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政、晓华    更新时间:2017-05-25 15:25:33

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些,而不是相反,像一些理论仍然在做的一样,或者视当今的文学现实状况于不顾,或者以自己过时的理论和立场强作解人。不可否认,古代的文人文化,现在的知识分子文化都对俗文化、对大众文化抱有成见甚至敌意。除了美学趣味上的分歧之外,可能还有对权力、地位与利益的占有欲和对这些可能失去的恐惧。约翰·凯里早就认为,自教育普及化和报刊业兴盛后,读写不再是精英的特权,特别是报刊培养出了市民趣味后,知识分子被冷落了,“大众报纸构成了一种威胁,因为它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完全忽视知识分子,并使他们成为多余的人。”(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于是,知识分子心生怨气,产生了对大众与大众文化的普遍仇恨:“梦想大众将灭绝或绝育,或者否认大众是真正的人,这都是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虚构的避难方法。更激烈、更实际的避难方法则是如下的建议:阻止大众学习阅读,以使知识分子重新控制用文字方式记录的文化。”(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当他们不可能阻止大众文化时,只能加大写作的难度,从而将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并运用自己在教育、制度与学术上的话语权贬低大众文化,造成后者的自卑,以达到保存自己的脸面与利益的目的。事实上,专业与职业的文学并不只是因为其审美优势而获得地位,许多非文学的因素一直是文学的支撑力量,所谓“纯文学”就一直没有纯过,各种权力和利益一直是文学的潜在或显在的影响力。而文学也参与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文学与非文学是相对的。我觉得本质主义要不得,但历史主义却是需要的。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都认为,文学从书写物中独立分离出来是文学的进步,文学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写作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其实,这一历史非常短,更长的历史是文学与其他书写不分彼此地共存共荣。而且,当你想当然地以为文学已经独立时,其实文学在文学以外顽强地生长着。是历史地、变化地看待文学,还是以现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观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我主张前者。前几年我就呼吁要重视埃伦·迪萨纳亚克有关“书写过度”的理论。迪萨纳亚克从她的物种主义美学立场出发,认为人类本来建立在自在状态的审美关系到后来被打破了,艺术变成了一桩越来越艰难的事情,她在乔治·迪基和阿瑟·丹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由批评家、商人、画廊拥有者、博物馆的董事、馆长、艺术杂志编辑等组成的一个艺术界,是为一些事物与对象赋予“艺术作品”的地位的策源地。艺术家们创作的东西是“欣赏的候选物”,只有艺术界买了它们,卖了它们,书写、展示了它们,它们才能被确证为“艺术”。至少从现代主义美学发生起,广义的批评家们的过度书写越来越严重地将艺术从人们的现实中分离出去,乐此不疲地无限夸大艺术与生活的对立与差异。艺术的含义并不是靠普通人的认知被感受,而需要通过专业人士的阐发才得以揭明,艺术接受成了越来越高深而专业的工作。而艺术家们被这套编织得日趋严密的权力体制束缚钳制,只能拚命按照这样戒律的旨意凌空蹈虚,殚精竭虑地强化作品的非经验化,非现实化,这是另一极的过度书写。两极的过度书写相互激荡攀升,导致艺术与人本越来越远。

