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哑巴离开我的那一年，是个春天。后院的羊角葱冒出尖尖的芽了。它们一旦长高，就是一个个圆圆的葱管。小哑巴爱折下葱管吹给我听。他一吹葱管，花脸妈就说他糟践东西。她说，要是做饭没葱花爆锅了，就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当葱花使，让他成个大秃子。金顶镇有好几个秃子，放马的老张头是一个，豆腐房的男人是一个，小唱片的瘸腿丈夫也是一个。我一看见秃子，就爱打喷嚏，总以为他们的脖子上长的是瓜。圆脸的是倭瓜，长方脸的是西葫芦瓜。我可不愿意让小主人的脑袋也变成瓜，如果那样，万一花脸妈把它摘了当瓜给炖着吃了，谁还能对我那么好？
那年春天发生了狗瘟，我眼见着一条一条狗抽搐着死去。这下可把陈兽医高兴坏了。我们一病，他就有钱挣了。他出了东家进西家，让主人给还没病的狗打预防针，说是能免于一死。至于那些已病得出不来窝的狗，他也总是拍着胸脯说他能给治好。但我没见他治好几条狗。小哑巴怕我传染上瘟病，那个春天他就老是领我到破庙去。去时他背着水和干粮，还偷着掐几根葱管。到了庙里，他就给我吹葱管听，吹得“呜呜”地叫，好像葱管里跑着冬天的寒风。听着那声音，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那些我曾熟悉的狗说死就死了。放马的老张头家的狗，叫做小黑子的，它平时见了我总爱上来碰碰我的鼻子，跟我很亲密。它白天跟着主人放马，晚上就在家门口蹲着。它确实是条好狗，从不离家门太远。它得了病后，满嘴流涎水，见了马咬马，见了人咬人。老张头就把它拴了起来。有一天，我去看它。它见了我蹦了起来，要把我给撕烂的样子，吓得我掉头就跑了。隔了两天，就听小哑巴说小黑子死了。死狗不能吃，大都被拖到旺河边埋了。也有的人家嫌挖坑太费事，旺河春水旺，就直接把狗扔进河里，让它们顺水而去了。有一天，我站在旺河边，看见卫生院的大朱把他家的死狗抛进河里了。那是条我并不喜欢的狗，它走在街上时，老是耷拉着脑袋，跟大朱一样爱打瞌睡，随便一个墙角、树下、障子边，都能让它缩着头睡上一觉。我不喜欢一天到晚总是垂头丧气的狗。可是我见大朱把它扔进旺河，想想以后再也看不见它的影子了，依然很难受。
像我那样好模好样的狗，当时在镇子里并不多。最可怜的是那些才从母狗肚子钻出来没几天的小狗，它们刚睁开眼睛没多久就死了，这样的狗最让我心疼。有的人家怕狗传染上瘟病，干脆提前就把它们勒死了，还能美美地吃上几顿狗肉。我一听见狗被勒死前的惨叫声，腿就发抖。我想我们这些狗可真倒霉啊，这瘟病能让我们像傻子一样，连主人都认不出来，见着什么咬什么，一会儿暴食个没够，一会儿又一口水都喝不进去，嘴角涎水流个不停，舌头老是伸着，糊涂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我跟小哑巴到破庙时，中午他倚着墙睡觉，我就在他身旁打盹。我不是梦见自己掉进深坑里了，就是梦见老鹰来吃我的眼珠，再不就是谁用刀剁掉了我的蹄子，我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逃过了那场瘟疫。小哑巴因为老是带着我去破庙耽误了干活，花脸妈就罚他。让他把菜窖里的土豆一篮篮地提上来，切成小块当种子使，又扔给他铁锹让他在后院翻地。还让他把客房所有的玻璃窗都擦得晶晶亮，要是哪块玻璃有模糊的地方，就不给他饭吃。小哑巴干的那些活，我一样也帮不上，真是为他着急啊。幸亏这时候来了一个要做变相术的人，我和小哑巴到大烟坡去了三天。我们回来之后，花脸妈对小哑巴就不像从前那么狠了，后院的地该种的都种上了，那些天又少有客人来，她用不着顿顿做饭，清闲多了。我发现人一清闲，脾气就温顺了。有一回，黑猫抢我的一块鱼骨头吃，我冲它叫了几声，被花脸妈看见了。若是从前，她肯定要踢我一脚，骂我“狗杂种”的。但那次她只是瞟了我一眼，吆喝黑猫走了。
