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懂得如何变老，但夏门戈瓦懂。就算杰拉尔丁不是他的侄女，我也会去看看他，因为我很喜欢他，也曾仔细观察过他这个人。我也想像他那样别具一格地老去。撇去他那胳膊不看，他的身材非常好。谁都能看出他年轻时十分英俊，个子不高不矮，直到现在看上去还身材匀称，体态优雅，一头银发鬃毛般浓密帅气。他很喜欢自己的头发，杰拉尔丁每隔几个礼拜会从家里赶来，仔细地为他设计发型并修剪。
夏门戈瓦的确相貌堂堂，而且长处不止这些。他温文尔雅，爱干净，每天都打扮得整整齐齐。我们的保留地上说着好几种奥吉布瓦的方言，还有克里语和梅蒂语。“欧威吉”是用来形容男人打理自己的词儿——整理，擦洗，拔掉碎发，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将头发纹路分得清清楚楚，还有时下，将蓝色牛仔裤裤缝也折得一目了然，用以证明即使政府想方设法打压我们的男子气概，我们仍所向无敌。欧威吉。我们看上去仍然笔挺，也知道自己仍然有模有样。这老人从没让人看到过他不修边幅的样子，他还有一技之长呢。
他会拉小提琴。他拉小提琴时的样子多棒啊！虽然他的胳膊弯曲畸形，衬衫得费工夫改一番才能贴合变形的手臂，但那手臂不但异常灵活，还能使上些力气。他用一条精心挑选的白丝巾吊着胳膊，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片破布。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这么绑住肘部，好让残疾的手臂一端那优雅的手指尽情抚弄小提琴的琴弦。另一只手呢，则用来拉琴弓。
至于他拉琴时，我很难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他的音乐能激发出人们内心隐藏的情感，但远不止如此。他的音乐还超出了音乐本身的范畴——至少不是我们常听的那种音乐。他的音乐有生命，能让人感受到某种深沉的、快乐的东西。那一个个揭示真知的时刻，太过深奥，太过有力，令人难以承受，以致我们不得不用日常的生活去掩盖它们。那音乐也会激起我们的恐惧，让我们想到曾经历过、但再也不想经历一遍的事。碎片般的想像，潜意识里自欺欺人的渴望、恐惧，还有惊人的愉悦。不，我们不能活在那样的音调里。但有些东西时常像冰块一样碎裂，使我们陷入生命的河流中。我们意识到了这点，不知怎地通过这音乐，通过夏门戈瓦的演奏感受到了这点。
因此，并不是所有派对都欢迎夏门戈瓦来表演。他来回拉动的琴弓能带来狂喜，在下一刻又让人们在自己最狼狈的记忆中崩溃，失魂落魄地对着啤酒杯落泪。的确是这样，人们会被自己的情感所伤。杰拉尔丁有时会开车载他去参加小提琴比赛，或去类似音乐会那样的场合表演。他很有名，参加当地或是州级的音乐竞赛还得了各式各样的小奖——有刻字的铭牌，也有小小的锡制奖杯，立在塑料底座上。他把这些奖座和其他杂物分开，特地摆在了角落里高高的三角架上。奖座总是一尘不染的。他的侄女克莱门斯的女儿，小时候曾经让他把奖座拿下来给她玩。奖座坏了，他就把它们重新粘起来，金闪闪的漆上还露出锈斑，可他并不在意。他倒是对他的小提琴有一种狂热。
他就像我们敬畏鼓一样，敬畏着小提琴。鼓在我们看来是有生命的，需要我们给它们食物和水分，庇护它们，关爱它们。鼓在主人睡着时会演奏乐曲给他听。它们也有不同的性格，因此着装打扮也会不同，穿着串珠的围裙，系着缎带，披着精致的漆饰。夏门戈瓦的小提琴也是这样。他对小提琴很上心，拿柔软的棉手帕细心擦拭，清出了两层柜子来专门存放，每晚都小心地将琴摆放在量身定做的琴盒中。琴盒是皮制的，他总是把盒子擦得和自己的皮鞋一样锃亮。衬里是天鹅绒的，时间一久，原本厚重的血红色褪成带有淡淡条纹的紫罗兰色。我不懂小提琴，但我知道他的那把格外优雅，音色细腻，能通人性。人们都觉得那把小提琴有些年头，值钱得很。有一天，杰拉尔丁一早来给她叔叔剪头发，却发现他还没起来，双脚被绑在床柱上。她给他松绑时瞥了眼橱柜，不出意料地看到锁已被砸烂，小提琴也不见了。
我是从法院和部落警察那儿听说的，他们会告诉我一些八卦、谣言、人们的闲话和废话，还有错误的信息。我总是留心这些消息，甚至还拿笔记下听到的消息。有时这些信息有误，或是有夸大的成分，但总有几句用得上的真话。比如说，在这起案件中，虽然没有科温·皮斯直接的罪证，但人们嘴上都提到了他的名字。