这一过程也可以描述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包括中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为什么当时曾有理论批评的空前繁荣?为什么有如火如荼的先锋文学运动?为什么又有了理论制造创作的说法?这便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当典型的两极书写过度。按迪萨纳亚克的阐释,过度书写导致同时也加剧了语言—符号崇拜现象,这种现象到了后现代主义那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利斯·米勒就说:“不存在先于语言的‘在世界和时间中生存的经验’之类的东西。我们的一切‘经验’都被语言渗得透之又透。”(转引自(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从来不可能抵近或到达一个没有经过中介的现实。在我们与我们对不用言词而占有意义的向往之间存在着无法改变的、不可逾越的间隙、裂缝和断裂。结合永远被延迟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延异存在于我们和其他一切之间”((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经过后现代主义阶段,“由识字促成的客观性和无根性现在变成完全的隔断和不在场”((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这样的描述与中国曾经流行的理论是多么的相似。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一理论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语言即现实”,“语言即本体”,它从索绪尔有关所指与能指关系的理论出发,尽可能地夸大能指的地位,将文学描述为一种在能指层面自由滑行的符号活动。文学成了断线的风筝,它脱离了大地,在无限的天空任意飞翔。于是,专注于形式,专注于创作者对语言的感受,营构一座座语言的迷宫,写作成了个人的不及物的游戏,技术的探索、演进与积累被解释成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文学与艺术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迪萨纳亚克指出,艺术要比识字历史久远得多,“艺术是表达、表现和强化一个群体最深层信仰和关切的仪式庆典的永恒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群体意义的载体和群体一心一意的激励者,与仪式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是群体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传统社会中,‘为生活的艺术’而非‘为艺术的艺术’才是通则”。“艺术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和必需的行为,就像其他普通又普通的人类职业和使人专注的事情,如交谈、工作、锻炼、游戏、社会化、学习、爱与关心一样,应该在每个人身上得到认识、鼓励和发展。”((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我们现行的文学体制、理论体系,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难道不应该反思?“过度书写”提醒我们警惕被我们拚命维护的文学形态对文学的伤害。已经说不清有多少年了,人们一直在这样的形态下表达文学的审美经验,有许多抽象出来的标准和要求,用以评判、区别文学与非文学,来决定怎样的书写者是作家,而其他就不是,包括文体、修辞、表现方法、语言风格等,都被整合进相对固定的方式将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格式化,通过长期的反复的教育来训练人的感觉,通过文学史指定的作品将人的阅读圈在其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文学理论与批评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正如迪萨纳亚克所论述的那样,“当书写和理论创造了‘艺术’这个概念、用‘艺术’这个标签来为所赏识的候选者命名并以此构成艺术时,那些书写和理论化的人本身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些概念和标签,好像概念和标签是重要的界定特点,是艺术的本质”((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如果明白这些,再跳出圈外去看看民间与基层的文学现实,就不会再死抱着那些概念和标准不放了。

行文到此,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客观地描述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中蓬勃的文学生态,二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学生态长期被忽视的原因略作分析。毫无疑问,我对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的文学存在是抱有同情态度的。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问题,也不意味它们无需反思。事实上,在这方面确实需要警惕民粹主义与反智倾向。也就是这些年的调查和观察,我以为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存在着不少令人忧虑的状况。

当我们为海量的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所欣喜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思想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我不是在所谓文学质量上来衡量他们的写作,而首先是在价值层面上表达我的遗憾。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如今的情形是,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敝履……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如果揆诸历史,民间常常守护着传统的价值,或者会提出新价值观,但在目前的中国民间,确缺少这样的力量与动因。这在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宣泄式、怨怼式甚至破坏式写作成为潮流。而事实上,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如前所述,我之所以强调民间写作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它们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路径,但恰恰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地方抑或是无名或隐名写作,都还不能说能够担此重任。

虽然我们对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表现出同情,并呼吁文学界的广泛承认,这也是他们的愿望,但这种承认的前提应该是他们的自信,但情况可能不这么简单,而其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对自身写作与存在的怀疑。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比如文学认同的弱化。现在的乡村也罢,城市也罢,大众的趣味基本上被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强势吸引,文学在他们中间很难生根。还有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学术体制、精英文学等“高大上”的文学观严重侵害了地方与个人的写作。细较起来确实无可奈何,比如不按照现行的文学制度去写作,如何出版?如何发表,又如何参与评奖?而对许多写作者来说,不管是现行文学制度,还是市场,都是有诱惑的。有一种误会需要澄清的,就是网络写作似乎较为自由,其实并非如此。每个有志于网络写作的写手首先要在乎读者的趣味,他们是被市场,被点击量、订阅量左右的码字劳动者,个人的自由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写作者在基层很难坚持持续的写作,即使个别作家脱颖而出,一旦有了一定的名气也纷纷脱乡入城”(何平《农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生态持续恶化》,《人民日报》2012年7月3日)。这是一种双重夹击。所以,只要对地方文人的作品稍作观察就可以发现,同质化倾向非常明显,标准,写作目标,写作类型,以及文体等都是拷贝于现行文学制度中的文学,没有显示出文学在民间的原创性。

