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对于郭沫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诗歌（主要是《女神》）、历史剧、前期的思想发展。诗歌和历史剧的评论都开始得较早，常常是作品一发表，立即产生反响。《女神》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上旬出版，下旬即有郑伯奇的长文加以评介。对于前期的思想发展，最早接触到的恐怕是钱杏邨的《诗人郭沫若》，那已是二十年代的后期了。解放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多起来了，研究有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
关于郭沫若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间，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主张以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标志，一九二四年是郭沫若“前期生活的结束，后期生活的开始”；有些人主张“经历了大革命的锻炼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考验”才“基本上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有些人主张“在一九三0年左右发表《革命文学之回顾》、《关于文艺的不朽性》和《眼中钉》等文之后”才“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外，也有人认为“一九二五年前后是郭沫若思想的界碑”；还有人倾向于一九二三年写作《前茅》的时候郭沫若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我们不妨简称之为“一九二三年说”、“一九二四年说”、“一九二五年说”、“一九二八年说”、“一九三0年说”。这些不同的说法都从某一方面，或从某些方面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论证，但也各自存在着一些缺陷。引起分歧意见的原因，我以为有这么几个：没有全面的占有材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理解不同；对于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没有一致的看法。
首先谈全面占有材料的问题。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⑴显而易见，充分地占有材料是研究工作首当其冲的问题。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研究中的失误，有的就是由于没有充分地占有材料，而只根据某一方面的有限的材料就匆忙下结论。
“一九二三年说”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它肯定《前茅》是“从阶级论中铸出来的宝剑”。这好像告诉人们：郭沫若在写《前茅》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成了共产主义者了。但是，如果研究者稍微多掌握点材料，就肯定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前茅》的诗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创造周报》上，差不多同时，郭沫若在《创造周报》上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思想可就复杂了。《论道德与良心》这篇短文刊于《创造周报》第9号，那里有明显的历史唯心论；《月蚀》这篇小说载于《创造周报》第17号、18号，其中表现对原始人生活与原始社会的向往、赞美；《国家的与超国家的》载于《创造周报》第24号，这是一篇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查拉图司屈拉》的译文，就是从《创造周报》第1号开始连载的，尼采这部著作是宣扬超人哲学的。就在写作《前茅》的同时，郭沫若表现着如此复杂的思想，那么，就不能据《前茅》的部分诗作肯定它是“阶级论中铸出来的宝剑”，这不符合郭沫若当时的思想状况。
材料还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需要对材料进行鉴别。
可怜啊，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槌，
有三亿二千万的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
这是《留别日本》这首诗里的一节，这一节一向被引用来证明《前茅》是“阶级论中铸出来的宝剑”，证明当时郭沫若已“认识了工农的革命力量”。然而，这一节诗却是郭沫若在一九二八年编辑《前茅》时修改的。它不能用来论证《前茅》的思想意义。《留别日本》最初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出版的《孤军》上，这一节原文是：
可怜啊，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山虽然是荆棘满途，
可是那儿有清洁的山茶可煎，
那儿有任鸟飞的青空，
那儿有任鱼游的江湖，
那儿的牢狱是虽有如无。⑵
只有这才能反映郭沫若当时的真实思想，才能表现《前茅》的真实倾向。这一节诗丝毫不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也没有提到工农的革命力量，有的是对于祖国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仅此一例，已足见材料的鉴别，选取真实材料的重要性了。类似的情况，在《前茅》里还是有的。弄清楚这些情况，对《前茅》的思想意义，对于郭沫若一九二三年间的思想就能给予比较确切的评价了。
总之，充分占有真实的材料，这是研究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应该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二）
其次谈正确理解和运用实践观点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说”、“一九二八年说”、“一九三0年说”，都重视革命实践对郭沫若世界观转变的意义，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们否定“一九二四年说”，则未免轻视，至少是低估理论对于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意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学习理论而自觉走上革命道路，自觉开始转换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郭沫若翻译《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的意义也在这里。他不仅仅是翻译一本书，与译书同时，他还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因此，译书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郭沫若思想的质变，开始自觉的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思想上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还有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那么，在这之后，他从矛盾到达一致，从含糊不清变为澄然清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译书之后随即给成仿吾写信，信中详细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物质是精神之母。……⑶
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我相信终究
能够到来。⑷
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应该是只有这一种是真实的。……现在是宣传时期，文
艺是宣传的利器。⑸
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
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飘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芳坞哟，我现在觉悟
到这些上来，我把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⑹
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由此肯定了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坚信社会主义必胜……这表明郭沫若在一些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他又清算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此，难道能加以否定吗？《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是郭沫若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宣言书！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他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一个标志。
我们肯定理论对于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意义，肯定郭沫若自从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就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那么，这是否就等于承认“一九二四年说”是完全正确的呢？并不，这只是认为“一九二四年说”并不能全部加以否定，并不是全部错误的，它包含着一个合理的因素：把学习理论，作为郭沫若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起点。但“一九二四年说”也有缺点，它只看到理论的意义，只强调理论的意义，没有考虑到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没有疑问，理论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世界观的转变最终要在社会实践中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和实践斗争相结合，才能真正掌握。郭沫若经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开始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学习理论只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开端。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继续前进，那不仅需要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实践中运用这个理论，把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郭沫若正是沿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前进的。
郭沫若第一次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是在翻译河上肇著作之后回国不久就进行的“卢（永祥）齐（燮元）战祸”的调查，他跑了江浙的几个农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弊的情形和地主们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⑺对于农村实际状况及阶级关系的了解，使他加深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写的《到宜兴去》就用阶级观点来观察社会，指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严重对立，对于反对阶级分析的“学者”们，进行严厉的斥责：“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⑻他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比“卢齐战祸”调查更有意义，对他思想发展产生更重大影响的，是他积极投身于“五卅”反帝斗争的洪流。他自己说：“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发生，我在上海参加了社会活动，到各处讲演。”⑼他还用笔参加了战斗，《为“五卅”惨案怒吼》、《聂嫈》就是他在“五卅”高潮中的作品，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成熟了，他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下文将有说明）。“五卅”运动，“五卅”运动中郭沫若的社会活动，对于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期间，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有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国家主义派，他们反苏、反共、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gcd人当时就对其进行坚决的斗争。郭沫若也写了一系列的政论，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参加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是郭沫若又一次重要的社会实践。而他在斗争中写下的政论，即收于《盲肠炎》中的文章，有力地证明他已经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正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初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实现的。这个社会实践包括社会调查，政治活动以及参加思想战线的斗争。有人把社会实践理解得过于狭隘，似乎社会实践一定得是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一九二八年说”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郭沫若只有经过大革命风暴的锻炼，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斗争确是锻炼人们，改变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最好的熔炉，但是它却不是唯一的熔炉，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非经过它不可。毛主席在《实践论》里完整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⑽正是如此，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的认识就在各种实践中发展，这里不应有丝毫的片面理解。郭沫若通过社会调查，通过政治活动，通过思想战线的斗争，通过文艺活动，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如果一定要突出参加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对于人们思想发展的意义，那么，郭沫若在“五卅”运动中的革命活动，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一次和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相结合。我们认为，郭沫若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为起点，开始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经历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初的一系列的社会实践，逐步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总之，对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要防止片面夸大实践的意义和把社会实践理解得过于狭隘的偏向。我们既要足够估计理论学习的意义，又要特别重视和全面看待实践的作用。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我们研究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所应该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