我总会反复看到一些人，科温就是其一。当然，他的底子我摸得清清楚楚，有许多事还是我不该知道的。我觉得，他要真能混出个样子来，那简直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就是个坏蛋，永远有更坏的事等着他去做。他来到人世就是个错误，但因为他年纪还那么小，我们总想要去拉他一把。有人觉得他无可救药，是一个反社会分子，一个变态。自从辍学后，他开始吸毒，是个危险人物，狡猾地操纵着别人。也有人觉得他可怜，认为他这副鬼模样都得怪他爸爸犯下的惊人罪状，或是怪他妈妈在那之后酗酒。还有人觉得他是有救的——这也许是最危险的一种想法了。他是个小商贩，常常醉酒驾车，女朋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不幸的是，他长得的确好看，尽管艰苦的生活已经开始让他发胖，但他仍是爱德华·柯蒂斯①会相中的拍摄对象。
毒品交易现在走着以前皮草贸易的路线。要是换作以前，科温没准会坐在一大捆野牛皮大氅上，或是海狸皮上，和着牛车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哼唱旅行时会唱的歌。现在，他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雪佛兰，车的毂盖已经不见踪影，车屁股拖在地上。他不要命地飙车，但因为他动身的时间点实在太奇怪了，不按常理出牌，生意成交后再飞车去明尼阿波利斯，当晚就出发，所以很少有人抓到过他。他没有驾照——驾照已经被没收了。他总是挖空心思找钱花——诈骗，赌博，打台球，甚至还时不时地在柜台后面炸中式鸡柳，对我们而言，这活儿实在是太吓人了。我仔细留意着科温，因为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看着他的人生轨迹一路下滑。假若真得处置他，我得先确保自己下得了手，然后当晚还能睡得踏实。我们已经收缴了那辆雪佛兰，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小提琴在他手上，但警方仍旧密切关注着他，因为他们确定他早晚会出手卖琴。
好几天过去了，科温很低调，没出手，又干起了炸鸡柳的活儿。他可能清楚自己正被监视着，因此最近表现良好，想要获取想拯救他的人的同情心。他开始改邪归正，变得规规矩矩，还戒了酒。当别人问起时，他会表现得对未来充满信心，丝毫不回避过去犯下的错误。
“我就是个蠢货，”他承认道，“但我还没堕落到去偷那老头的小提琴。”
但他就是偷了，毫无疑问。我们只是不知道他把琴藏在哪儿，也不清楚他最终会不会想到要把它卖给城区里的古董商或乐器行。在我们等他出手的那段日子里，老人身体很快就不行了。我之前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喜欢听他拉琴——有时，黄昏后，他会在灌木丛生的后院草坪上演奏；有时，则像我之前提到的，在小型音乐会上演奏；有时，他也为聚在克莱门斯和爱德华家里的客人们演奏。我不光每个月都会听上好几次，还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已离不开他的音乐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心里好像空了一大块。夏门戈瓦的小提琴丢了，我没想到自己竟会感同身受，为他感到心痛。因此我必须找到他，陪他坐坐，仿佛和他一起哀悼那再也不会响起的琴声能够缓解心痛似的。同时，我也在想，要是小提琴真找不到，我们是不是能凑钱给他买把新的、也许更好的琴。我好像是为了自己才想给他买琴，犹豫着要不要开口问。我拿不定主意。一天下午，我坐在夏门戈瓦小小的前屋里，想着怎么开口。
“当然了，”我说，“我们知道谁偷了您的琴。我们正盯着他呢。”
夏门戈瓦用一只手优雅地把头发向后捋了捋，又说了遍，“琴被偷时，我睡得像只猪一样。”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他想从床上起身，半个身子都已经挂在外面，抹了把脸，眼睛气得发红。他动作不灵活，因为疼痛而慢腾腾地挪动着，只有很老的人才会这样僵硬。过了好久，他才撑起身，想要站起来。
