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对我说，现在国内学术界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郭沫若观，而且建立郭沫若观的途径也还在不断完善中。我是不会反对的。我并且进一步认为：只有正视这一点，郭沫若研究才能前进。
尽管目前没有完善的“郭沫若观”，但研究者们对郭沫若却都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观”。每个研究者的“观”，也不是没有共同之点。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通行的对于郭沫若的总括性的说法，即“郭沫若观”。“天才”就是其中最早被提到的一个。尽管人们对郭沫若的言行评价不一，甚至高低悬殊，但无论是谁，没有不称赞他的才气，对他史学、古文字学、新诗的成就不推崇的并不多见。在这一点上，我想该是没有分歧的，这就是：郭沫若是一个天才。
对于天才，郭沫若早年作了有趣的分类：
我常想天才的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型
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
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延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象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
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
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
是我国的孔子，一个便是德国的歌德。⑴
如果按照这个分类，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郭沫若也是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虽然没有人把郭沫若比成孔子，但周扬同志却明确把郭沫若比成歌德，当然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⑵我以为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对于歌德，在我们上面所引的这段话之后，郭沫若接着说：他是解剖学的大家，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者，又具有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本领与经验，他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学，有他的教育学，绘画音乐无所不通，他的创作开了近代文艺的先河。的确，郭沫若象歌德那样，甚至比歌德更具有多方面的天才，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些天才向四面八方立体的发展开去。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卓越的国务活动家，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杰出的我国古文字学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旗手，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者，是出色的书法家，对音乐、绘画都有很高的修养。郭沫若也有他的哲学思想，他的伦理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无论哪一个人，能取得郭沫若众多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将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甚至获得不朽的声名。而郭沫若却把如此之多的成就谐适的结合于一身，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在我国近代文化史上，就经历的丰富，知识的渊博，建树的众多而论，还很难找到能够跟他比肩的人。郭沫若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
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忌讳“天才”这个字眼，当然在理论上就不会把郭沫若当成“球形发展的天才”，但在实际上，却是把这作为一种“郭沫若观”而付诸实践的。以往的郭沫若研究，基本上是对郭沫若天才成就的各个方面逐一的个别的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都只是使“球形发展的天才”这个“郭沫若观”，更加具体和丰富起来。自一九七八年郭老逝世以来，国内的郭沫若研究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成绩。作为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郭沫若，已得到某些有力的阐明；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已进入多角度的观照当中，人们对他的认识已大大丰富起来了；郭沫若作为革命家的重要性和意义被特别强调。当然，郭沫若在史学研究、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活动诸方面的贡献，研究仍还有很多欠缺，至于郭沫若天才成就的其他方面，有的还刚刚开始触及，有的则还需要开拓。总之，我们离开对郭沫若天才成就各个方面的逐一的认识，还相当遥远。离开“球形发展的天才”这个“郭沫若观”所应具有的丰富内容，还相当遥远。
为什么在通行的对郭沫若总特点的一些概括中，也即通行的“郭沫若观”中，我特别看中“天才”这个说法，而且进一步参照郭沫若自己对天才的分类，说他是“球形发展的天才”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仅跟其他说法一样可以表明郭沫若多方面的成就，而且能直接表示郭沫若的特有气质，表示他从事各种工作的个人特点，以及他文学创作的特殊魅力。如果需要举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那我可以举出他早期诗歌创作中的“天才美”。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这本著作里，极为推崇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的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仿效的“天才美”。我以为郭沫若的《女神》也具有这种美。《女神》这部我国新诗中的不朽之作，它的魅力在哪里呢？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冲破一切形式的规范，它没有一成不变的规范，不事雕琢，纯任自然。诗人听命于灵感的突发、来袭，一任自己热情的喷涌、奔腾，他不把声带唱破，决不停止歌唱，他不到自己焚毁，决不停止燃烧，他的智慧、心灵，乃至生命，都全部、干净、彻底地灌注在他那些优秀的作品的创作中，这才诞生了象《凤凰涅槃》、《晨安》、《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礼赞》这样浑然一体、超群绝伦，无法仿效，古今无二的诗篇。这种“天才美”，和郭沫若的天才密切相关。
尽管“球形发展的天才”这个观念，对于研究工作有诸多益处。但我也并不认为这就是完善的“郭沫若观”。