我是在分工、身份、文化空间等意义上使用“民间文学”这个概念而不是学术界的固有指称。不管是地方,还是无名或隐名写作,它们都是在民间。而非民间的拷贝式写作只能是一种丧失了自我文化身份与主体性的“他者的写作”,可惜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状况。这从江苏地方性文学刊物的栏目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来,像《青春》、《翠苑》、《太湖》、《连云港文学》、《大风》等地市级文学刊物固然基本上是传统文体的四分法,不管有些栏目名称有多大改变,比如“虚构文本”为小说,“抒情时代”为诗歌,“记忆与叙事”为散文等。即或县区的文学刊物也大多是这样的文体划分,如张家港的《东渡》,体量最大的三个栏目分别是“最小说”、“散文吧”、“诗歌潮”,评论放在稍后,名为“新视角”,典型的四分法。当然也有不为四分法所束缚并且有实质性文体突破的刊物,如江阴市的《雪浪湖》,它只设五个栏目,分别是“文选”、“论语”、“野草”、“诗经”、“访谈”,打破了传统的文体界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划分文体,企图寻找到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话语方式。还有就是在陆文夫手里创办的《苏州杂志》,它几乎谢绝了传统的四大文体,只为苏州地方来设置叙事的空间。它的栏目也不是很固定,我手边的是今年的第三期,栏目分别是“人与城”、“门前的茶馆”、“小巷深处”、“梦中的天地”、“书香苏州”、“林间路”、“美食家”。可惜这类刊物,这样的文体抵抗与文体创新,这样的贴近生活、贴近地方的话语策略太少了。

其实,话语方式的同质可能还不是最紧要的,紧要的在于内容的同质化。通过对地方写作的观察可以发现,地方知识分子对地方的书写正在日益退化。其实,地方的写作每天都在发生,但大部分又是与地方无关的。有的在重复非地方的话语,有的则是非实在的经验,更多的人迷恋于虚构的写作,唯独少有人去真实地叙述地方,为地方传神写照。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地方地位的降低,地方经验的贬值,地方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通用化、标准化和模仿化等都是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方身份认同感的急剧下降。作者们都生活在想像的空间中,城市、现代化以及当下流行的东西成为所有人生活的理想和目标,所以,不仅是自己作为他者在写作,根本上是作为他者在生活,“他者的写作”与“生活在别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差异性的、为地方所特有的价值观被渐渐淡忘,所谓的地方性特色只不过是作为旅游等商业元素通过形象化而被消费。我们在太多的作者那里看到太多的异质性书写。一个生活在小镇上的青年作者数年沉湎于奇幻作品的营构,这当然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成为这个写作群体的共性显然是不正常的。而渐入中年的作者都有宏大叙事的强烈冲动,作品的叙事时间跨度动辄百年,许多人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焦虑在于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写出传之后世的不朽之作。地方的变迁是不是已经失去了书写的价值?仔细地考量并非如此,自然因素并没有本质改变,乡村小传统也很顽强,许多久远的经验还没有褪色,还需要整理,总之,地方书写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样的状况同样存在于无名与隐名的写作中。日常生活一直在继续,与社会宏大事件同时存在的是大量的普通人与微事件,社区、家庭、行业、职业以及大量无法归类的模糊地带、灰色地带,都盛产着丰富而鲜活的故事。但是,人们的兴趣点总是被时尚所诱惑,又总是被政治或道德所迷惑或绑架。这主要也是由于对自身生活方向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成功人士的生活好像就是普通人的明天,而自己不如意的生活似乎与国家政治直接相关,唯一看不上的就是自己此在的状态,宁可通过想像遗忘自己,或通过高端言辞膨胀自己,这种对自身生活的否定根本上切断了民间写作的管道,阻隔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呈现,而日常生活恰恰在最细节化的层面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因为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是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总和,它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时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生态史和风俗史。一切其他生活的最终实现总是以日常生活的变化为最终目的的,因此,日常生活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它是起点,又是终点,它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最基本的细胞,因为它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秘密。所以,拒绝日常生活的写作显示的不仅是文学的缺憾,而且是伦理的异化与历史的虚无。

也许,这只是一种忧虑,还说不上绝望。进一步的思考是,有无干预的可能或措施?也许,它们的顽强本身就喻示它们可能具有的自我调节与自我修复功能。

它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社会的一种态度。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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