“你坐着别动，我来泡茶。”杰拉尔丁很温柔，也很能干。从没有人和她争执过。夏门戈瓦一点一点地挪回了棕色摇椅，上面垫着坐垫。他盯着我看，其实是盯着我后面看。我很快就明白了，虽然他语气平静，也回答了我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认真地和我讲话。实际上，他只有半个人在这儿，穿戴凌乱，脾气暴躁，我从没见过他这样。衬衫扣子扣错了，披肩歪歪斜斜地挂着。下巴上的胡须早上没刮，白色的胡茬子冒了出来。他呼出一股酸臭味，我来看他，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我们就这么尴尬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杰拉尔丁端来两杯滚烫的浓茶，还加了糖。她给自己也来了一杯。夏门戈瓦端起茶杯时，手都在抖。一口热茶下腹，他的脸色好了些，我觉得是时候跟他说说自己的想法了。
“叔叔，”我说，“我们想给您买把新的琴。”
夏门戈瓦又喝了口茶，一言不发。他放下茶杯，双手交叠在膝盖上。他看着我后方，皱着眉头，像是有什么心事。我心想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他难道不想换把琴？”我问杰拉尔丁。她摇摇头，仿佛被我惹怒了，也仿佛是拿她叔叔没办法。我们在一片沉默中枯坐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夏门戈瓦已经闭上了眼，往后躺到椅子上，但没睡着。我心想他可能是想赶我走。但我很固执，不想走人。我还想再听他演奏。
“噢，跟他说说吧，叔叔。”杰拉尔丁终于说道。
夏门戈瓦俯身向前，把头埋在手心里，像在祈祷似的。
我放松下来，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了。他屏气准备要说话，我是了解这样的时刻的——冷静的外表被打破，目击者终于开口说话，真相最终大白，秘密终于被说出来。我很熟悉这一切。这虽不是坦白罪行，但他向我讲述的却是保留地上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很早就有了这把小提琴，早到人们都不知道、不记得他还没这把琴时是怎样的。他的一生中其实有过两把琴。小时候，他拉的是爸爸的琴。后来的那把琴呢，是托梦来的。
妈妈曾经生过一个弟弟，在我四岁时因白喉夭折了。自那以后，妈妈虔诚地信教。我记得爸爸以前会拉些小曲，里尔舞曲，还有捷格舞曲。但弟弟死后，妈**着爸爸放弃小提琴，转而领受圣餐。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开了分配给我们的土地，搬到这儿来住。不过那时，这儿树木环绕，西边也没有其他人家。我们住得太远了，别人都以为我们搬离了保留地，而以前我们养马的牧场就是现在的DQ的所在地。那时，由于过度悲伤，妈妈变得严苛起来，把爸爸、哥哥、姐姐，还有我看得紧紧的。我们最大的哥哥，也可以说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兄弟，那时已经离家。他比我妈妈还虔诚，成了神父。我们明白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规矩，我们也愿意让她管。不过我们都以为，一旦服丧的这一年过了，她就会好些。以前我们的屋子很热闹，大家都很喜欢过来，可现在却毫无生气，没有酒，也没有音乐。我们都放低声音，因为她说声音让她难受。爸爸以前是个闹腾快活的人，现在也不许他大笑或开玩笑。我也很想念死去的弟弟。我们把他葬在天主教墓地，就在一块小小的、圆圆的白色墓石下，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我知道妈妈并非有意让家里变成这样，但弟弟死后，她和爸爸一下子失去了一切，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痛。她的心仿佛也随弟弟葬在墓石下，她变得冷冰冰的，变得麻木，对我们不理不睬。现在我老了，也明白了悲伤是怎么回事。她太**，爱得太用力，在失去弟弟后，害怕再失去我们。但我小时候不懂，只觉得弟弟一走，她也不再爱我了。她有力的臂弯，她的亲吻，她脸上干净的肥皂气味，她抚慰我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没了。她就像教堂里的一尊塑像似的。