不管人们对于郭沫若天才成就的各个方面，认识得如何具体、丰富。由这些方面简单相加所构成的“球形发展的天才”这个观念，也还只是郭沫若这个研究对象的表层特征的概括，而不是本质特征的概括。人们会问：郭沫若区别于其他“球形发展的天才”（例如他自己说的孔子、歌德）的特殊性是什么？难道这特殊性仅仅体现在他各个成就的具体内容上吗？有没有贯穿于各个成就之间的一贯的东西存在呢？这些不同的成就又怎样联结为一个整体呢？它们内在的联系和关系是怎样的呢？回答这些问题，真正指明郭沫若的“特殊性”，才算是把握住郭沫若的本质特点，才算是建立完善的“郭沫若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立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我们的认识必需经过“球形发展的天才”这个表层的特征，而向本质深入，向郭沫若区别于其他文化伟人，其他学者和作家的特殊本质深入。
在郭沫若活动的各个侧面，在他天才成就的各个方面，有人特别强调其中革命家的方面。如果这只是针对某些贬低郭沫若人格的观点而作出的反应，那是完全应该的；如果这是比较郭沫若各方面成就之后作出的一种评价，那也不失为一种学术见解。已经有人认为郭沫若的史学成就最高，又有人认为郭沫若文学成就最高，与此并列，有人主张他的革命家的贡献最大，都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如果把革命家这一侧面作为郭沫若的本质特点来看待，那我则以为理由欠充分。郭沫若的史学论著、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的形式是双向的，甚至是网络式的，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哪一个是从属；郭沫若一生的活动，有的阶段以文学为主，有的阶段以史学为主，有的阶段以革命实际工作为主，要说革命家是他一生最本质的，也不切合实际情况；如果认为，郭沫若的所有其他活动都服从于革命的目的，所以革命家就是郭沫若最重要、最本质的特点，那么，所有在革命目的下从事各项文化工作的人，也都是以革命家为其本质特点了，这未免过于绝对而远离实际了。假定这观点能成立，人们仍要问：郭沫若和在同一革命目的指导下的其他文化人有什么区别呢？他的特殊性、特殊本质在哪里呢？如上所述，不阐明郭沫若的特殊本质，就不能确立完善的“郭沫若观”。
郭沫若的本质特点，完善的郭沫若观，既不是他成就的各个侧面的简单相加，也不可能以某一个侧面来概括。我以为，在寻求什么是郭沫若的本质特点这一问题的答案时，在建设完善的“郭沫若观”的过程中，引进一般系统论的“结构”这一概念是合适的。
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要素组成的，但它的属性并不仅仅只由要素决定，而且还依赖于系统的结构，也即各要素互相联系和关系的形式和特点。被引用来作为例证的，经常是金刚石和石墨，它们的构成元素相同，只是因为元素的结构方式不同，彼此的性质也就不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例。拿下棋来说，同样的棋子，由于双方布局不同，就有优劣势的区别；同样的工作项目，在同样的时间、环境里进行，由于顺序的安排不同，就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差异。我们当然可以把郭沫若这个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待，他的天才成就的每个方面可以看成组成这复杂系统的诸因素（子系统）。他的本质特点，就不只是由各因素相加所决定，而主要由各因素的联系和关系的方式及特点所决定。也即由它们的结构所决定。这样，我们在探求郭沫若的本质特点，在建设“郭沫若观”时，就自然会排除那种把郭沫若各方面成就简单相加，或者以某一方面的成就来替代的企图，而全力以赴去分析他成就的各方面于整体中的结构。
或者有人会问：在建设完善的“郭沫若观”的过程中，提倡一般系统论，那么，把马克思主义摆在什么地位呢？这不是排斥马克思主义吗？
把一般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观点，在一般系统论早期传播时，一些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曾提出过。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好多年前就被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们对于一般系统论的态度已大体归于统一、正确。只是隔行如隔山，我们有些研究郭沫若的人不甚了解罢了。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专门研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专著，综述了国内外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妨把它抄下来看看：
对系统思想基本原则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属于科学思想，欧美学者持
此思想的较多。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是辩证法的一个组
成部分。许多学者认为系统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种意见
认为系统原则是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之间的中介环节。⑶
很奇妙，把系统论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恰好是“欧美学者”（其中大部分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系统论属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有“许多学者”。据我所知，这主要是指苏联和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在这种意见中，还有不同的情况，这本专著继续写道：
在第二种意见中，又分为三种意见，一种认为系统原则直接就是哲学原理，就
是辩证法的一个原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最好的表述。……另一种意见认为系统
思想可以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拟化形式”， ……第三种意见认为系统思想经过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概括，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国内许多
学者持这种态度。⑷
非常清楚，认为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一致，而且认为它可以补充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这已是“国内许多学者”的共同态度。——要知道，对于学术问题要众口一词是很困难的，能有“许多学者”持相同观点，就足见这个观点之深得人心了。
或者又会有人问：既然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致，而我们的研究向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何必特别提出要引入一般系统论呢？这岂不是多此一举、节外生枝吗？
不然。一般系统论的概念和范畴，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具体化、精确化，它不是重复，而是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国的第一本系统论专著的作者魏宏森就指出：