我最初在金顶镇的那些年，每逢春天，镇长都要派小哑巴和学校的李祥民去写口号。我很愿意看他们做这事。镇招待所的围墙，学校房子的山墙，卫生院的墙面，隔上一年就要把原来的旧字涂去，再写上新字。小哑巴负责把旧字抹平，那些字本来待得好好的，没见它们缺胳膊少腿，可它们说被刷去，就被刷去了。我和小哑巴都不识字，但李祥民是识字的。也许是因为他识字，他很牛气，脖子梗得直直的，昂着头，看人时不是平着看，而是从上往下看，瞟着眼。他又高又瘦，小哑巴说他是教语文的。小哑巴没进过学校，但他知道语文是学字的，算术是学数字码的。数字码小哑巴会写，这些玩意儿我曾在黄主人的地图上见过。小哑巴说，拿一群羊打比方，语文是要学“羊”字怎么写的，算术是要查羊共有多少只的。我想这样的问题我都能搞懂，看来背着书包去学校的学生实在都是傻瓜，他们还不如去旺河边采钢笔水花、捞鱼玩呢！
人们都说李祥民的字写得好，叫他“秀才”。小哑巴说，秀才就是写字写得比别人多的人。我这一琢磨，就把他和啄木鸟联系在了一起。我在丛林时，见啄木鸟啄树干，总是留下一些弯弯曲曲的疤痕，这疤痕在我看来跟字长得差不多，所以李祥民要是秀才的话，啄木鸟也该是秀才。李祥民每写完一个字，都要仔细看上一会儿，他举着写字用的板刷，一会儿站在字的跟前看，一会儿又快走几步，远着看。这还不够，他还要小哑巴也帮他看那字，是正了还是歪。小哑巴总是说：“我不认字。不知它是正还是歪。”李祥民就像记不住这话似的，写好了字照样问他。我觉得他还不如问我呢。我虽然不明白那些字是什么意思，但能看出一行字里哪个高些，哪个低些。可李祥民是不会问我的，他见我围前围后地转，还嫌弃我，说：“你一转，我脑袋都晕了。”
要是墙上的旧字是白字的话，小哑巴就用白浆把它们抹没了，写上的是黑字了。可如果旧字是黑字的话，就得用黑浆抹平了，写上的是白字。我看到的除了黑，就是白。可小哑巴却说有的字是红字，还有的字是蓝字。我不明白人为什么爱往墙上写字，在我看来这字很多人都不认识，不如画些花鸟虫鱼、鸡鸭鹅狗更有趣，不但人能认得，我们也认得。看来字是专给人自己看的。不过，我见从围墙的字前走过的人，没谁去看那字。那字一年四季都是一个表情地待在墙上，不哭不笑的，想必它也是寂寞的吧。被抹去的字有一个我最喜欢，它的样子是个“革”，一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了丛林里粗壮的老桦树，很亲切。新写上的字，我最看不得的就是那个“奋”字，我看它就像一座四处漏风的房子，这样的字看起来是多么贫穷啊。
小哑巴的叔叔来的那天，小哑巴和李祥民正在给招待所的围墙写字。一头猪在墙边啃草吃，被李祥民给踢走了，他说猪耽误他写字。李祥民才写了几个字，镇长就来了。李祥民问他写一个字给多少钱？镇长说了一个数字，李祥民就不干了。他嫌钱太少，不写了。镇长说：“你不写，我找别人也一样写。”李祥民说：“别人写不了我这么好！”镇长说：“字还有什么好坏？又不是相媳妇，有个字的模样就行！”李祥民就把写字的刷子撇了，和镇长吵了起来，说他不拿知识分子当回事。镇长气得下巴直抖，他说：“没你这两把刷子，我照样能让字站在墙上！”李祥民说：“那字站在墙上，个个还不得跟你老婆一样丑！”镇长的老婆确实丑，从来没有把头梳利索过，小眼睛，厚眼皮，塌鼻子，罗圈腿，晃着走路，像是不会走的样子。镇长一听火了，说：“要你写‘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你还讨价还价个没完，你这就是破坏‘四化’建设！”李祥民说：“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你少给我上纲上线！”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实在是无聊啊。正当他们吵得凶，一男一女走进了招待所的院子。男的矮个子，背着背包，挎着水壶；女的矮矮瘦瘦的，挽着个包袱。他们面容疲惫地向镇长打听，谁是镇长？镇长正在气头上，他说：“我就是镇长，你们有屁赶快放！”那男的直了直腰，说：“我是找俺侄子来的。我哥哥叫刘大利，前些年火灾时死了。”镇长一瞪眼睛，指着小哑巴说：“这就是你侄子！”