我们时常看到她在厨房站着一动不动，直直地盯着墙壁。一开始，我们还会去拉拉她的衣服，拍拍她的手。爸爸还会亲亲她，轻声细语地和她讲话，梳理她浓密蓬乱的短发——她是个血统纯正的印第安人，按照传统剪了头发服丧。但后来我们放弃了，走过她身边时就当她是个树桩。我们最大的哥哥，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过来看望我们。随后，他带走了我的另一个兄弟，让他在弥撒上帮忙。屋子冷清了下来，姐姐开始掌厨，而爸爸呢，则变得沉默，和他说话他也不听。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开朗、慈爱的妈妈再也回不来了。渐渐地，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要是她想整天坐在暗处，我们就让她待着。我们谁都不会去哄她出来。通常，她都在教堂打发时间。早上的弥撒结束后，她还待在那儿，右手握着镶银的象牙念珠，左手则摸得那珠串越来越光滑，越来越小。到最后，我可以肯定它们会在她的指间消失。
鸽灾刚过，我们听说撒拉弗跑了。一天，我的家人去教堂祈祷他能回来，我却突然变得躁动不安，想着自己要是也能跑掉就好了。我感冒了，一个人留在家里，姐姐还交代我不许让火炉冷掉——其实我病得并不重，只不过咳得厉害，有些吓人，把她忽悠住了，让我逃过了去教堂祷告。我开始到处闲逛，很快就发现了妈**爸爸放起来的小提琴。它就在那儿，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那时五六岁大，但却已能架稳小提琴，毕竟我以前还看过爸爸怎么拉琴弓。那天，我成功地拉出了声音，但并不动听。不过那琴声还是能让我从骨头里战栗起来。就在他们回家前，我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小提琴。当他们走进院子时，我蹑手蹑脚地钻进毯子里，假装睡着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想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我只是没法忍受日子又要变回原样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起了变化，改变了我对一切的看法。你也许会以为这是我哥哥逃跑引起的，但并不是这样。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那把小提琴。
自由，我发现它不仅能在奔跑中感受得到，它更在人的心里、头脑里和双手中。那天以后，我想方设法地要一个人待在家里。其他人前脚刚走，我就会到放毛毯的箱子里，翻出藏在毛毯下的小提琴，怎么高兴怎么拉。我学会了怎么一次拉出一个音符，但我并没给每个音符取名字。我开始把这些音调拼凑起来，拉出成串的音调，这声音让我心里发痒。爸妈或是姐姐回家时，我不得不把琴藏起来，这让我难受极了。有时，如果风向正好，就算他们在家，我也会偷偷把琴带到屋外，跑到树林里练习。我总是留心着风向，好让我的音乐可以随风飘向空旷的西边，这样就不会有人听到了。但有一天，风向可能变了，又或许我妈妈的耳朵比爸爸和姐姐的都要灵。当我回家时，我发现她盯着窗外，往西边看。她很兴奋，喘着气。你听到了吗？她大叫着。你听到了吗？我害怕被发现，立刻否认了。她很激动，爸爸花了好一会儿才让她平静下来。哄她入睡后，他在桌边坐了一个小时，头埋在双手里。我在屋里轻手轻脚地走动着，做家务。妈妈是因为我的音乐才这样的，我没告诉爸爸，心里感觉很糟糕。尽管在当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爸爸的绝望，他就这么独自坐在灯光下，双手抱头。但我还是知道，妈妈听到了我偷偷摸摸练习的乐声，而他却以为她出现了幻听。要是我和他说实话，他应该会好受些。但现在想想，我觉得当时自己作出的第一反应，也就是保持沉默，是我作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艺术家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我必须演奏，这比让爸爸好受些更重要。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此后变得更加狡猾，行事加倍保密。