“三论”的产生和应用确实为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基础，为把辩
证唯物主义提高到更高阶段创造了条件。⑸
因此，我以为正确运用（而不是错误的应用）一般系统论于学术研究，并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新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发展。
关于一般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插叙就到此为止吧。人们尽可以放心，在研究中引进一般系统论，决不会“离经叛道”，而仍然是“遵经循道”。
我们再回到如何建设“郭沫若观”的问题上吧。我认为，只有逐一分析郭沫若天才成就的每一个侧面，并进而综合起来，说明各个侧面的联系和关系，才能做到把郭沫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才能从“球形发展的天才”这样的表层特征，进入本质特征的认识，才能建立完善的“郭沫若观”。让我们牢牢记住列宁的话：“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⑹一般系统论对于我们实践列宁的这一思想，能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
会有这样一种认识：要把握郭沫若的整体特征。要把握构成整体的各个侧面的关系，首先还是要对每一个侧面，乃至对构成每一个侧面的各个内容一一加以研究。
的确，不分析郭沫若天才成就的每一侧面，就无法构成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不分析构成每一侧面的诸因素，就不可能掌握这个侧面。所以人们常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如上文所说，以往的郭沫若研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不仅如此，我们还以为，在分析郭沫若天才成就的每一个侧面时，在分析构成每一侧面的诸内容时，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适合的方法，这里，最忌讳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简单化。
同时，任何个别侧面的分析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辩证法认为，个别乃是整体观念中的个别，任何个别的分析，都应在全局的观照之下，都应该跟全局联系起来。对此，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了一段通俗而深刻的话：
肉体上各个器官肢体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并由于它
们和统一性有联系。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割下来，按照名称虽仍然可以叫做
手，但按照实质来说，已不是手了。⑺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里，转述了这段话，并划线框出，以示重要。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每一因素时，都必需注意到这个因素与其所属整体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这个因素，并进而真正认识整体对象。在我们研究郭沫若这个复杂系统时，当然可以，也完全需要逐一研究构成这一复杂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只是这种个别子系统的研究，最好不要孤立的进行，而要在和其他子系统的联系中来进行，要在和郭沫若整体的联系中来进行。——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对于郭沫若天才成就个别方面的孤立的研究，而是提出把个别方面的研究和整体联系起来，这才能更加接近对象的本质。
或者有人会说：既然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不分析局部就无法了解整体，那么，又怎么能在分析局部时联系整体，甚至从整体出发来理解局部呢？实际上，对局部的认识与对整体的把握并不是绝然分开的先后两步，对整体的认识与对构成整体的局部的认识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于研究对象本质的把握，是在这两者的统一过程中实现的。——这种认识现象，被有的哲学工作者称为“整体性悖论”⑻
上面所说，或者会被认为是在提倡将一般系统论应用于郭沫若研究，这未免失之宽泛，说准确些，我只是主张在郭沫若研究中引入一般系统论的某些内容，尤其是“结构”为个范畴。我一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不管什么方法，只要适合于对象，都可以应用，但应该努力寻找、运用更能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更能接近对象本质的方法。
面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宏伟而复杂的研究对象，我深感到研究的艰难，时常有力不从心的叹息。如何去接近对象？如何深入他的本质？这类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脑际萦迴。虽然不是没有顿悟的欣喜，但更多是困惑与苦恼。郭沫若研究近两年来日趋沉寂，经过前几年的热闹之后沉寂了。我希望这沉寂是新的飞跃之前的后退，我希望重新到来的郭沫若研究的新局面，会出现在一个新的、更高的理论层面上。现在，当我们对“我的郭沫若观”交换意见的时候，也应该一起讨论如何建设客观真理的“郭沫若观”，也即如何运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郭沫若，去描述他的总面貌，去把握他的本质，以推动郭沫若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原载《郭沫若研究》（6），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注释：
⑴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诗》，光华书局1925年版。
⑵周扬《悲痛的怀念》，《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⑶⑷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⑸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⑹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⑺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⑻参阅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附言：注释有不合现行规范之处，但我目前已无力在去核对原书逐一改正。后面文章也有个别类似的情况，敬请鉴谅。另外，引用的文章或用“注释”、或用“参考文献”一如文章发表时的原貌，不作更改。这都是当时的习惯用法。——实际上，应将引用文献、注释、参考文献三者区别开来才算合理。但至今编者并无此要求，作者也各行其是，这方面的学术规范也在完善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