那女人看了小哑巴一眼，“噗——”的一声倒在地上了。男人蹲下身来，“啪啪”地拍了几下她的脸蛋，说：“她这是累昏了。你们帮我抬抬她，给她点米汤喝吧。”李祥民就帮那男人把她抬进了招待所，将她放在走廊上。花脸妈见抬了个女人来，还是个她不认识的闭着眼睛的人，就恼火地说：“别把死人往这里抬啊！晚上起夜时，我可不敢走这条走廊了！”镇长说她：“少啰嗦，盛点米汤来！”花脸妈说：“没有米汤，有菠菜汤！”镇长说：“菠菜汤也行！”花脸妈就盛了一碗来。我还从没有见过，人躺着闭着眼还能吃东西，那女人居然喝下了一碗汤。在我看来，她昏倒可能就是为了骗碗汤喝的。那女人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住招待所一宿要多少钱，她说：“我们小家小业的，穷，从县里到金顶镇，我们为了省钱没坐汽车，一路走着来的！”“你们走了一百多里路？”镇长“哎哟”叫了一声：“你们把姓改成钱得了！”而那男人听完花脸妈讲的房价后，打着哆嗦说：“这可住不起，太贵了，太贵了！”他们问小哑巴家是不是全烧光了，房子还在吗？
镇长对小哑巴说：“你领你叔看看你的家，看他能不能从里面挖出金条来！”说完，他又对小哑巴的叔叔说：“照我看，你要图省钱，你哥家的猪圈没烧，你们也可以睡在那里！”
他们并没有睡在猪圈，只是在走廊里凑合着睡。他们带小哑巴去了趟商店，买了一沓黄纸，领他去山中的坟场烧了。那是两座又高又大的坟，小哑巴对我说，一座坟里合埋着他的爷爷奶奶，一座坟里合埋着他的爸爸妈妈。小哑巴的叔叔婶婶一会儿扑到这座坟头哭喊：“爹呀娘呀，儿来晚了！”一会儿又扑到另一座坟上喊：“哥呀嫂呀，你们走得太早了！”他们哭喊的时候，我和小哑巴就站在旁边看。人在坟头磕头的样子分外有趣，就跟鸡啄米一样。
小哑巴的叔叔婶婶晚上睡在走廊时总要争吵。女的嫌小哑巴个子矮，不像是能干活的样子。又说他是个丧门星，为什么全家人都死了，单逃出他一个？小哑巴的叔叔就说：“你说家里分了地，种不过来，白白捡他当个劳力的，是你张罗着要来的！”他们吵得我和小哑巴都睡不好。“劳力”是什么？我的小主人为什么要当劳力？小哑巴知道自己要走了，他那两天总是抱着我的头说：“柿饼，我要是被领走了，你也偷着跟着走。镇长不会让我带你走的，可你要是跟着逃，他也就不知道了。”
小哑巴的叔叔婶婶临走前又朝镇长要钱，说是小哑巴在招待所干了这些年的活，不能一分都不给吧？镇长说：“我没向你们要钱就不错了！这些年他吃的住的得多少钱？过年时，还得给他做身新衣裳的钱谁掏的？是你们吗？你们现在看他能干活了，不白吃闲饭了，这才来领他走，你们还叫人？！”镇长气得下巴又抖了。这样，小哑巴的叔叔就不提钱的事了。不过，他们还是把小哑巴屋子的东西全都收拾到一起，打了个行李卷，用绳子捆了，准备带走。连那木箱中的锤子和凿子以及剩下的柿饼，都被拿走了。
小哑巴坐大客车走了。他要走的那天，我被镇长给拴到后院里。开始时，我还能听见小主人的说话声，能闻到他的气味。后来我听见了大客车奔跑的声音，这声音消失之后，小主人的话语就听不见了，他的气味我也闻不到了。我知道，大客车把他带走了。大客车每隔三天来金顶镇一次，镇里的报纸和信件都从那客车上来。有时候我会看到外出的人回来，有时则会看到陌生人来。我不知道大客车把我的小主人带到哪里去了。我被拴了整整两天，这期间我不吃不喝，我实在是想小哑巴啊。他就像丛林中的一只鸟一样，说飞就飞了。我被卸下锁链后，金顶镇一些人家院子栽的稠李子树的白花都谢了，这时候燕子的叫声特别响。我整天趴在走廊小主人的房门前，见谁都不理。镇长就对花脸妈说：“我看它瘦得皮包骨了，没想到狗也他妈的害相思病！不行的话，把它卖了算了！”于是，有一天镇长见来了一个房客，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那人爽快地说：“这狗忠诚，我要了！”镇长朝他要了钱，把我给卖了。这个人就是我的第三个主人。离开金顶镇的那天，他怕我还会跑回来，就把我捆上扔进麻袋里。我蜷在马车上，离开了金顶镇。我记得那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透过麻袋那一个个小孔飞进来，让我觉得这是天的手指在抚摩我。
我的新主人爱喝酒，我蜷缩在麻袋里，闻到一阵一阵的酒气像花香一样袭来。而且，他爱说话，自己跟沿途的树、河、飞鸟说了一路的话。我想小哑巴走了，我离开金顶镇也不是坏事。我讨厌陈兽医，讨厌花脸妈和她的黑猫，讨厌翘着下巴不把我放在眼里的镇长。以后我就不用见他们了。再说了，发生狗瘟的那一年，旺河上漂走的一条条死狗让我想起来都心凉，我离开那里，就是远离瘟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