毕竟，这个问题攸关生死。要是我没有发现音乐，我会死于沉默。妈妈要求越来越高，屋子里越来越安静了。很快，姐姐就逃到政府的寄宿制学校去了。可我还是个小孩子，要是爸妈整天都呆坐着不说话，还要我也这样做，那我的脑子里除了音乐，还能想些什么呢？我在脑袋里面谱曲，又在心里演奏，这样爸妈就听不到了，而我也拯救了自己。我编出的调子严格来说并不算音乐，只不过是孩童心里最纯真的情感罢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上学这件事。妈妈死气沉沉的，爸爸被传染上了，也跟着没了生气。就算你父母都健在，你还是会被抛弃，而且法子可多着呢。
家里养了两头母牛，我早晚都会去挤奶。我算幸运的，因为要是爸妈忘记做饭，起码我还有牛奶喝。有时，我晚饭就喝半桶带着泡沫的温牛奶，还会把薄麦饼在牛奶里浸软了吃。我不确定自己的胃是否真的受过饿，但精神上的饥饿却啃啮着我。我很寂寞。也差不多在那时候，我出了点儿事，平时温顺的母牛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它可能是被黄蜂蛰了，突然就猛踢起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踢碎了我的臂骨。痛吗？噢，当然痛了，我还记着呢。但我爸妈根本没想过带我去看医生，我想他们连我受伤了都不知道。我跟爸爸说了，但他只点点头，假装自己听到了，然后又开始忙他自己的事。
手臂痛得让我睡不着。那天晚上，我痛得没法分心，在炉子旁的毯子里呻吟。更糟的是，这样拉不了小提琴了。我想把手臂撑起来，但它却像布娃娃的胳膊似的垂了下来。最后，我想到拿一条布系着固定，也就是我现在还在用的法子。我那么小的时候就把折了的胳膊系起来了，现在还系着。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骨头就会这么长全了，落了个终身残疾。那时，我只知道系着它就能拉小提琴，拉小提琴救了我的命。所以，我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因艺术而变得畸形，但手臂的残疾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我。
我偷偷拉小提琴的事迟早会被发现，但被发现时我已经十二岁了。爸爸，妈妈，还有我早就习惯了像陌生人一样相处。我去上学了，因为管逃学的机构总算上门来找到了我。我现在的名字就是学校里取的。纯种的印第安孩子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一种保佑。夏门戈瓦是黑黄相间的蝴蝶，也算是他们接纳了我那“翅膀般的手臂”。一个修女告诉我，在圣母玛利亚的图画里，蝴蝶代表了圣灵。但即便如此，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名字。可我太安静了，根本没作出什么反应。年纪大点儿后，畸形的手臂让我很难为情，我不愿和人接触，也不交朋友。不交人类朋友。我真正的朋友藏在放毛毯的箱子里，那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朋友。但最终，我还是失去了它。
爸妈去做礼拜了。但那个冬日，教堂的炉子出了些问题。弥撒刚开始时，烟雾都飘了进来，灌满整个中殿，所有人都回家了。爸爸和妈妈到家时，我正拉着小提琴，沉醉其中。他们听着，站在门外像扎了根似的移不开脚步，大吃一惊。我没听到开门声，不知道他们听了多久。因为眼睛闭上了，也没看到开门时的光线。直到我感到他们身边卷起的一阵冷风，才转身发现了他们。我们都惊呆了，眼睛圆瞪。最终，爸爸首先打破沉默，问道，“多久了？”
我没作声，尽管我很想回答。七年了。七年！
他把妈妈领进屋，然后关上身后的门。接着他既焦急又温柔地说，“继续。”
我接着拉，停下来时，他一句话也没说。
