要求是对立的，是无产阶级所“不能容许”的；资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的存在，必须有“附加条件”，这就是做无产阶级的，也即做中国gcd的追随者、“尾巴”，这样，其个性解放的要求才能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郭沫若的“尾巴主义”的上述意涵，有正确，也有疏误。
①郭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攻击，是及时和必要的。他告诫知识分子要否定个人主义、灭却自尊自大的思想，做中国gcd的追随者，忠诚为人民服务，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有意义的。
②但郭老把做“追随者”与“为人民服务”都纳入“尾巴主义”却嫌笼统。要知道，“追随者”也要有自觉、自主的精神。知识分子是因为认识到中国gcd是当代中国一切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的代表和领导者，它的政治路线指明中国历史进步的方向和道路，因而自主、自觉追随中国gcd。做“尾巴”不是盲目的。郭老没有区分自主的“尾巴”与盲目的“尾巴”，不能不说是个疏失。为人民服务，是既可以跟着人民走，做人民的尾巴，也可以做人民群众的先锋，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中国gcd人就既是人民的勤务员，又是人民前进的带头人。中国gcd人都应该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把“尾巴”和“先锋”两者统一起来，郭沫若没有强调这一点，也是个疏失。
③突出“尾巴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对立也有片面性。固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应该批评、否定，但郭老没有同时说明，还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指明的：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个人既为历史发展所决定，同时又在历史发展中起主体作用。正如要区分盲目的“尾巴”与自主的“尾巴”一样，也要区分资产阶级的“独立自主”与马克思主义的“独立自主”。
④郭老也指出“尾巴主义”是有条件，具有相对意义，但对此未能展开，而是反复强调“尾巴主义”等同于“为人民服务”，又以“尾巴主义”否定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这样，就必然把“尾巴主义”当成无产阶级的一种革命思想，就必然把做“尾巴”当成一种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的政治立场，“尾巴主义”也就不再是“有条件”，而是“无条件”，终于把“尾巴主义”绝对化了。在提出“尾巴主义”之后，郭老还在其他文章里反复提倡，尽管用的是不同话语，这也证明了这种绝对化倾向的存在。真理哪怕是向同一方向迈出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这是必须警惕的。
郭老不仅以“尾巴主义”告诫知识分子，而且自己首先无条件的履行，这一方面显示郭老的忠诚的革命品格，但另一方面也令人担忧其失去共产主义者应有的自觉、自主。这后一点，正是我重提“尾巴主义”的原因。
我也曾想过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郭沫若于1924年就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流亡日本的十年间，又通过阅读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而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法，并有成功的实践，他怎么可能不了解人是历史的主体？怎么可能将“尾巴主义”绝对化？他提倡“尾巴主义”只是据一时情势的需要而做的侧重言说，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必要的。我还曾想过，郭沫若答金峰的两封信，都是收到后立即回复。既是朋友间的讨论，又是匆忙回复，正如郭老在答复的第一封信中所说的，是“拉杂地信手写出来的”，急切里只突出要点，难免说得不周全，这在情理之中，也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想到郭老解放后思想、创作中若干被诟病的现象，就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无力。我以为，郭老是把做彻底的“尾巴”，作为政治上正确、坚定的最重要的标志。郭老解放后思想和创作中那些常被诟病现象的出现，他天才的创造精神的衰减，乃是这种思想上绝对化的认识，行动上无条件的追随，在解放后某些“极左”的政治生活中更其强化的结果。
郭老在解放后思想和创作中某些不好的现象，是郭沫若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问题，必须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当然，解释是否妥当，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好多年前，有一位研究郭沫若的同行曾告诉我，要真实了解郭沫若解放后的情况，还得看他的日记，在他的日记未公开以前，任何言说都难准确。这意见我是赞成的。但这不等于说，在日记未公开前人们就不能有所作为，实际上，已有一些同行作了理性的分析。我也从郭老对“尾巴主义”的提倡中，发现一点缘由，作出一种解释。至于是否妥当，等待高明的指教，等待实践的检验。正如古人说：“事固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者。”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用的郭沫若关于尾巴主义的文字，均据庆云教授的大作所引用的。引自郭沫若致金峰第二封信的，皆不逐一注明；引自《尾巴主义发凡》及《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的则在正文中分别交待。
[2]胡风：胡风回忆录， 第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我们在二三十年代前搞创造社的时候”之“代”系误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