被发现了，我觉得这已经是最糟的事情了。当晚我就把小提琴放好了。但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听到父亲发出的动静。我还没想清楚时就已经知道，最糟的事情还没有到来。我的表演唤醒了他，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才走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把小提琴也带走了。当我打开放毛毯的箱子时，发现琴不见了，我停止了呼吸和思考，失去了所有感觉。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就和妈妈一样。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珍宝，也不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日子变得暗淡无光，恍恍惚惚。我也许会一直这样下去，甚至变得比妈妈还要沉默，和她一起坐在黑暗的板凳上，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如果不是那个梦，我很可能就会一直过着那样残缺的生活。
那个梦很简单。有个声音对我说，去湖边，坐在南面的石头上。等着。我会来的。
我决定照着声音说的去做。于是，我卷好铺盖，带上些牛肉干和一块薄麦饼就去了，坐在南边的那块长满灰色苔藓的石头上。那块石头突出，延伸到水里，边上就是墨绿色的深水湖泊。在那块石头上，我能看到水面上的一切。我放下一些烟叶，敬献给神灵。我整天就坐着等待。苍蝇咬我，风在耳边嗡嗡地吹，但什么也没发生。夜幕降临，我蜷缩着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还等着。事实上，我又等了一天。我还是第一次露天睡在湖边，也开始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说这片湖无边无际。当然，从前我总是想，这湖是有界限的，它被石头围了起来。但大量的湖水不停流动着，暗流涌动。湖面上有六种天气，湖底下则是一片神秘的领域。每一个波浪都从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涌来，又流向未知的地方。我看到鸟儿长着奇怪的羽毛，是我从没见过的，它们途经这儿去别处。我聆听着水声，那是另一种音乐。我第一次被小提琴以外的音乐抚慰了。我敞开身心，吃着麦饼，喝着湖水，蜷缩在毯子里。我总共欣赏到了三个黎明。在那三个晚上，我看着星星在漆黑的天幕上各据一方。望着蓝色的地平线，我想我也许会就这么一直待下去。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地平线上有一小块被分开了，颜色变深了，慢慢向前漂来，我没怎么注意。那个斑点看似在前进，又像在后退，反反复复。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看到它，然后一个浪头把它推近。
那是一条独木舟。划船的人要么在船里睡着了，要么船上根本没人，就这么孤独地漂流着。它漂得更近了，我可以肯定上面没人。它在浪里是这么轻盈，慢慢地朝这儿漂来，又往另一个方向漂去。但无论多么反反复复，它最终仍旧漂向了南边的石头，漂向了我。我盯着它，直到清楚地看到船上没人时，我才想起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来到这儿的。梦里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会来的”。我急切地跳进了湖里，游向小船——这条手臂可阻挡不了我。就和其他男孩子一样，我学会了取长补短。尽管我划动的姿势很古怪，却十分有力。我想，小船可能系得不紧，脱了锚，但上面也没绳子的痕迹。划船的人不知去哪儿了，小船没了主人。也许是浪太高了，把它从岸上冲走。船主把它拖上岸时，也许还觉得挺安全。我把小船推上了岸，把它拖在身后，卡在两块石头的缝隙中。然后我才朝里望了望，看到了里面的东西。船头的横木上绑着一个富有女性曲线的黑色盒子，两边都有黄铜锁锁着。
我的小提琴就是这么来的，夏门戈瓦一边说，一边抬起头盯着我。他笑了，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所以我不会再拉其他小提琴了。
① 爱德华·柯蒂斯（1868—1952），专门拍摄美国西部和印第安人的摄影师。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